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弘軼：歐洲為何跌入“民族自決”泥塘？

2017年10月1日，加泰羅尼亞公投就是否從西班牙王國中獨立出來舉行了全民公投，計票結果顯示90%的選票支持獨立。

這一事件不禁讓人聯想起蘇格蘭獨立公投，這兩者有很多的相似點，兩個地區都擁有高度自治權、有自己的語言、歷史上曾經以獨立國家形態存在……早在蘇格蘭獨立公投之時，各國就擔憂蘇格蘭獨立公投會推倒地區獨立運動的多米諾骨牌。除了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歐洲各國內都有謀求獨立的“頑固分子”，兩個地區的公投不禁引發出了對一個問題的思考：為什麼歐洲總是在舉行獨立公投？

一戰以後，“民族自決”在威爾遜的“十四點”中被提了出來。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這讓各個國家選擇自己國家地位和權力具有了合法性，歐洲的獨立公投本質上便是其體現。

近代以來，民族國家是主權國家的主要形態，其國民效忠的對象是有共同認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體制，簡而言之，人們效忠的是“民族”這樣一個並不以客觀物質形式存在的概念。對民族的認同感根源於可以是傳統的歷史、文化、語言或新創的政體。

民族自決行使的前提是民族的界定。關於民族界定，有一些常見的標準。包括外在直觀的標準——外貌特徵。語言也可被視為一種劃分民族的標準，語言是文化文明的載體，語言帶來民族差異，尤其是思想的差異，有了語言就有了區別我和他者的明顯標誌，多民族國家的地方劃分很多時候就是以使用語言來劃分的。歐洲語言多樣，包括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在內的眾多地區都有自己的語言以及文化傳統。

此外，歷史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抗的歷史往往帶來民族矛盾。從歷史上看，歐洲的外交史充斥着大國犧牲小國利益的不光彩。古代的歐洲並沒有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歐洲主要國家的各個地區以規模較小的公國、侯國和伯國形態存在，各個政治體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獨立，中央的君主對於地方的控制力弱，因此各地區都形成了很強的自我認同。到了近代，為了媾和和維護歐洲均勢，大國常以小國為籌碼與其他大國交易，小國的歸屬無法由自己主宰，反而淪為了大國隨意擺弄的玩具，被隨意劃分給某個大國。一戰前後，歐洲大國德國、奧地利、俄羅斯等國的領土面積都達到了歷史的一個巔峯，歐洲主權國家的總數減少，在這背後，是眾多歷史悠久、有自生文化的封建分封小國被吞併的現實，因此一戰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這些矛盾的集中爆發。但是一戰並沒有解決這些矛盾，大國依舊主導了戰後秩序安排。

本次舉行獨立公投的加泰羅尼亞將西班牙視為他者就有着濃厚的歷史因素，它因為王室的聯姻而併入阿拉貢王國，又在西班牙的統一進程中不斷被邊緣化，商業競爭優勢弱化。歐洲的很多地區都有過這樣的歷史。有類似情況的還有德國的巴伐利亞。巴伐利亞以天主教信仰為主。在普魯士和奧地利爭奪德意志主導權的過程中，以巴伐利亞為代表的南方諸侯始終站在奧地利一方，並最終成為了普魯士統一德意志的失落者。但是在戰後安排中，巴伐利亞依舊屬於德國而不是獨立或者與關係更為緊密的奧地利合併。歐洲國家如今的窘境一定程度上是在為舊外交付出代價。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經提出過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意為民族不是客觀存在的，是人定義出來的，人們因為一定的利益聚在一起而形成民族。因此，民族的界定帶有一些隨意性，有共同利益的一個羣體就可以自稱為一個民族。一旦收益下降，離心力也就隨之上升。

經濟危機是當前歐洲跌入獨立公投泥塘的現實因素。西班牙在歐債危機中被列入了“歐豬四國”之一，國家瀕臨破產，年輕人失業率一度超過了25%，整個國家瀰漫着對經濟絕望和不安的氣氛。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地區，以16%的人口貢獻了20%以上的總税收。但是其貢獻的税收在平衡體制下更多地被分配給了較為貧困的地區，而其自身卻不能得到對應貢獻的國家下撥經費，教育和醫療等社會福利開支還要依靠自治區政府籌劃。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班牙國家債務信用整體下調，導致加泰羅尼亞無法獨立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紓困。

“民族自決”在一百年前萌生時就是歐洲多民族國家的噩夢，如今這個噩夢還在繼續。歷史帶來的影響難以消退，對於歐洲來説，維護國家統一和地區穩定的良方依舊是積極治理經濟。(作者是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