楊育才：軍工複合體系美國政治的幕後“大佬”

最近，蒂勒森和特朗普的關係成為美國媒體關注的熱點。一些傳聞稱，兩人的關係已經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在這些媒體的報道和分析中，繼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黑莉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蓬佩奧成為接替蒂勒森出任國務卿的又一“熱門人選”。而蓬佩奧也是一名美國退役軍官，這不由得會讓人覺得美國現政府中的“軍人”色彩又增加了一抹。

在財力方面，美國軍隊則成為受益者，美國參議院不久前以壓倒性優勢批准了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將向軍隊提供近70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依照這份國防預算，美軍計劃擴大導彈防禦力，減少關閉軍事基地。優先項目包括核打擊力量的維護、網絡作戰和防禦能力的提高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研製。同時，美國國務院於今年9月中旬批准並由防務安全合作局報告的2017財政年度武器銷售額為759億美元，刷新了近十幾年來的年度紀錄。不難看出，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是真正的受益者。

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新一屆政府的“行事”路線與以往相比發生了一些變化。傾向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的國內國際政策走上前台，被標榜為“美國利益至上”。白宮似乎不再強調美國對世界的“燈塔形象”和領導權，轉而作為草根代表，喊出了新時期美國民眾和社會意識中難以掩飾的“自我利益優先”呼聲，瞬間使一向虛偽的傳統精英感到難堪、尷尬甚至羞愧。

實際上，這一政策和民粹話語不僅表面上牴牾精英階層，更實際觸動了大資本的利益，華爾街所代表的資本權力和集團利益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軍工複合體的地位似乎還在逆勢提升，影響力有增無減。顯而易見的論據，就是前文列舉的：美國軍售總額在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裏快速上升，製造業迴流美國軍工產業成為重點;國會批准軍方預算數額龐大，顯示了軍工產業充足的贏利空間。這一切似乎不符合美國政治生態改變的邏輯，理解這一現象需要從現實主義的客觀角度去分析。

第一，不能過高估計特朗普上台可能帶來的美國政治變化。美國有分權制衡的政治架構，大資本當道、華爾街大佬操縱國運權柄的奧妙，在於通過院外集團對國會的影響、把控，在於直接由投資人利益決定的媒體——“第四權力”對民意的引導。

且不説作為大房地產商的特朗普本人也是資本家，即使他真能超越自身階級利益，要真心做一個“勞工天使”，他也只能在既有的國會握有最終權柄的權力架構下行事，近乎單槍匹馬地挑戰主要由媒體和精英決定的媒體輿論的“風車”。雖然以民粹代表的名義上台，但上台後的特朗普依然難以脱離傳統的政治軌道。這一點看似超出了特朗普“民粹主義政治代表”的民主規定性，實則有着邏輯和現實的可能性。

第二，需要從美國的權力機制理解軍工複合體本身的政治分量。在長期對外擴張利益的過程中，美國投入到軍工生產和貿易的資本大發橫財，並不斷鞏固在美國政治架構中的地位。今天，軍工複合體是大資本陣營中的一個突出板塊，由企業、政客、軍方、國會院外遊説者和輿論界共同構成的超級利益集團，影響遍及經濟、政治和社會各領域。由於擁有深度鉗入美國政治的機制，軍工複合體成為美國政治不可排除、不可替代的幕後力量，強大到足以塑造美國的政治生態。頻繁發生的槍擊事件和民眾遊行都不足以讓政府在禁槍問題上前邁一步，顯示了軍工複合體利益的政治強勢。

第三，軍工複合體的能量超大，緣於它與美國霸權利益和霸權戰略的捆綁。對外軍事強硬，並堅持以軍事手段壓制對手，支撐美元地位，支配全球貿易是美國霸權存在的基本動作模式。歷史上，軍工企業、五角大樓和國會形成利益關係的“鐵三角”，成為美國對外鷹派態度的力量支撐。

新時期，特朗普政府要通過製造業迴流的再工業化提振美國經濟，但“霸權漁利”的模式依然重要，不會輕言放棄。相反，在霸權衰落跡象顯露的條件下，華盛頓為打壓重要競爭對手，可能傾向於更多地採取軍事手段以應急。而只要堅持霸權利益，美國政治就無法擺脱軍工複合體的影響。分析近年來美國對台軍售、軍援以色列、保持龐大海軍編隊、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等，無不與軍工複合體的利益相聯繫。

第四，軍工複合體的影響力，也由它作為美國製造業組成部分的國內經濟地位所決定。軍工生產和軍火貿易是美國經濟的一大支柱，在美國爭霸權和推行霸權數十年過程中，軍事經濟對美國經濟結構的影響不斷擴大，美國國內經濟已經形成高度依賴軍工產業的慣性。對地方經濟，包括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和就業意義重大，軍工複合體的利益與美國地方政府和社會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產業的興衰影響國計民生。

也因此，軍工複合體對大眾輿論的影響能力也舉足輕重。凡此種種，決定了特朗普政府暫時根本無力撼動軍工複合體的地位，相反需要藉助軍工產業的發展和軍火貿易穩定自己的地位。

長遠看，在特朗普民粹主義傾向的政策框架下，政府與軍工複合體的關係存在角力的一面。首先是民粹主義的税收政策可能要求削弱軍工企業的超額利潤，在民生艱難、大眾對華爾街勢力怨氣沖天的背景下，特朗普當局“抑富濟貧”的政策難以獨獨對民憤極大的軍工複合體偏愛有加。

其次是霸權衰落背景下，美國的全球戰略收縮也可能帶來不確定的影響。主要是軍費開支和軍火貿易環境的變化，可能影響軍工複合體生存的條件和模式。特朗普政治與美國軍工複合體的前景究竟如何，一如美國霸權的命運走向，還需拭目以待。(作者是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