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印日關係進入“蜜月期”？

2017年9月13—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印度，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第十次會晤。印日雙方簽署15項合作協議(備忘錄)，涉及經貿、投資、人文交流等領域，並發表了一份共同聯合聲明。從具體成果上看，進展並不算很突出。但安倍與莫迪的互動卻顯得頗為耀眼。莫迪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歡迎儀式，尤其是八公里的公路表演和數萬名當地民眾的夾道歡迎，凸顯兩國日益提升的戰略伙伴關係。安倍晉三稱，日本願成為“印度永遠的朋友”，而莫迪則在推特上表示，“我相信日本和印度的關係將是世界上最具潛力的雙邊關係，我已經下定決心推動印日兩國共同領導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甚至世界，走上和平和繁榮的道路”。

印日關係在曲折發展中逐步交好

印度和日本的關係發展並不存在太多的阻礙因素,甚至兩國在歷史上就有親近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幫助並支持印度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抵抗英軍。而且，在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印度法官拉達比諾德•帕爾(RadhabinodPal)由於同情日本而要求裁定二戰的全部被告戰犯無罪，日本不少人至今仍對此頗為感激。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專門拜訪鮑斯和帕爾的後人。

印度獨立之初，印日一度交好。1949年印度給日本的東京動物園送去兩頭大象，慶祝日本獲得新生。1951年，印度邀請日本參加在新德里舉行的第一次亞運會，並且同年還拒絕參加舊金山和會，理由是印度認為《舊金山和約》損害日本主權的完整。1952年，印度和日本簽署了和平條約，兩國正式建立邦交關係。1955年，印度還邀請日本參加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同時，由於印度鐵礦豐富，為日本鋼鐵產業輸送了大量鐵礦石，也起到幫助日本恢復經濟發展的作用。正是在此情況下，1957年5月，岸信介訪問印度;1957年10月尼赫魯訪問日本。一年後，日本開始為印度提供日元貸款援助，印度也成為首批接受日本金融援助的國家。

然而，冷戰的大格局決定了雙方關係發展的基本維度。尼赫魯奉行不結盟外交，試圖獨立於兩大陣營之外。後來又逐步倒向蘇聯陣營。而日本的外交基石一直就是以作為美國緊密盟友為基礎，同美國緊緊捆綁在一起。因此，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爆發後，儘管美國傾向於支持印度，但是日本卻繼續保持中立;1965年印巴戰爭爆發時，日本也是採取如此立場。加上印度倒向蘇聯後，朝着更加內向封閉式的經濟發展道路，使得兩國的關係漸行漸遠。

冷戰結束後，印度提出“向東看”政策，大力發展同東亞國家的經貿聯繫，日本的重要性也隨之提升。然而1998年印度進行核試驗，導致兩國關係降至歷史上的最低點。日本不僅參與制裁印度、中斷兩國政治交流、停止對印經濟援助，並且在多邊場合，如八國集團(G8)中譴責印度。但是，當美國迅速調整對印政策，特別是2000年克林頓首次訪問印度，迫使日本不得不面臨又一次被“越頂外交”的尷尬境地。因此，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也訪問印度,宣佈建立“面向21世紀的全球性夥伴關係”，隨即取消對印度的制裁，重新將日印關係帶入到熱絡的發展軌道。

儘管如此，日印關係仍舊保持着不冷不熱的狀態。直至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上台後，將印日關係推進到了新高潮。安倍晉三上台前，他就在《致美麗的國家》一書中稱，如果“十年後，日印關係取代日美關係和日中關係”，他一點都不會驚訝。更具標誌性的事件是，2007年安倍訪問印度時，史無前例地在印度議會做了“兩洋匯聚”(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演講，並特別指出：一個強大的印度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同樣一個強大的日本也是最符合印度的利益。也正是在安倍執政時期，積極推動了美、日、澳、印的四國對話，並且在2007年開展了首次美日印澳新五國的“馬拉巴爾”軍事演習。

隨後日本“走馬燈似”的換領導人，也影響了日印關係進一步提升的步伐。直至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提出“民主安全菱形”，試圖構建貫穿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聯合陣線”，其中平衡中國的意味尤為明顯。印度也看到了“老朋友”的再次上台。2014年1月，安倍受邀成為印度“共和國日”主賓，這也是日印歷史上的首次。2014年9月，莫迪訪問日本時，兩國確立了“特殊的全球戰略伙伴關係”(Special Strategic Global Partnership)，印日關係迅速升温。尤其2017年4月日本眾議院通過了《日印核能協定》批准案，7月20日條約正式生效，更是解除了阻礙兩國合作的絆腳石。而在此次中印洞朗對峙期間，日本是唯一一個私下對印度表態支持的大國，印日關係發展為“蜜月期”更加具備了現實的催化劑。

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加速印日接近

之所以莫迪和安倍的互動會如此“親密”，根本原因還在於他們都對亞洲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擔憂。其核心的關切是，未來的中國將在亞洲扮演何種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在亞洲的崛起勢頭不斷增強。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日本對這種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更加明顯。目前中國GDP是日本的2.5倍，印度的5倍;軍費開支則是印日總和的兩倍多。加上印日兩國都跟中國有領土主權的爭端，雙方希望通過相互走近來實現聯合自保。

另一個重要關切是，未來美國將在亞洲扮演何種角色？2017年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對美國的亞太盟友採取“扔包袱”的態度，不僅不再提及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而且還要求日本等盟友承擔更大責任，事實上更是加劇了日本的不安全感。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驅使印日接近，而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關鍵推手作用的則是安倍晉三。事實上，冷戰結束以來的日本領導人，在“親印”問題上一直是存在搖擺的。而安倍無疑是其中最為親印的日本領導人。

印日“蜜月期”的戰略粘合劑

印日兩國在具體的合作領域中找到了諸多的相似點，而這些都體現在安倍的訪問成果之中。

首先是印度的新幹線高鐵建設。2017年9月14日上午，安倍和莫迪共同出席了連接印度經濟中心孟買和艾哈邁達巴德之間的高速鐵路的奠基儀式，這也是印度境內首條即將投入建設的高速鐵路。這條新幹線高鐵對日本意義重大。2015年中日競爭印度尼西亞高鐵項目時日本落敗，安倍迫切需要為新幹線樹立一個“國際形象工程”。2015年底，安倍晉三訪問印度時，兩國簽署了建設協議，規定全長500公里的高鐵項目將完全採用日本新幹線系統，這也是日本第一次將新幹線系統整體打包輸出。日本不僅要提供技術和車頭等關鍵部件，還要為印度培訓大量鐵路方面的技術人才。

安倍的不惜代價，讓印度最為受益。整個新幹線高鐵項目約81%的資金，即1.8萬億日元將由日本低息貸款(約0.5%)提供，日本還破例把過去通常30年的償還期延長到50年。並且，安倍還努力勸説莫迪在其他六條鐵路(連接德里、孟買、加爾各答和金奈四個經濟中心)中全部採取日本的“新幹線”技術，但是莫迪並沒有同意。一方面是考慮到高鐵項目的造價高昂，另一方面也緣於印度將鐵路線路改造和提速放在第一位，發展客運高鐵並沒有提到如此緊迫的程度。

其次是日印的經濟發展戰略對接。日本不遺餘力地幫助印度發展經濟。作為目前印度的第三大投資國，2016年日本對印投資47億美元，比2015年的26億增加了80%。日本此前還承諾將在2014—2019年總共投資350億美元，以促進印度製造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的發展。此前，印度媒體曾透露，日本計劃在印度不同邦建設12個產業園，包括卡納塔克邦、拉賈斯坦邦、古吉拉特邦、馬哈拉斯特拉邦、泰米爾納德邦、哈里亞納邦和北方邦的諾伊達。可以説，除了東部和東北部，日本計劃將投資和工業園遍佈印度。而推動日印經濟的全方位對接，一方面是看重印度的巨大市場和發展潛力，另一方面也是滿足日本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

為幫助印度經濟增長，日本還將開發援助(印度已經是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最大受援國)優先用於印度發展和投資的基礎設施，支持印度交通運輸網絡的發展，包括鐵路、公路、港口、電力和其他增進經濟區連通的項目。除了孟買至艾哈邁達巴德的高鐵項目外，德里至孟買工業走廊、清奈至班加羅爾經濟走廊以及印度東北部的互聯互通工程也是日本開發援助特別支持發展的項目。

再者，提升印日在重大問題上的戰略協調。2016年安倍提出了“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印度也在2015年提出了“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雙方正朝着努力坐實“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與“東進政策”之間戰略協調的方向發展。

一方面，日本與印度要合作建設印度東北部與東南亞(通過緬甸)基礎設施的連通，推動印度積極“向東行動”，抵消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這正是安倍訪印時兩國設立“日印向東行動論壇”(Act East Forum)的背景。東北部是印度“東進政策”的橋頭堡。在這一戰略下，日本要努力提高印度東北部的連通，以促進該地區的穩定和繁榮。2017年4月，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就與印度中央政府簽署協議，在“改善東北道路網絡連通項目”第一階段中，將提供超過6700億日元(約6.1億美元),用於建設米佐拉姆邦NH54公路和梅加拉亞邦NH51公路。8月3日，日本駐印度大使館與印度東北部發展部共同召開“發展東北地區的印日協調論壇”，除了助力印度的發展外，也幫助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的互聯互通。在論壇致辭中，日本駐印度大使稱，發展印度東北部具有戰略與經濟上的利益。

另一方面，日印共建“亞非增長走廊”，也是有意抵消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一方面，印日都希望在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問題上取得突破，而亞非國家是“大票倉”。另一方面，在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問題上，兩國也找到了戰略契合點。印度媒體此前就報道，日本和印度將確定在非洲國家建設經濟特區的藍圖。雖然安倍訪問後並未見到這一方面的實質成果，但是雙方在“亞非增長走廊”問題上是存在共同戰略利益的。

在構築美日印澳四方“同盟”的問題上，印日越來越形成了相似看法。日本一直極力遊説印度同意澳大利亞加入“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澳大利亞也至少從2015年就開始討論要加入該軍事演習。但在2017年4月29日第三次印度、日本、澳大利亞高官會在澳大利亞堪培拉舉行時，顧及中國的反對態度，印度並沒有同意澳大利亞加入今年的馬拉巴爾軍事演習。在洞朗對峙事件的背景下，不排除印度在日本的遊説下，同意在2018年正式形成美日印澳四方的“準同盟”機制。

印日關係的“蜜月期”對中國帶來的挑戰

印日發展“蜜月期”，對中國而言無疑是戰略上的考驗。不過，首先中國要保持自己的戰略定力。雖然印度可能在防務政策上針對中國的一面更加凸顯，但不會毫無顧忌地採取“反華”舉措。9月5—6日舉行的印度—日本年度防務部長級對話上，日本防衞相小野寺五典和印度國防部長賈伊特利達成共識，兩國將在反潛領域加強合作，明顯就有針對中國在海洋上的優勢的意味。但是，要看到二者的戰略目標也存在差異，日本謀求與印度的合作最主要是針對海上安保與防衞的合作，經濟合作是次要目標。而印度的主要目標是引進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來發展經濟，戰略及安全合作是次要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説，日本和印度都不可能完全奉行敵對中國的政策。

其次，也要客觀看待印日的經濟合作。對印度而言，最希望看到的是中日共同競爭印度市場，這樣印度才可能得到最大的收益。由於印度的營商環境目前才排在全球130名，日本進入印度的企業也難以完全地施展拳腳，在印的日資企業從未停止過抱怨。因此，即便當前日本企業蜂擁到印度開拓市場，從長遠看，也未必對中國對印投資造成損害。更重要的是，2016年日印的雙邊貿易額為150億美元，僅相當於中印貿易額的四分之一。

對於印日“亞非增長走廊”計劃，中國不妨靜觀其變。按照“亞非增長走廊”的框架，日本將在未來三年內提供30億美元投資，印度將在未來五年內提供10億美元投資。這樣的投資體量更像是在賺吆喝，難以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帶來實質性的挑戰。(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