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養老，龐大而艱鉅的社會工程

隨着持續的低生育、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隨着老年高齡化、老年空巢化和老年失能化，隨着家庭規模的小型化、結構的核心化和關係的離散化，中國人養老正成為一個龐大而艱鉅的社會工程。

居家養老受挑戰

據調查，中國老年人口空巢率大概在50%-70%之間，而且有逐步升高的趨勢。空巢老人患“空巢綜合徵”十分普遍，往往容易陷入孤獨抑鬱的心理黑洞和缺乏支持的生活困境，病時無人知、苦時無人問、難時無人幫、節時無人訪甚至出現空巢孤獨死的悲劇。老年空巢化、老年高齡化和老年失能化交織在一起，已經成為長壽時代的大趨勢。在少子老齡化時代，要維繫捉襟見肘的家庭養老功能，就要促進“養老在地化”和“養老就近化”結合。

“養老在地化”是指健康活躍的老年人最好能在熟悉、有歸屬感的地方養老。老年人不適宜長期異地養老，容易“水土不服”產生矛盾和煩惱，所以居家養老模式從情感上是適合老年人特點的，這也是絕大多數老年人首選的主要養老模式。客觀上，異地醫保無法結算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如果是空巢狀態，居家養老也存在着很多風險。對高齡老人、獨居老人、脆弱老人和失能老人而言，困守孤城的居家養老未必是最好的選擇，恰恰可能有很多無奈和風險。隨着年齡越來越大，空巢老人在生活上出現的不便也與日漸增，萬一有個好歹，孩子又不在身邊，那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針對居家養老的風險，應對的策略至少有二：一是未雨綢繆，選擇護理型的養老機構。二是夯實和完善社區助老服務，以社區助老之長濟居家養老之短。但社區助老服務能否開展起來，取決於諸多因素，例如，社區中需要服務的老年人口規模、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服務以及這樣的服務是否有利可圖等等。社區服務包括工具性和情感性兩個方面，前者可以是有償低償，後者可以是公益慈善。中國在社區助老服務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養老就近化”是指親子關係在居住方式上最好保持有距離的親密。老人和兒女可以也最好同在一個地方生活，但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和圈子，保持距離以示彼此尊重;同時距離還不能太遠，否則影響親密度。但現實往往比想象的複雜和嚴峻，即使子女在身邊，脆弱的“4-2-1”家庭結構也常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回望過去，家庭養老不僅是制度化的傳統，而且是人性化的安排，可惜而今已經漸行漸遠。

養老社會化是必然

“養老社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養老市場的分工體系中，家庭並沒有放棄養老的責任，但向社會轉移了養老的職能，所以是“社會化養老”而非“社會養老”。

今後，中國要高度重視社區助老和機構養老的發展，但這兩方面虧空得比較多，有“未備先老”的可能。當下我國機構養老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三：

其一是牀位數總體上供不應求和結構性閒置現象並存。根據民政部數據，現在全國註冊登記的養老機構達到2.8萬多家，養老牀位近700萬張，依然供不應求。口碑好的公立養老機構皆有排隊現象，而成長中的民辦養老機構還缺乏市場信譽和公信力，這方面中國需要加強公共養老資源的供給側改革和養老資源的優化組合，保證一定權重的福利性公立養老機構為養老安全兜底。同時，開放養老投資市場，全方位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進來。

其二是在養老產業化和高端化的風潮下，機構養老的市場價格被不斷推高，有些入院門檻奇高，將很多想去機構終老的老人無情地擋在了門外，導致資源供給與有效需求的脱節和錯位，叫好不叫座。

其三是養老機構的內部管理水平與服務品質還有待提高。有些機構的老年人被集中管理如同進了“集中營”，缺乏個人意志表達的機會、自由的空間和歡愉的氛圍，一日接一日地“等吃、等睡、等死”，導致暮氣沉沉。由此，提出“去機構化”和“居家化”的改革方向。

構築老年友好型社會

我認為，考慮到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巨大，養老任務繁重，是一個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人道主義問題，而我國的國情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要堅持“共享主義”：一方面追求“養老的適度福利”，體現養老的國家支持和社會反哺責任;另一方面要追求“養老的公平共享”，維護老年安全，避免老無所養和老無所依。

對應不同類型的老人，需要提供不同功能的養老院和養老服務。對活躍老人而言，老年公寓或許是合適的選擇，關起門是小家，打開門是大家。對失能老人而言，老年護理院則是必然的選擇，老年人在這裏可以獲得專業的護理，保證有品質的失能生活。對一般老人而言，生活在不同檔次的養老院或者福利院，只要一日三餐無憂，日常生活有人照料，也有一起閒話的朋友，不至於太孤獨寂寞，就基本可以説安養、樂活和善終了。

應該看到，在21世紀頗具特色的中國養老這個問題上，很大程度上可歸屬於獨生子女政策時代極為特殊的養老問題。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際，中國要千方百計提高“計劃生育老人”的社會福利共享水平，這是一個老年友好型社會美麗的“中國夢”。(作者是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