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國正在用“臉書”反抽自己的臉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刊文探討“失控”的臉書(Facebook)，文章説臉書已成為一台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廣告機器，俄羅斯將其作為影響美國大選的事實，有可能徹底動搖該公司的根基。撰文的記者大概忘記了從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亞，到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以及俄羅斯、中國、伊朗這些國家曾經遭遇的各種干涉，並在不經意間説出了三個寶貴真相：

第一，臉書道歉的，以及被美國政府和歐美媒體不斷聲討的“假新聞”“社交媒體操控”，一直以來就是美國希望並通過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對其他國家實施的國家行為。 可見，只有在服務於歐美國家外交政策與對外戰略時，臉書才被認為是“可控和安全”的。

2010年1月，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在國務院宴請谷歌、微軟、推特等諸多公司高層，與會成員在晚宴後於《赫芬頓郵報》刊發實名博客，題為“臉書、推特、優兔是外交的工具”。還是希拉里，她在擔任國務卿期間，大力推動“互聯網自由”戰略，鼓勵其他國家民眾，尤其是被美國定義為不民主國家的民眾，用互聯網推動政治變革，實施“顏色革命”。

更早之前的1995年，美國國防部負責隱秘行動和顛覆性行動的副部長辦公室戰略顧問撰寫《互聯網：戰略評估》報告，明確指出美國可以通過互聯網投送信息，實現非對稱的心理作戰。可以説，臉書做出道歉，是承受巨大政治壓力的結果。讓扎克伯格為希拉里的敗選背鍋，不僅是有失公允的，而且是怯懦和不負責任的。

第二，歐美國家的政府以及主流媒體，判斷是非的標準嚴格遵循“自我中心”的國家利益標準，對觸及本國國家利益紅線的行為嚴格説不。在其他國家面臨來自社交媒體的假新聞或謠言的衝擊時，它們則將此稱為“互聯網自由”，認為媒體應該遵循新聞專業主義，摒棄國家利益標準，並譴責其他國家政府任何試圖管控網絡謠言的行為。

當這種衝擊超過預期，返回到歐美國家國內的時候，無論是前幾年的“佔領華爾街”、維基解密、斯諾登披露“稜鏡門”，還是2016美國總統選舉出現意料之外的結果，被發現俄羅斯黑客可能介入的證據，歐美國家的政府以及主流媒體毫不猶豫地扔掉了新聞專業主義，嚴格以本國建制派認定的國家利益為指導，遵循政治正確，以標準的意識形態化的刻板印象對材料進行加工報道。

包括此次《金融時報》的刊文在內，嚴格遵循“國家利益看門狗”的行為準則進行報道，讓所有真誠的讀者相信：這種事情只有俄羅斯干過，歐美國家從來沒有做過;以及這種事情只能是歐美國家對其他國家幹，其他國家除了逆來順受之外，不能、不應、不可、不該做出任何回擊。這種“蜜汁自信”，也確實讓人歎為觀止。

第三，定義歐美國家利益的權力掌握在建制派手中，歐美主流媒體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站在建制派一邊。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是一場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的激烈較量。這場較量包含兩個場域：一個是計算實際票數的現實場域，另一個是理解現實的輿論場域。建制派輸掉了選票，但是拒絕承認失敗，試圖在輿論場重新建構事實，並在輿論場贏回在現實中輸掉的戰爭。這種做法不新鮮，一如20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用蘭博在電影屏幕上贏回輸掉的越南戰爭一樣。這種做法本身同樣具有顯著的外溢效應，即明確地告訴全球，定義歐美國家利益進而判定行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權力，始終掌握在歐美國家建制派以及與建制派保持高度一致的主流媒體手中。

臉書的道歉，《金融時報》對其道歉的解讀，以及相關概念的建構，比如用假新聞取代謠言，用誇大政治廣告的作用取代對現實政策的反思，以及完全無視歐美國家實施進攻性互聯網自由戰略的事實等，都是這種遊戲規則的典型體現。

而透過《金融時報》這種認為臉書“失控”的文章，我們應該看到的是美國正在遭遇“互聯網自由”的反噬。這種反噬的出現，源於美國不經意間充當了無意識的歷史之手，同時又試圖以錯誤的方式去馴服和掌控互聯網。美國的問題，在於錯誤地認為可以將互聯網作為單一國家的外交政策工具，用雙重乃至多重的標準加以不負責任地使用，而完全不用擔心由此導致的反噬。

但顯然，真實情況是，美國國內早就存在的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導致的階層問題，同樣可以被互聯網放大。美國對其他國家實施的“顏色革命”策略，可以被有效地仿照、學習並複製在美國自身。美國政府本質上並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時代的政府治理能力，更多的是基於個人和黨派的政治需求，通過網絡進行單向的政治動員。在能力不足又極度傲慢的心態下，最終導致玩火自焚，“互聯網自由”的首倡者極具諷刺意義地被對手用互聯網擊敗，又不願意承認事實，不能從自身找原因進行有效反思，進而不惜冒着社會撕裂不斷深化的後果持續進行質量低劣的政治惡鬥，這確實有些出乎意料，並且有日趨不堪入目的發展態勢。

對其他國家來説，這種反噬是一種難得的經驗和教訓。包括中國在內，各國都有理由藉此機會認真思考如何實施有效國家治理的問題，也有必要思考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確保互聯網的發展真正能夠造福人民，推動可持續發展，而不是成為某些國家謀取私利以及政治惡鬥的幫兇與工具。(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