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來：性醜聞，從談資到政治利器

“性騷擾”指控,如同一陣狂風,從美國硅谷，刮到好萊塢，又刮到大洋彼岸的英國，並在英國引發一場政治地震，相繼有閣員、議員等大佬因此丟了官。涉性話題，永遠是世人津津樂道的談資。如今，它更是具備重大政治殺傷力，在各國政治中，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變量。它如何產生，如何發揮作用，如何影響輿論和政治，實際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當代政治學問題。

性醜聞只有和有權有勢者結合，才能產生輿論轟動效應和政治影響力。男性的性衝動與生俱來，但在人類的文明進程中不斷被馴化與昇華。在前現代的男權制社會中，“後宮佳麗三千”是世襲性的特權與慣例，是無所謂“性騷擾”的。“性騷擾”是20世紀70年代剛剛興起的現代概念，是男女平等的人權覺醒，是“性權利”的平等抗議。但為何在“性權力”的凌厲強勢下，“性權利”又如此弱勢？

有權者之所以敢性騷擾，是權力資源的外溢效應，也是權力屬性的擴張本能。有權者的壟斷性、獨佔性，往往意味着在社會資源、組織資源和名聲資源等方面的決定性分配權。 在好萊塢的名利世界中，奧斯卡金牌推手韋恩斯坦的一句話往往能夠決定一個女演員一世的盛名。權力資源的越界通吃，成為獵取“性資源”的附帶產品。權力愈大的領域、權力獨佔性愈大的“地盤”，有權者愈敢越界騷擾。

有權者為何又能“性騷擾”？權力資源為有權者提供了敢騷擾的可能性，內在約束的虛弱和外在制約的軟弱，給有權者能騷擾提供了現實性。在性自由氾濫的西方世界，道德虛無主義盛行，有權者缺乏道德自律。加之對有權者權力的外在監督制度鏈條缺失。在內無約束、外少制約的情境中，有權者有恃無恐在所難免。意大利前總理、首富貝盧斯科尼在獵豔道路上之所以所向披靡，一靠權力，二靠金錢。

正因為有權者的權力獨佔性與資源決定性，往往使有權者的“性騷擾”甚至“性侵害”“性暴力”的風險最小，有時甚至出現“兩情相悦”的“權色交易”。有權者身處高位，以上欺下、恃強凌弱，絕大多數被騷擾者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有權者往往能夠決定其下屬、職員及其依附者的“錢途”和命運，所以被騷擾者往往無力反抗，一般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加之性騷擾的法律界定邊界模糊，“性騷擾”的作案證據私密難尋，使得騷擾者往往難以受到及時的道德譴責和法律制裁。更有甚者，作為有求於有權者的被騷擾者甚至投桃送李、自投懷抱。不論是無意被迫，還是有意主動，被騷擾者的“零舉報”往往使有權者的騷擾風險趨向最小，更加使騷擾者肆無忌憚。這也是性騷擾多發易發的雙方原因。

兩性關係的平等、自願與互愛，是人類美好愛情的基礎，也是人類不斷擺脱“獸性”的文明化進程。遏制權力資源與性資源的越界異化，一靠有權者的道德自覺，二靠權力行使的法治監督，這將是人類性文明與政治文明不斷提升的文明之旅。(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