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陽發佈瓦爾代報告中文版：誰是世界最大威脅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獨家**發佈瓦爾代俱樂部2017年度報告中文版
（翻譯團隊：楊福鼎、高曉雅、傅成昱、訾浩、李張毅）
作者
Oleg Barabanov
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俄羅斯聯邦外交部下屬大學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俄羅斯科學院教授
Timofey Bordachev
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大學歐洲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博士
Yaroslav Lissovolik
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歐亞發展銀行總經濟師，經濟學博士
Fyodor Lukyanov
瓦爾代俱樂部支持與發展基金會研究主任，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主編
Andrey Sushentsov
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外交政策分析小組主任，俄羅斯聯邦外交部下屬大學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應用國際分析系副教授，政治學博士
Dmitry Suslov
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大學歐洲與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
Ivan Timofeev
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規劃管理主任，政治學博士
目 錄
1. 構建創造力
2. “家庭作業”成為當務之急
3. 戰略輕率和政治合作
4. 安全“消費者”與安全“提供者”
5. 一個沒有老師的班級
6. 主權--再次重申
7. 行動指南——而非教條
8. 世界發展的不可分割性
構建創造力
衝突可以帶來創造力，這一觀點並無新意。早在2000年前，赫拉克利特就曾表示：“人們應該知道，戰爭是普遍的，真理亦是一場鬥爭，世界萬物都是通過鬥爭而產生的。”此後，柏拉圖充分的擴展了這一觀點。黑格爾幾乎是在嘗試理解衝突本性與其發展方式的基礎上形成了他的歷史哲學。
但是，正如黑格爾所發現的一樣，只有當衝突各方理性的接觸並解決問題時，衝突才具有創意。此外，縱觀人類歷史，運用理性解決衝突的能力本應代代相傳，且逐漸增強。
不幸的是，這種假設無從取證。此外，大型衝突正逐步分裂成小型衝突，即便各種各樣的衝突正紛至沓來。
在某種意義上，前蘇聯解體後，各種衝突變得越來越沒有秩序。事實上，全球體系中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博弈是與生俱來的。至少在理論上，兩者都是在鑄就相似的未來，對於未來，兩個體系在人權、技術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的描述大同小異。另外，兩種意識形態均堅信歷史“言之有理”，而每個有意識的個體都可以也應該左右歷史的進程及未來。實際上，唯一不可調和的分歧在於如何實現雙方都渴望的未來，所有其他的衝突都是次要的，只可作為這一系統性衝突中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今日的衝突似乎已經變成一個奇怪而令人費解的謎題，理性已無法解釋。這個難題包括分裂主義、宗教衝突、社會緊張、技術發展上的極度不平等以及方方面面的問題。當然，甚至連對未來共同的憧憬都無從談起。
令人感慨的是，對人類現狀的成因大家也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問題或許比戲劇性的政治變化更加嚴重。其根源或許可以追溯到二戰後的智力匱乏，例如後現代主義的崛起，它就曾試圖故意摧毀所有理性的發展目標。或許新興技術，尤其是通訊技術在其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可能也應歸罪於其他的因素，或是他們的總和。
然而，唯一的出路就是理性地分析世界、分析存在的衝突以及可能存在的創新含義。歷史應該符合理性，而這份報告正是從理性的角度分析當今局勢。創造的力量必須是可理解的。如果現在的情況屬於“創造性破壞”的話，那麼一個新的世界制度還能從目前的衝突中破蛹而出嗎？
Andrey Bystritskiy
瓦爾代俱樂部發展基金會董事會主席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説：`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耶利米哀歌第十六章第四節)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第九十二條。據説，路德正是在1517年10月31日將該文獻釘在維滕堡諸聖堂的門上
“朋友們，我們現在正面臨着明天就是今天的事實。我們面臨着緊迫的當前。
生活經常使人們衣不遮體，並因為痛失良機而沮喪。現在，我們有一條路可以走：
非暴力共處或者暴力共滅。我們必須走出猶豫，採取行動。”
馬丁·路德·金，1967年4月4日於紐約河濱教堂發表名為`超越越南-現在是打破沉默之時’的演講
五百年前，在1517年的深秋，34歲的撒克遜神學教授馬丁·路德發表了他的“九十五條倫綱”，旨在批判名為“協助聖彼得大教堂的建設以及基督教世界的靈魂救贖”的教宗詔書，該詔書允許出售贖罪券。隨之而來的關於悔改和救贖本身的爭議，不僅引發了世界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宗教分裂，也對根本的政治變革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這個神學上的糾紛為另一個歐洲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當時，歐洲政治幾乎是世界政治的同名詞。
一個新時代降臨了。風靡一時的普遍主義光彩不再，其曾經是歐洲政治的精神支柱。取而代之的則是民族自決與國家利益這一新興概念。伴隨着中世紀晚期媒體革命之父約翰尼斯·谷登堡印刷術的發明，書的印刷促進了知識的傳播，但第一本`暢銷書’是馬丁·路德的德語聖經譯本，這使得聖經的解釋與形式符合國民需求。他的譯本以大眾可以理解的語言為背景，把聖經的內容引入不同社會的公眾日常談話中。
歐洲不得不忍受了包括三十年戰爭在內的近一個半世紀的動亂和宗教衝突，直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這一新的國際關係制度的出現。其核心概念為國家主權，儘管在接下來的370年內人類歷經了無數浩劫，但這一基本原則保持不變。
歷史的類推法要麼有缺陷，要麼很危險，因為過去不能解釋未來。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在當前趨勢與以前的事例中找到一些共同之處。就像當時發生的那樣，普遍主義的時代(雖然很短)接近尾聲，一起退出歷史舞台的還有對共同創造整體世界的理解。主權再次成為焦點，怎樣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裏確保國家主權是一個問題，人們尚未設計出一個能夠替代傳統意義上國家結構的模式。對共同理解的迫切需要再次出現，普通公民與他們的領導層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同一種語言？他們對目前局勢瞭解多少？另外，同樣的概念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是否具有相同的含義？
瓦爾代俱樂部的報告中反覆論述有關上層和底層間普遍的和特殊的規則條例，並嘗試判斷在這樣一個存在眾多身份差距巨大、全球影響力和政治文化各異的玩家世界裏，是否有可能達到平衡。雖然我們前幾年提出的問題還未找到答案，但三年前首次提出的趨勢已經日益明顯。在本報告中，我們將嘗試描述其輪廓。
“家庭作業”成為當務之急
去年，瓦爾代俱樂部報告的最後一部分稱為“家庭作業”。因為世界上具備領導力的國家內部人民反對統治階級的日益全球化，國際進程與國內製約因素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我們一年前寫到，應是時候宣佈“停火”，以便各個國家可以顧及各自的內政。
然而，事與願違。一些大國渴望將精力放在他們自己的“功課”上，而無視他國的訴求。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將唐納德·特朗普送上總統寶座的“美國優先”政策則成為了國內事務高於外部事務的政治口號。這項“功課”要比預期難得多，完成它-甚至在多數情況下處理相互衝突的完成方法-將這些具備領導力國家的關注和精力消耗殆盡，以自我為中心成為主流趨勢。
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很明顯。各個社會中的羣體和人們感到不快、惆悵、困惑且擔驚受怕。對切實行動的訴求越來越多，人們要求國家迅速果斷實施有利於草根民眾的措施。無論他們代表哪一種政治模式，俄、美、中、印、英等國的決策者備受輿論的壓力，而現代形勢的大眾輿論傳播壓力使他們猶如泰山壓頂。無一例外，所有的政治家都深知馬歇爾·麥克盧漢那句至理名言，即媒體不僅僅是信息的發送者，更是內容的創造者。十九至二十世紀的經驗告訴我們，從下而上的壓力不可避免的會導致國家不斷加劇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削弱外部因素的重要性。簡而言之，每一名政客都想維持他的地位。在這方面，內部風險要比外部風險更具威脅性，因此政客們會將中和內部風險放在首位。
對“停火”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事實證明，注重國內局勢的政治家將在外交方面蟄伏的假設是錯誤的。恰恰相反，這些領導人將國際上的行動作為實現國內目標的工具，他們的外交政策也因此更加任性和局勢化。這隻會加劇世界的不穩定。
戰略輕率和政治作秀
世界正在回到赤裸裸的競爭時代。 這不是新的現象也不是致命性的。因為人類掌握了豐富的管理競爭關係和降低內在風險所需的知識和經驗——尤其是如果掌舵的領導人有能力並具備清晰的頭腦來進行談判的話。武力只是領導者可用的工具之一，以付諸武力來進行威脅是一種有效的議價籌碼。但是，真正使用軍事手段的行為需要而且應該受到限制。
現在，問題在於理性思維供不應求，世界政治更像是無憂無慮的歌舞表演。21世紀的利己主義極其危險，它維持着上一個年代忽視“歷史終結論”並揮霍“和平紅利”的狀態，從而導致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過於驕傲自滿甚至有時失去自我保護的本能。利己主義，這一在當前恣意喧鬧環境中特殊的表達方式幾乎已經成為官方的外交語言。
“不可思議的事情永遠不可能發生”，“國家之間永遠不會互相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這樣的大家未曾説出口的自大觀點現在已經取代了各個政治團體在冷戰期間經歷的不安感–這種不安感促使各國實施措施以確保“不可思議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大規模戰爭爆發的恐懼已經成為一種限制多數野心勃勃的國家的天然抑制劑。由於核武器的存在、國家間經濟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沒有一個單一的國家有能力統治世界的事實，對戰爭的恐懼已經被懷疑戰爭永遠不會發生的看法所代替。
一些領導層為了短期戰略利益製造了充滿風險的局面，這導致了世界政治中“戰略輕率”的增加，這一現象來源於蘇聯解體後出現的巨大的權力失衡。冷戰結束後，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再無對手，並因此擁有了可以去做任何事的自由，只要是他們認為必要且適當的事情。最初，這些行動並沒有直接導致整體威脅的增加。這與羅馬在鼎盛時期追求的激進政策時未導致世界大戰的原因一樣，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和羅馬相抗衡。
然而，當今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已經改變了。在20或25年前只是對地方產生影響的行為，如今有可能醖釀成全球的衝突。當今，更多的國家有能力發動大戰。一方面，世界主要大國通過畫出“紅線”來回應彼此獨斷的行為，如果跨過紅線則至少會引起對方獨斷的行為 。另一方面，東歐的一些中小型國家和東北亞及東南亞國家將其政策建立在衝突為基礎而非合作基礎上。他們可以扮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小巴爾幹國家那樣的角色。
例如，朝鮮的目前狀況。如果緊張局勢高漲：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巨大的鄰國將被迫採取行動來遏制其全球對手——美國，從而加強其在該地區的地位。換句話説，災難可能不是由於最強大的國家爭奪統治權的衝突而引發，而是由於第三國追求自身目標，有時是非常小的目標而引發。
安全“消費者”與安全“提供者”
旨在確保安全的體系正在逐步分解。 對它們的完整性的第一次打擊來自於以人道主義和政治原因超越國家主權來干預內政的行為。其次是與許多國家建立純粹的交易關係，把他們納入各種聯盟、夥伴關係和集團中。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任職時，這種做法達到了頂峯，但是這一做法最早是由國防部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作為指導原則宣佈的。
導致各國均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因，並不是由於這是一個危險的時代所以每個國家都需要自我保護，而是現代社會的消費主義污染了國際關係。在21世紀，對安全這一公共產品的“消費”增長，同時“生產”在下降。
冷戰，這一個經常被引用的詞條，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了不同的動態。冷戰的頂點是1962年秋天，當時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差點導致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戰爭。這場危機的戲劇性使得它成為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經驗。 雙方意識到衝突的代價和可能發生的後果，這迫使他們謹慎行事，避免導致不可控的升級局面。雙方的目標不是要調和分歧或結束對峙，而是建立起基本的原則，畫出一個雙方都會遵守的“警戒線”。
我們很難去了解今天的政治領袖是否對此有深刻的理解。 在這一點上，似乎他們更確信通過使用地方性衝突處理“關鍵矛盾”間的關係來製造可控的不穩定性局面是一種更有用的方式。這不是一個新的方法：它也曾在冷戰期間也被使用過，包括在古巴導彈危機後的時期。但當時的超級大國相當確定，他們可以調節這種“實地緊張局勢”的強度，並確保局勢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然而，如今“尾巴”已經學會“搖擺狗”，並不是因為小國突然獲得了新力量，而是當今國際秩序已經嚴重失衡，大國之間的關係錯序。對“可控的不穩定”的嘗試反覆地演變成混合的對抗。這種混合對抗的危險性在其目標和方法的不對稱性，它的初始力量是不可預知的，並且應對時並不是針鋒相對，而是採取讓對方想不到的方式。與之相比，冷戰中的“武器限制”和“遏制”看起來比較簡單直接。
一個沒有老師的班級
在某種程度上，冷戰體系規則和體系的崩潰將國際秩序推回到前威爾遜時期，在那個時期全球所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機制只能對全球政治和經濟制度進行無力的控制。 這大大增加了那些能夠影響全人類福祉的國家和國際力量的需求，從而制定深思熟慮的外交政策。 然而，世界各大主要國家都面臨物質資源或非物質資源的缺乏，使他們不能夠履行與其地位相稱的功能。再一次，我們來到了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世界，但即便如此，那些最渴望迴歸這種“經典”範式的國家也發現他們對當今的局面毫無準備。
美國不再能夠維持全球統治地位，但其軍事和經濟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已經開始從一個承擔全球責任並享有普世主義霸權的“超級大國”轉變為一個以自身利益和政治為考量而不是國際秩序為上的大國。 這使得美國面對的內部困境成為其他人類共同的威脅。如果我們探究美國政治進程，可以看出特朗普並不是這一切的原因，而只是誇張地表現出了這一大趨勢。
當今的境況迫使中國從角落中站出來，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具決定性作用的角色。
歐盟現在必須重新思考他們的一體化。即使歐盟最終克服了系統性的危機，歐盟成為“由個體國家組成的歐洲”，而不是“歐盟”本身，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充分資格的全球治理的參與者。但是，歐盟將繼續保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最近接二連三的恐怖襲擊之後。結果是，如果競爭加劇，歐盟將不再具有“出口穩定”，因為歐盟會將把矛盾一致對外。
德國處於歐洲轉型的中心位置，並且被不情願地推向領導角色。德國領導人認為，維護歐盟是維護各國政治經濟穩定發展的唯一途徑，是致命的“德國問題”不會重現的唯一保證。但是，德國的公眾輿論與其在國際上面臨的任務相左。德國必須作為歐盟變革的引擎，但根據最近的選舉結果，本國公民持不同的意見，大多數人擔心現在的任何改變只會使情況更糟，而非更好。
俄羅斯正經歷着人口不穩定和經濟結構脆弱等嚴重問題。 這極大地限制了俄羅斯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的能力，儘管近年來隨着俄羅斯軍事和政治勢力的加強而導致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有所上升。同時，這也破壞了莫斯科推進保守化國際議程的願景。此外，俄羅斯必須制定新的發展模式，以取代目前過於集中處理蘇聯解體結果的發展模式。近年來世界發生的巨大的變化，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參考點。
印度的全球野心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鞏固其在地區事務的領導力，儘管一些大的障礙可能會使該進程複雜化。南亞已成為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爭論的焦點。德里還沒有能力為其在區域內的發展進程動員廣泛和有效的國際支持，也不能讓其外國夥伴相信其可以扮演一個全球治理參與者的能力。
即使西方的統一仍存在問題，新舊世界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美國和英國已經表現出準備把國家利益置於集體和聯盟之上的趨勢。在日益緊張的美國社會中誕生的“美國第一”這一原則正在轉變為全球性的規則。在沒有班主任的班級中，學生們激烈地爭吵，看看誰能最好地完成他們的“家庭作業”——即推進他們的國家議程，即便這將有損於國際關係。
來源：公共宗教研究所 調查時間為2016年大選前
主權——再次重申
二十世紀留下的政治結構中，僅有聯合國及安理會還在實際發揮作用。世界秩序的混亂帶來了安理會的復興，它如同一個獨立的堡壘，當然，城堡是堅實的，但並不是牢不可破的。一方面，世界大眾正在煽動着平等的風潮，對大國否決權限制或廢除的呼聲愈發高漲——這對於常任理事國們來説是一個很不平靜的前兆。另一方面，儘管美國以往也在不斷提出要解決安理會低效運作的問題，但如今這種表態卻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畢竟毫無先例的是，在聯大的主席台上，一個主權國家、一個聯合國成員國，竟然會宣稱對摧毀另一個主權成員國做好了充分準備(見引言中的內容)。
這一幕展現出國際關係中的根源性問題：主權的內涵與定義，以及主權國家之間關係的指導性原則。這一主題最早可以追溯到馬丁路德時代，而現在又一次被置於國際議程的頂端。
在冷戰結束以來的四分之一世紀裏，高度的全球化進程和不斷加深的國際相互依賴讓我們意識到，國家間為共同全球性利益的合作已然使得傳統現實主義策略黯然失色。以往而言，現實主義認為雖然國家間可能在維護各自利益的衝突中達成了某些重要的平衡，但是這些平衡不太可能導向合作。而當今，國家主權和相互依賴之間的矛盾卻毫無疑問會是相互依賴的勝利。在世紀之交，新自由主義學派圍繞着所謂“靈活主權”(Stephen Krasner的著作是最佳的案例)進行了一系列討論。對於“主權的衰落”“有限主權”“作為責任而非權利的主權”等的分析很自然的指向了這樣的結論：對於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或者至少對於這一體系運行產生的危機的拒絕，是不可避免的。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這類觀點在新自由主義學派之外也廣為流傳，更是被採納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預設前題，被認為是所有人(除了那些深陷於十九世紀思想泥潭的“原始人”)都認可和接受的政治概念。
不過，由於“特朗普主義”對於國家利益的剋制，曾經認為21世紀國家主權衰退進程不可阻擋的思潮開始出現轉向。因此，威斯特伐利亞世界模式的原則不是過去的遺蹟，而是全球議程的基本要素。所有這一切，使得我們有必要根據當今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來重新考慮威斯特伐利亞時代的有關內容。
行動指南——而非教條
為了更好地瞭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新模式可能會成為什麼樣子，我們應當回顧最初協議以及其中的關鍵條款，並考慮其如何適用於當前情況。
【註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年)命名;它包括在威斯特伐利亞兩座城市奧斯納布魯克和明斯特簽署的兩項條約。這一和約結束了三十年戰爭(它被認為是第一次全歐洲參與的戰爭)——戰爭的爆發需要追溯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天主教和新教國家之間的宗教衝突：作為最高權力者的天主教背景皇帝反對傳播新教信仰的傾向，而和約將新教宣佈為一些帝國下屬地區的合法宗教。這一和約創立了“教隨國定”的原則，確保了每個國王都可以確立本國所信仰的宗教，故而和約導致了“宗教主權”概念的產生。
但是，這個原則並沒有挑戰帝國的領土完整性。只有到後來，人們回溯性地、分析性地將它擴展到了整個政治主權的概念範疇之中。因此，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國際關係層次結構(從定義上來説，本應是整體性的和普遍性的)被一個全新的國家關係所替代：在其中，國家的行動彼此完全獨立，沒有最高權力體存在。因此，歷史上，正是對最高權力體原則的拒絕(今天被稱為“全球政府”)鋪平了國家主權的原則。然而，在1648年的原始條約中對這些毫無論述。】
主要的原則如下：
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由主權國家組成，體系中不存在單一的、最高的權力體。它不會用普遍主義的原則加以統治。
由於沒有全球性的最高權力體，故而各類協議是基於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達成的，因此各國不應干涉彼此的事務。
威斯特伐利亞世界受到國際法(條約中所載的主權國家之間所達成的結論)的管制。根據如上的定義與解釋，不可能存在某種對每個國家都有約束力的一般性“法律”。
因此，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只有它們才是全球政治中公認的參與者。
由於不存在最高權力體，各國之間也不能相互干涉事務，故而各個主權國家對本國領土上的公民有着不受限制的權力。
在20與21世紀之交，以上第五點內容衰落的最為明顯，它逐漸讓位於現在普遍接受的人權保護的概念。這就帶來了這樣一種信念：一些國家有權以保護人權為藉口來干涉別國的內政，而這與威斯特伐利亞的基本假定形成了直接的矛盾。
主權國家的不可侵犯性從來沒有一個固定和絕對的書面文件加以表達。干涉國家事務的規定也早已存在，但這種行為只有當聯合國憲章——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法條約——的簽署國具有合理的主權訴求時，才能夠被批准。 然而，本世紀之交的政治干預並不依賴於協商一致，而是反映了特定國家的意志、政治利益和道德評估(這些國家自認為是歷史進步的引領者，因此會劃分出“正確”與“錯誤”的概念去評判歷史)。這種情況已然發生了變化，主要是因為有關西方所提出的“歷史的邊緣”觀念有着很大的爭議：非西方國家並不喜歡西方藉助所謂“歷史的進步”來對本國國家主權加以干預。
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許多人認為這一秩序從來沒有以穩定的形式存在，但為了討論的便利，我們姑且用它代指冷戰之後的世界模式)由於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和和其他不同的原因而遇到了挑戰。非西方世界堅持經典形式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家是其內部事務的主人，沒有人有干涉權，沒有人擁有道德權威;而除此之外的一切——例如基本規則和利益領域——則是可以協商的。自由主義秩序的西方反對者，比如美國的重商主義者，則主張重新回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固有的現實主義方式——但這也是現實主義最殘酷的一種形式，即美國憑藉強力主宰整個體系。
由於美國繼續依靠其各維度優勢佔據着世界主導地位，迴歸國家主權議題(特朗普在聯合國的演講與他1月的就職演説一樣，只是對國家利益的空泛的讚美詩)充滿了複雜性。特朗普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的政策事實上會加劇美國例外主義——儘管，這可能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所倡導的例外主義是不同的類型。
當然，這份報告的作者們不是要求迴歸十七世紀——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全球政治已經充滿了懷舊的衝動，而不是現實的做法：在着眼於未來的新政治哲學之外，我們也能聽到對重返根源、重振光輝的過去、恢復舊式傳統的呼籲;但是現在我們沒有回頭路。美國不會以20世紀50年代、更不用説19世紀90年代的精神來“重新變得偉大”——在這些時代，特朗普顯然不可能誕生;新的、戴高樂般的領導人不會出現在法國;英國不會再次成為海上霸主或世界貿易主導國;俄羅斯不會恢復蘇聯或俄國在頂峯時的邊界;土耳其也不會重新構建奧斯曼帝國，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同樣，經典的威斯特伐利亞世界也早已遠去：太多的客觀因素讓我們模糊了以前對主權的理解。
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20世紀末烏托邦式“無邊界世界”的承諾並沒有實現，主權國家仍然是國際體系的唯一組成部分。當然，我們有必要對主權的自然性質、國界、當今的大規模移民如何影響主權、數字化的發展以及現代世界的超連通性進行嚴格的反思和分析;但更為重要的是，對於主權的理解需要涵蓋協調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機制。這就需要我們回到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相關案例中，去發掘確保國際體系運作的關鍵所在。
不景氣經濟體的國際威脅感(來源：皮尤調查中心)
世界發展的不可分割性
有世界責任感的權力主體應該對目前世界的緊張狀況作出反應。這種國際現實應該有助於他們克服自私的本能，為了生存而支持合作。雖然“做好自己的功課”還是很重要的——畢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自己的深層次問題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對國際挑戰給予充分重視;等到每個國家都首先完成了國內議程再談合作的話，這種延遲所帶來的後果是我們無法承擔的——今天的我們迫切需要互相協調。
儘管意識形態分歧和國際機構的衰落現實存在，但俄羅斯、美國和中國擁有巨大破壞力的核武器這一點使得他們應當對世界事務肩負有最大的責任。當然，考慮到目前國際關係中的心理與情緒，指望能夠達成新的、基礎性的協議(就像那些在威斯特伐利亞、維也納、舊金山或赫爾辛基簽署的協議)自然是天真的設想。但是，我們可以，也必須設定兩個目標。
首先，世界主要力量應當杜絕“戰略鬆懈”，並且做好準備應對極端情況，部分程度上也可以避免為小國起到一個不好的示範效應。
這需要我們對戰略穩定的概念加以改進，並將其擴大到包括導彈防禦、空間軍事化和數字環境在內的各類附加因素。我們必須集體地考慮可能的危機情景以及構建整體回應的機制;這些備案應該以書面形式留存在每個國家軍事領導人的電腦中，那麼當爆炸等突發事件出現時，每個人都知道應該與誰溝通、應該做什麼，知道在一些情況下他們不應做的事。
最先考慮的應當是減少網絡安全風險。在這方面的交流溝通是非常困難的，但這種努力可能成為其他互動的典範：因為網絡環境包括一些現代因素，如不對稱關係、確定行動的難度、技術的複雜性、以及缺少明確邊界等等，而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這個問題需要非常嚴肅的關注，也應當大量投入時間和精力加以協調和解決。忽視網絡安全風險將導致充滿災難性的後果。
第二，儘管存在着分裂的傾向，但我們仍必須竭盡全力保證全球發展的不可分割性，確保全人類共同參與到經濟政治進程中，參與進有助於社會進步的項目中。這種整體主義方法將需要國際社會發展出一套政治機制，以避免各國經常實施的與整體發展嚴重牴觸的措施。非政府參與者，如商業社羣和公民社會，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它們不受國家自身利益的過多限制，故而能夠更加致力於全球議程的實現。我們需要讓全球安全與發展的統一路徑成為國際體系中所有參與者都可以接納的共識。
追求不可分割的全面發展並不意味着無限期地堅持單一發展計劃。世界經濟的未來不應該取決於單一發展模式的轉變結果。最近幾十年的教訓是，系統性的危機撼動了世界經濟的基礎，帶來了全世界的震盪——特別是那些最深入地融入該系統核心的國家。故而，這一經驗提醒了我們，在推動經濟整合的過程中，制定適合於不同政治體制、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各類模式是高度必要的。 歐亞大陸項目(歐亞經濟聯盟)、“一帶一路”倡議、“金磚+”模式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些模式都是邁向正確發展方向的步驟。
正如我們以往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對於以上問題，部分的解決辦法是按照宏觀地區結構組織國家間經濟政治的合作：這可能會有助於減少區域內衝突的數量和規模。另外，我們還有必要將國家置於一個體制框架內，以限制其自我中心主義發展，並減少整體國家數量，以避免在某些階段我們被迫開始制定“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相關規則。此外，更新國際法律體系將有助於把宏觀區域內的優質做法推廣到整體發展中。 鑑於新時代會從舊世界中逐漸生長壯大——而不是從世界大戰之後的一片崩潰開始起步——現有的規則體系可能會形成一系列先例以促進未來發展;我們不能指望某個總體協議的力量可以直接產生出一個新的規則模式。
當然，在這種區域一體化的道路上還有很多障礙，比如由普遍主義導致的重大思想慣性。不足為奇的是，一些力量中心不希望區域的現實邊界內限制了他們的擴展範圍：比如，我們很難指望美國放棄在亞洲的實際存在並將其限制於歐洲—大西洋地區(反之亦然);我們也很難將目前在南美洲、非洲和南亞地區活躍的中國限制於亞太地區;就俄羅斯方面來説，前蘇維埃提供的機動空間並不充分——俄羅斯在中東的活動明顯體現了這一點。另一個重大的障礙是從政治上鞏固各個區域一體化的難題——缺少政治整合，經濟一體化就顯得非常困難。世界許多地方都面臨非常深刻的分歧，即便是鄰國都經常難以就關切的問題達成區域共識——印度和中國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但眼下最直接的挑戰不應該掩蓋我們的主要目標和迫切需求——這包括使國際體系再次可控、包括減少國際衝突的風險、也包括為發展和增長創造有利條件，等等。馬丁·路德·金50年前在紐約發表講話時，不僅僅呼籲結束越南戰爭，更是在並反思美國的全球責任：“價值觀的真正革命意味着我們的忠誠必須變得普遍而不是分裂。每個國家現在都必須對整個人類產生一種壓倒一切的忠誠，以便在他們各自的社會中保持最佳狀態。”他的言論在現在比在1967年更為重要：對整個地球負責並不意味着忽視或拒絕它的任何一部分;相反，確保整體的福祉必將保護和加強其組成要素的多樣性。在一個經歷着根本性變化的世界、在一個危險的國家利益不斷強化的世界，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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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經瓦爾代俱樂部授權翻譯與發佈報告中文版
審核：王文
責任編輯：楊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