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大格局

近日，有關部門在構建誠信、懲戒失信上再次出擊。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與銀監會聯合下發通知，點贊江西“法媒銀·失信被執行人曝光台”，提出創建完善失信被執行人曝光平台。通知強調，各地有關部門要加強分工協作，建立暢通有效的溝通聯絡機制和長期穩定的合作管理機制，明確相應工作職責，強化日常規範管理，確保平台的快速建立和穩健發展。

“人無信不立”是傳統道德規範，誠實信用更是超越個人操守，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支點。然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由於劇烈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基層共同體疏離、個人活動與經濟行為的高度流動性、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的投機與逐利，社會主流價值觀遭受嚴重衝擊，言而無信、有約不履、欠債不還、摻雜使假、惡意欺詐等失信行為滋生蔓延。而信用體系不健全、失信懲戒制度供給不足，甚至“老賴”連法院生效判決都拒不執行，導致“執行難”成為人民法院面臨的棘手難題，損害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也更加破壞社會誠信，妨礙社會經濟正常運行。

為解決“執行難”，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0年就出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經2015年修訂後，與2013年公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佈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一起，成為我國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懲戒失信行為的重要司法努力。最高人民法院還主動向有關部門和協作單位推送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截至去年8月31日，共限制失信被執行人乘坐列車155萬人次，乘坐飛機470.5萬人次，66900多人被限制擔任各類企業高管。江西“法媒銀”系統，在很大程度上講，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公佈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思路的一個典型體現。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也於2006年3月成立。2013年《徵信業管理條例》出台，是我國第一部關於徵信業管理的行政法規。隨着誠信被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各地各部門對信用體系建設日益重視。中央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國家部委以至企事業單位，紛紛簽署各種形式的信用建設合作備忘錄，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誠信體系建設。

但目前，這些努力仍然呈現出碎片化的特點。信用體系建設各自為政，不能形成全國一張網，不能形成個人與企事業單位一個證，各部門各單位依然存在信用信息孤島。金融、海關、税收、司法、教育、工商、質監、食安等各部門，各行業相互之間及其與電子商務(如芝麻信用)、分享經濟(如共享出行)等市場機制之間，依然不能實現信用信息的充分互聯互通。一方面無法形成對個體、單位信用的全覆蓋，不能滿足懲戒失信需要;另一方面也導致個人信息安全保護不足，隱私被侵犯嚴重。特別是關於信用體系建設與懲戒失信的國家法律迄今尚未出台，也使得信用體系建設與懲戒失信難以形成權威的頂層設計，對失信行為難以形成常規、確定的懲戒，導致現有信用建設形成破窗效應或漏斗效應，難以真正奏功。因為現代法治的常識是，懲罰不在其嚴厲性，而在其必然性，要形成違法必受懲罰的穩定預期。否則，再嚴厲的懲罰也無法避免僥倖心理與投機行為。

從國外來看，歐美已經有一百多年的信用體系建設歷史，形成了以美、英為代表的私營徵信系統模式和以法、德為代表的公共徵信系統模式。但無論哪一種模式，都強調政府、企業等社會各主體之間的信息共享，強調健全法律，統一個人信用信息的蒐集、整理、分析、評估、公佈、更新、刪除以及個人隱私等信息保護的標準與規範。美國關於信用體系建設已經出台16部法律，歐陸各國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用法律體系，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因此，按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與銀監會通知所要求，搭建省級、甚至在條件允許下的縣級失信被執行人平台，在黨委領導下各部門形成合力，將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嵌入本部門的管理、審批、工作系統，對相關信息實現自動比對、自動攔截、自動監督、自動懲戒，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將碎片化的懲戒失信制度串成線、連成面、織成網，形成體系化。進而，通過科學立法、完善制度，使得大到拒不履行生效民事判決，小到地鐵逃票，都能被納入信用體系之中，相應懲罰既無可逃避，又程度合理，從而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失信懲戒大格局，才能讓失信懲戒機制真正科學管用，實現讓失信者寸步難行的目標。(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