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生兒越來越少？真不怪男女缺少性生活

日本厚生勞動省2016年公佈人口動態統計報告顯示，該國出生人口約為97.7萬，這是自1899年實施統計以來，日本出生人口數量首次低於100萬。那麼，為何日本新生兒越來越少？很多人認為這是20多歲的年輕人缺乏浪漫，以及女性大量進入職場所致，但一個被嚴重忽視的因素是，年輕男性更難找到穩定的高收入工作。

日本人口正在縮水。自從該國政府從100多年前開始跟蹤調查以來，去年的新生兒數量首次低於100萬，而該國人口總數也減少了30多萬。長期以來，人們指責日本的年輕人，譴責他們沒有足夠多的性生活，而女性也被譴責將事業放在結婚和成家之前。但是，關於這個國家的低出生率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日本的出生率之所以下降，可能是因為在日本經濟中，年輕人（尤其是男性）能找到好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少。

在這個男性仍被普遍認為是養家餬口主力的國家，缺少好工作可能會造就更多不願結婚生子的階層，因為他們及其潛在伴侶都知道，自己負擔不起這些費用。杜克大學的文化人類學教授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最近發表學術論文——《日本：不穩定的未來》（Japan: The Precarious Future），她説:“日本的性別因素與世界各地的趨勢非常一致。日本出生率下降了，甚至連耦合率（coupling rate）也在下降。人們會説，首要原因就是經濟不安全。”

在日本，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日本經濟目前正在蓬勃發展，失業率也在3%以下。但是，不斷萎縮的經濟機會源於一種更大的趨勢，那就是全球的自然趨勢：不穩定的就業人數增加。自戰後以來，日本有一種“常規就業（regular employment）”的傳統，正如勞動專家通常所稱的那樣，在這種傳統中，男性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這些工作給他們帶來了良好的福利、可靠的加薪。他們知道，如果努力工作，他們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直到退休。

然而現在，天普大學日本校區教授、多部有關日本著作的作者傑夫·金斯頓(Jeff Kingston)表示，日本約40%的勞動力屬於“非常規就業”，這意味着他們不為那些能確保整個職業生涯穩定的公司工作，而是從事臨時拼湊和兼職工作，這些工作往往工資很低，福利待遇也不好。當然，這些臨時工作也被計入政府統計數據中。

在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只有大約20%的“非常規就業”人員能夠找到固定工作。據金斯頓説，在1995年至2008年間，日本的“常規就業”人數減少了380萬，而“非常規就業”人數增加了760萬。日本的“非常規就業”人員有時又被稱為“freeters”，這是自由職業者和德語詞彙arbeiter的結合，意思是“自由工人”。

金斯頓表示，日本“非常規就業”人員的興起始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日本政府修訂勞動法，以擴大中介公司僱傭臨時工和合同工的範圍。然後，隨着全球化對企業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迫使它們削減成本，導致日本企業越來越依賴臨時勞動力，這一趨勢在大衰退期間加劇。

金斯頓和日本女子大學教授大澤真知子(Machiko Osawa)表示：“這是日本就業模式中一種新的主要發展趨勢，作為應屆畢業生和普通員工，越來越難以在職業階梯上立足。”大澤真知子曾在《日本：不穩定的未來》中撰文，題目為《風險和後果：改變日本就業模式》（Risk and Consequences: The Changing Japanese Employment Paradigm）。

在這種強調男人為養家餬口主力的文化中，對婚姻和生育產生了重大影響。沒有固定工作的男性被認為是不理想的婚姻伴侶。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涼介西田（Ryosuke Nishida）説，即使一對夫婦想結婚，而且都有“非常規就業”工作，他們的父母也可能會反對這樣的計劃。金斯頓稱，在30歲左右的“非常規就業”員工中，約有30%的人已婚，而全職員工中有56%的人選擇結婚。

涼介西田表示:“日本人有這樣的想法，那就是男性應該找到穩定的工作。如果你畢業了，但卻你找不到一份普通員工的工作，人們會把你看成失敗者。”涼介西田還稱，在日本還有一種另類的棋盤遊戲，被稱為《The Hellish Game of Life》。在這個遊戲中，那些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會在遊戲中掙扎求生。

尋找全職工作的女性也經常發現，自己通常也會找到“非常規就業”工作，這對養家也有影響，因為工作時間是不可預測的，薪水也很低。但是，如果一個男人沒有好的工作，那就會成為婚姻的障礙。因為大約70%的日本女性在生完第一個孩子後就會辭職，並在一段時間內依靠丈夫的工資度日。

日本大城市的女性宣稱，她們已經厭倦了可靠男性的匱乏。在東京的時候，我參觀了相親公司Zwei組織的活動。數十名女性聚集在一個小工作室裏，在日本南部的宮崎縣參加烹飪課程。Zwei舉行此類活動的目的是，努力讓培訓者對東京之外的生活和男性產生興趣。

Zwei的商業模式是為日本大城市中的女性與日本其他地區的男性牽線搭橋，因為這些男性更有可能找到好工作，並被認為是可信的伴侶。Zwei的工作人員高田（Kouta Takada）表示:“這個城市的男人不是很有男子氣概，他們也不想結婚。”最近一項針對年齡在18歲到34歲之間的日本人的調查發現，近70%的未婚男性和60%的未婚女性沒有戀愛關係。

我還參觀了POSSE的辦公室，這是一個由大學畢業生組成的團體，他們想要為年輕人建立工會。該組織主席金野春樹（Haruki Konno）稱，有些從事“非常規就業”工作的年輕人變成了所謂的“網吧難民”，即住在日本網吧小隔間裏的人。其他人則與他們的父母一起生活，或者繼續享受福利。

即使是日本的“好”工作也可能是殘酷的。POSSE計算發現，“非常規就業”人員平均每月收入約為1800美元，但大部分的錢都花在了租房、償還大學貸款上，還要支付日本的社會保障計劃。剩下的錢無法讓他們繼續生活下去。金野春樹説，日本大約1/4的大學畢業生可以找到好工作，這與那些上了名牌大學的學生比例大致相符。而其他人都處於掙扎狀態。POSSE的另一名成員巖喬優希（Makoto Iwahashi）表示：“20多歲的男人中，他們沒有家庭或房子的概念，大多數人都覺得這不現實。”

“非常規就業”激增不僅僅給那些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帶來問題。金野春樹稱，這也讓公司覺得他們可以更惡劣地對待自己的普通員工，因為那些人覺得有一份工作已經很幸運。瞭解20多歲和30多歲的人都渴望得到固定工作，公司僱傭了很多年輕人，迫使他們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加班費，而大多數人都無法在惡劣的條件下生存下來。

長期以來，日本始終有加班文化，甚至有個專有日本詞彙——“勞死（karoshi）”，以形容那些因加班猝死的人。但金野春樹説，自從大蕭條以來，日本的經濟已經惡化。因為公司已經意識到，在日本很難找到好工作，因此他們迫使員工更努力地工作。

金野春樹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書《邪惡公司：吞噬日本的怪物》（Evil Corporations：The Monsters Eating Up Japan），他用了“Burakku Kigyo”這樣的短語來描述那些以這種方式利用工人的公司，它的意思是“黑暗公司”或“邪惡公司”。這個短語後來成了日本的流行語。許多記者和勞工維權人士現在頒發了一份年度“Burakku Kigyo獎”，該公司對待員工最差。

金野春樹表示：“作為一名普通員工，很難找到這樣的工作，而那些招聘的地方具備更大優勢，會盡可能地利用工人。”其結果就是，即使是日本的“好”工作也可能是殘酷的。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可能掙到足夠的錢來養家餬口，但是他們通常沒有太多的時間去約會，或者除了工作、睡覺和吃飯以外什麼都不做。許多人壓力很大，幾乎無法正常生活。

在POSSE，我遇到了一個名叫松原柔（Jou Matsubara）的年輕人，他畢業於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學Rikkyo Daigaku。松原來自一個工薪階層家庭，他認為自己在大學畢業後就實現了“日本夢”，在日本住房建築商Daiwa House Group找到了工作。該公司宣傳自己是個偉大的工作場所，但松原表示，很快就證明了恰好相反的事實。

儘管公司規定員工在晚上7點就可以下班，但松原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員工必須在下午7點前打卡離開，即使他們還在工作。他們每人都被髮放ipad，這樣即使他們不在辦公室也要參加會議。如果他們不打卡，手機立刻就會被呼叫，要求他們立即打卡“下班”。松原説:“你實際工作的時間和你所記錄的工作時間絕對不同。”

松原幾乎沒有個人時間，他被要求在週二和週三接受房地產認證，這是他被告知他可以獲得自由的日子。這種生活方式使約會變得不可能。他説，他最接近女性的時候是老闆把他拉到酒店的夜總會，然後讓他買單的時刻。一年後，長時間的工作和壓力開始影響松原的健康，他陷入睡眠困難狀態，並開始聽到聲音。他稱自己陷入了一場“大蕭條”，因為他從這份普通工作中得到的經驗與自己的想象是如此的不同。

松原表示，他曾多次被救護車送往醫院，因為他無法呼吸。最終，他患上了神經衰弱。松原稱，公司強迫他辭職，然後要求他返還住在公司宿舍裏而攢下的錢。松原現在靠領取福利生活，他説:“Daiwa House Group毀掉了我平穩的生活。”他估計，在與他共同入職Daiwa House Group的800人當中，有600人已經辭職。

當然，日本並不是唯一一個有員工宣稱自己遭到僱主虐待和過度加班的國家，它也不是唯一一個在當今經濟中看到臨時工人增加的國家。但有幾件事將日本與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區別開來。第一，在日本文化中，“常規就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以至於那些找不到固定工作的人，無論他們的資歷如何，都經常受到其他國家的人無法忍受的批評。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涼介西田説：“在日本有這樣一種趨勢：當有人沒有工作的時候，人們就會責怪他們。”

第二，日本文化鼓勵努力工作和長時間的加班，因此在老闆離開前下班是很不禮貌的。抱怨長時間工作的人可能不會從朋友和家人那裏得到太多的同情，更不用説政府了。第三，日本是個工會力量薄弱的國家，人們通常會專注於與公司合作，並保留現有的好工作，而不是代表所有工人進行戰鬥。涼介西田表示:“這裏的工會是為公司而建的，它們的效率很低。”

但日本的問題確實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比如美國的臨時工作很普遍，而且每年的工會力量都在變弱。正如我之前所寫的那樣，由於製造業和阿片類疾病的流行，許多地區的男性都在苦苦掙扎。研究表明，隨着男性經濟前景的衰退，他們結婚的可能性也會下降。美國生育率已經處於歷史低位，而男性經濟狀況的惡化可能進一步加劇這種狀況。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及其政府已經將有些人的注意力轉向了日本糟糕的工作崗位增加方面，但批評人士説，日本政府做得還不夠。一個政府的勞工改革小組已經提議，限制公司要求員工每月工作最多達到100小時的加班行為。今年，日本政府首次公佈了超過300家違反勞動法的公司名單，希望會讓它們改變自己的做法。但總體而言，安倍政府是支持商業和反監管的，它的改革很少帶來真正的改變。

長期以來，安倍政府和整個日本始終在致力於解決日本不斷下降的出生率問題。這些承諾中的許多都致力於幫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關係，這無疑是問題的一部分，但並非是全部。儘管日本男性長期以來擁有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比該國女性要多，但他們也需要幫助，以便在不斷變化的經濟中找到穩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