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誕辰68週年：老前輩回憶空軍成立之初歷史
空軍前輩回憶文章
前言：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民空軍誕辰68週年之際，我們發表空軍老前輩常乾坤、呂黎平的回憶文章摘要，以此紀念空軍節。
東北航空歷史研究會
第 一 所 航 空 學 校
據曾經擔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校長常乾坤回憶：
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沒有空軍的條件下取得的。但我們黨很早就希望有自已的空軍。今天，中國人民終於有了自已的空軍。同黨的其他事業一樣，中國人民的航空事業也是在艱苦鬥爭中誕生併成長壯大起來的。
日寇投降後，黨中央派出大批幹部去東北，創立東北根據地，我們延安航空小組的同志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央的決定。一天清早，葉劍英參謀長把我找去，對我説：“棗園有電話來，要你去，想是談你們去東北的問題。” 聽到這話，我高興得連早飯都沒有顧得吃，就急忙趕往棗園。9點來鍾，一個同志把我帶到任弼時同志住的窯洞裏。弼時同志象是早在等我了，他和我握手後，直截了當地説：“你們的願望快得實現了。中央要你們馬上趕到東北去，設法創辦一所航空學校，培養一批技術骨幹。這是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你看怎樣？”
我激動地連忙回答：“這是我們早就盼望的，我們要堅決完成黨交給的這個光榮任務!”
“我很瞭解你們的心情，長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們需要遼闊的天空，是嗎？”他笑了笑，接着又説：“赤手空拳辦航校，會有許多料想不到的困難。遇到問題要隨時請示東北局和民主聯軍總部。”
吃中午飯的時候，少奇同志來了。他一再叮嚀：這次到東北去創辦航校是件大事，是黨和中國人民創建航空事業的一個開端。要有堅強的信心和決心，要有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勇氣和克服困難的精神，一定把航校辦起來，而且要把它辦好。
中央首長的諄諄教導，一直是鼓舞我們勇往前進和不斷戰勝困難的力量源泉。10月15日，我們一行20餘人，肩負着黨的使命，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告別了革命聖地——延安，星夜趕赴東北去了。
經過1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我們終於在冰天雪地的季節到達了東北，首先向東北局報告了黨中央的決定。根據當時的局勢發展，東北局又對建校的方針、原則和具體作法作了許多重要指示。當時，日寇丟棄的航空器材散佈東北各地，許多機場和飛機、器材，都遭到了日偽、土匪、特務的嚴重破壞，僅留下來了一些飛機，也是殘缺不全，有的缺翅膀、少尾巴，有的沒有膠皮輪子，有的座艙儀表都被砸碎。為了不使這些器材落到國民黨軍手裏，或被土匪特務搶走，進一步遭到破壞，東北局要我們好好依靠各地黨、政機關的領導，依靠廣大羣眾，動腦筋，想辦法，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來。
毛澤東主席的自力更生的偉大思想鼓舞着大家去接迎困難，戰勝困難。我們到達目的地後，和東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組織在一起，進行了緊急動員。同志們冒着大風大雪，不分晝夜地四處尋找器材。除錦州、瀋陽等地幾個機場的器材沒有來得及搶運以外，遼陽、鐵嶺、東豐、朝陽鎮、佳木斯、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北安等地，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同志們的足跡都踏遍了。甚到連機場附近的山溝、村鎮也訪問到了。大家一個一個地尋找飛機輪胎、儀表、鋁皮、膠皮墊子，一桶一桶地尋找汽油、滑油，各地黨、政機關，民主聯軍，土改工作隊和廣大農民羣眾，給了我們很大支持。他們不僅幫助我們摸情況，提線索，當嚮導，看管器材，還支援運輸工具。當時最感困難的是交通不便，火車不通，收集起來的破殘飛機和笨重器材運不出去。老鄉們就用牛馬大車幫我們轉運到目的地，使我們克服了人生地疏、運輸不便等許多困難。蒐集器材的工作是相當艱苦、緊張的，不少同志累出了病。有的同志在搶運器材時軋斷了手腳，成了殘廢;有的在尋找器材時誤入原日寇的毒菌場，中了毒，得了慢性疾病;有的還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然而，收穫也是巨大的。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前後從各地總共收集了不少破飛機、發動機、油料、儀表，以及其他航空器材。雖然，稍加修理即可使用的飛機為數不多，絕大多數只能拆下點零件來拼湊使用，但這就是航校的全部家當，也是保證航校訓練的主要物質基礎。
由東北局派出的同志，首先在鳳凰城、橋頭等地接收了一些航空器材，成立了航空隊，駐遼陽、宮原等地。國民黨軍佔領瀋陽後，其四周臨近的中小城市都直接受到威脅。東北局指示他們迅速離開宮原向通化轉移。到通化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又派來了一批幹部，緊接着，又從山東抗大分校送來100多名學員。航空隊奉命擴建為航空總隊。經過了三四個月的緊張、積極的準備工作，終於在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這就是我黨我軍的第一所航空學校。
爭取儘早開始訓練，培養出我們自己的飛行員和航空技術人才，是黨中央和東北局的意圖，也是航校全體同志的光榮任務。但航校的訓練需要有個比較穩定的環境，可是航校成立以後，不到半年功夫，就來了兩次大搬家;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由通化搬到牡丹江;另一次是1946年11月間，又由牡丹江搬到東安。
第一次搬家是在四平戰役吃緊的情況下進行的。怎樣轉移呢？能飛的飛機可以從空中轉場，但牡丹江機場能不能接收轉場的飛機呢？消息不通，不得而知。即便可以空中轉場，那大多數不能飛的飛機和笨重的器材又怎麼辦呢？能不能及時搶救出去，在路上會不會遭到特務、土匪的破壞？但不管困難多麼大，必須趕快轉移。航校黨的領導進行了緊急動員，趕緊佈置轉移工作，決定空中、地面同時進行轉移，一面派出飛機前往牡丹江偵察，一面派先遣隊到牡丹江佈置迎接飛機轉場。經過全體同志動腦筋、想辦法、克服困難，終於在短短幾天內，把絕大部分能飛的飛機從空中轉到了牡丹江，不能飛的飛機和器材也陸續搶運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從牡丹江搬家到東安是嚴冬季節。東安附近的機場遭受了比較嚴重的破壞，彈坑累累，營房、倉庫等建築物都成殘垣斷壁，幾乎連一棟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沒有了。尤其是，東安一到冬天，風雪連天，對面看不見人，氣温降到零下三四十攝氏度，手觸到鐵上就粘掉一層皮。向這樣嚴寒的地方搬家，必須事先做好準備工作，否則飛機轉不出去，器材也易受到損失。可是敵人逼得很緊，國民黨反動派對東北解放區再次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有向延吉、牡丹江一帶大舉進犯的態勢。學校趕快抽出大部分人員先去東安搶修機場、營房和倉庫，在當地黨、政、軍、民的大力支援下，經過1個多月的日夜不停地趕修、搶運，航校終於在11月底搬到了東安。
這兩次大的搬家，雖然給航校增添了許多新困難，打亂了航校的全盤工作計劃，影響了訓練工作的開展，但也鍛鍊了航校的幹部，培養了同志在艱苦條件下進行轉場的能力。
訓練快開始了，一連串的難題也出現了。要飛機上天，首先要有各種航空技術人才，要有教飛行的，教領航的;要有機務維護人員，修理人員，儀表、電氣、無線電等特設人員以及氣象人員等等。但教員知識差，學員文化低;教材在哪裏，怎樣訓練，由誰來教，怎麼教法，特別是在依靠誰辦航校和培養什麼人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的意見。黨中央要我們建立的是培養航空骨幹，為未來人民空軍打基礎的航校。航校黨的領導堅持了我黨建軍的根本路線和培養工農骨幹的正確方針，保證了黨在航校的絕對領導，保持了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同時貫徹執行了黨的爭取、團結、教育、改造舊技術人員的政策。
舊技術人員在航校訓練方面應該説是做了不少工作，是有貢獻的，但是這些同志在訓練中曾提出了一些脱離實際的意見，如在教學方法上，他們主張：先學習一些抽象的理論，書本知識，後接觸實際。按照他們的意見，訓練一期學員至少得幾年。事實證明他們的意見是行不通的，既浪費了時間，走了彎路，也遭到了學員的反對。因為我們的學員都是工農子弟，僅有的一點文化還是參軍後學的，連算術四則運算都不懂，硬要他們馬上去啃代數、幾何、物理、飛行原理等等，怎能吃得消？有的學員説：“黨要我們快點把技術學到手，我們怎能這樣老牛拉破車呢？”學校領導毫不遲疑地糾正了這種脱離實際的作法，採取了我軍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學，包教保學，互助幫助，一切重視教學實效，理論緊密結合實際，迅速把技術學到手的教學方法，教員、學員一起動手，把不能用的破飛機、發動機和儀表都搬進了教室。上課時教員講一個機件，讓大家看看實物，講一個原理，給大家實際表演一番。學員稱讚這種教法很好，學習的興趣很高，個個廢寢忘食，刻苦鑽研，結果放牛娃也開始掌握了複雜的航空技術。
在飛行訓練中，困難又象攔路虎一樣出現了。當時，世界各國訓練飛行員的常規都是三階段——先飛初級教練機，再飛中級教練機，後飛高級教練機和戰鬥機。初級教練機我們倒有幾架，但都是木頭做的。由於長期在機場上風吹、雨淋、日曬，框架都糟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幾次的長途轉移，都已完全變了形，能不能飛行，誰也沒把握。經過左挑右選，選出了一架變形較輕的初級教練機，又經過仔細修理和多次檢查之後，開始試飛。結果糟糕得很，試飛失敗了，飛初級教練機的門被堵死了。中級教練機一架也沒有，只有一些破爛的99式高級教練機和幾架日式戰鬥機。怎麼辦？可不可以打破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三級教練法，越過初、中兩級，直接飛高級教練機呢？這是個新問題，是前人沒有遇到過，也是書本上找不到答案的，一部分人堅決反對這樣幹，認為這是違反科學的，是航空史上從未有過的。有的還諷刺地説：“想一步登天，只怕飛得高，摔得重!”
怎麼辦？我們在東北局和民主聯軍總部的支持和鼓勵下，徵求了學校廣大幹部和學員的意見，學員們堅決回答：“我們願冒任何風險!上高級教練機，怕什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上級的鼓勵，羣眾的堅決態度和勇敢精神，大大增強了我們“三步併成一步走”的信心和決心。航校黨的領導一面發動羣眾動腦筋
想辦法，一面採取了加強地面準備，增長帶飛時間，改進訓練方法等一系列措施。特別在保證飛行安全方面，針對器材破舊，教員技術不熟練，設備簡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經驗，各方面條件很差等不利因素，要求全體同志，特別是飛行人員、機務人員、修理人員要小心謹慎，認真負責，細緻紮實，兢兢業業，象姑娘繡花一樣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證飛行訓練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經過全體同志的努力，我們的學員終於單獨駕着99式高級教練機，飛上了萬里無雲的高空。這時，原來反對一步登天的同志也慨嘆道：“奇蹟，了不起!今天我們才真正懂得了共產黨無往而不勝的道理。”
可是，教練機解決了，油料又成了問題。油快用完啦，沒有來源，還談什麼訓練飛行？大家非常焦急。航校黨的領導拜訪了許多內行人，也發動羣眾來研究。有人建議：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開汽車，能否用酒精開飛機呢？大家都沒有聽説過這方面的先例。我們想，既然找不出更好的辦法，還是試驗一下吧。第一次用酒精試飛時，因為天氣太冷，酒精度數不夠，眼看着飛機飛上天了，突然，聽不到馬達聲了，飛機一直往下猛墜，在空中停車了……。不成功，再試!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漸減少汽油的份量。經過無數次的試驗、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數和加大了燃料噴嘴之後，試用96度的純酒精飛行，終於宣告成功。訓練又活躍起來了，學員們的心情又舒暢了。他們飛行歸來，常常開玩笑地説：“怎麼樣？想一步登天，就是一步登天了嘛!”
航校搬到縱深地區後，距離前線遠了，環境似乎比較穩定了些，可是參加飛行的人多了，訓練也更加緊張了，隨之而來的是器材日益缺少，來源毫無着落，訓練無法持續下去。這是當時大家最感不安的一個問題。飛機本來就是補了又補的，漸漸地連補丁都補不起了。航校想遍了辦法，實在再想不出好辦法了，只好壞一架，停一架。膠皮輪子和螺旋槳更是奇缺，幾架飛機輪換着使用。到了1947年下半年，情況越來越困難，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器材已經用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幾乎連飛行技術都有保持不住的危險。無可奈何，航校只得請示總部，下決心減少飛行次數，壓縮部分人員，按“保養技術，短小精幹，持久延長”的方針勉強地堅持着訓練。這種情況也很自然地在航校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動。航校黨的領導根據上級決定，全校開展了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的新式整軍運動。先幹部，後學員，先黨內，後黨外，通過各種會議，利用各種方式，反覆講清道理，打通思想，穩定情緒，鼓舞鬥志，教育和動員大家咬緊牙關，堅持過苦日子，渡過難關。
我們的日子越不好過，敵人越壓我們，不斷派飛機前來搗亂。他們早把我們的航校當成了眼中釘，千方百計要消滅這支新生的嫩芽。國民黨空軍集中了15架轟炸機，轟炸掃射了通化機場，打壞了我們6架飛機，傷我6人。在牡丹江，特務縱火燒燬了我們的一個汽油庫。以後，我們一步步向縱深轉移，敵機也一步一步跟了上來。凡是有航校飛機飛行的機場，都遭到了敵機的襲機。前後被敵機打壞的有10多架飛機。當時我們既沒有高射武器，又沒有能打仗的飛機，只能躲避，不能還手。那些駕着美國飛機的國民黨飛行員象瘋狗一樣，常是早晨八九點鐘就飛臨我機場上空，盲目掃射、投彈，有時輪番在空中巡邏，直到午後三四點鐘才飛返老窩。大家氣得紅了眼，氣憤地朝空中罵：“狗強盜，看你還能瘋狂多久，你們的狗命不長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敵機頻繁騷擾的情況下，我們只好打游擊。抓緊早8點以前，下午3點以後的時間，鑽敵機的空隙進行訓練。白天把一些能飛的飛機搬到臨近的山溝裏隱藏起來，傍晚再拉回機場。為了對付暗藏的匪特，飛行員隨身還得帶着步槍和手榴彈保護飛機。我機速度小、飛機上又缺武器，於是，學員們學會了超低空飛行，以便在空中遇見敵機就可以同它周旋。超低空飛行，對學員來講，是很吃力的;飛機歸來，個個都累得兩腿痠痛，疲勞不堪。當時的物質條件又非常艱苦，不僅吃不到肉和油，連細糧和蔬菜也很少見。有時吃的是苞米窩窩頭和苞米糝兒。飛行員、機務人員就組織起來，開荒種地，上山打柴燒木炭，冬季到草塘裏，敲開厚冰抓泥鰍，春、夏季挖野菜，揀雁蛋，秋季打獵，來改善生活。住的房子是因陋就簡、緊急趕修起來的，既無取暖設備，窗户又不嚴密，夜晚，西北風捲着雪片打得窗户嘩嘩響，大家只得帶着棉帽睡覺，凍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裏兜圈子。沒有冬季飛行服、皮大衣和氈鞋，也沒有保險傘和保險帶，飛行員只好穿着棉襖和單布鞋，用麻繩捆起來飛行。地勤人員的工作服是補了又補的。就是處在這樣食不飽腹、衣不暖體、屋不遮寒的情況下，大家仍然幹勁很大，起五更睡半夜，在雪深沒膝、北風刺骨的寒冬臘月，忍受着嚴寒與勞累，頑強地苦練着、工作着、戰鬥着，儘快地掌握航空技術，他們常常説：“我們一定要爭回這口氣，等我們的翅膀硬起來敵人就耍不成威風了。”在將近4個年頭的艱難困苦的歲月中，同志們的情緒一直是飽滿的，幹勁一直是充足的;充分表現出了人民軍隊的艱苦奮鬥，吃苦耐勞，不屈不撓，勇於克服困難的精神。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航校是共產黨領導的，它重視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是它的靈魂和統帥，它的幹部和黨員是革命戰士，對黨、對革命、對人民事業有着無限的忠誠。
1948年以後，解放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東北有名的遼瀋戰役，全部、徹底、乾淨地消滅了國民黨數十萬大軍，最後解放了東北全境。航校隨着整個形勢的好轉，由東安搬回牡丹江，以後又搬到長春。環境安定了，條件改善了，人們的心情更加興奮了，幹勁更足了，訓練的成績就更加顯著了。遵照東北局的指示，航校一面抽調一批幹部大力蒐集國民黨在南滿各地丟棄的航空器材，一面加緊訓練，迎接大發展。當我軍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向全國各地進軍時，航校又派出了大批幹部和學員，隨軍前往，趕赴全國各地接收國民黨丟棄的航空器材和人員。
天津戰役勝利結束以後，航校的領導同志到中央所在地，向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彙報航校的工作時，毛主席鼓勵我們説：很好，過去在延安辦不到的事，今天辦到了。你們為今後正式建立空軍做了些準備工作，培養出了一些種子。
航校——這一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從重重困難中誕生的新生力量，不僅為人民空軍的建立摸索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做了一些必要的有益的準備工作，並且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航空人員。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由這個航校訓練出來的飛行員，以17架飛機編成整齊的隊形通過了天安門上空，接受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檢閲。建國以後，我國聞名的空軍戰鬥英雄王海、劉玉堤等，和目前空軍的一部分技術領導幹部，大部分也是在這個航校開始學習航空的。這一切，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
1949年9月，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正式宣佈：“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歷史證明，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預見，一件一件地都得到了實現。
我黨領導的第一支航空隊
據曾經擔任新疆航空隊飛行班班長呂黎平回憶：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任駐新疆代表陳雲利用我黨與當時新疆邊防督辦公署督辦盛世才在新疆地區建立的統戰關係，將西路軍失敗後的餘部400餘名紅軍指戰員援接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利用盛世才的軍營以及蘇聯援助盛世才的軍事裝備和教員，學習炮兵、裝甲、汽車等特種軍事技術，對外稱“新兵營”。
陳雲倡導學航空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陳雲把我叫去。一見面，他以濃重的上海口音問：“你對今後工作有什麼考慮呀？”
陳雲經常到我們幹部隊來同大家談論國內外形勢，定期聽取支部彙報情況，作為支部書記的我，毫無拘束之感。所以，我回答説：既不願留在盛世才那裏工作，也不想回延安繼續當參謀，要求到抗日前線去打仗。
陳雲聽後，滿面笑容地説：“把你留在新疆學飛行怎麼樣？”
“學飛行，這可能嗎？”我驚奇地問道。
“有這種可能。““我對盛世才的航空隊情況，作過了解。現有6架初級教練機，9架偵察轟炸機。他辦過兩期飛行班，1期機械班。教官是蘇聯人。明年要開辦第3期飛行班，第2期機械班。”陳雲這樣對我説。
陳雲還説：“我們在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吃了國民黨空軍多少苦頭呀!許多英勇善戰的同志，沒有倒在與敵人短兵相接的戰場上，卻慘死在敵機的轟炸掃射下。你知道王稼祥、葉劍英、賀子珍挨炸彈受傷的情景吧!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用飛機對我華北軍民狂轟濫炸，製造了許多慘無人道的血案。如果我們有了空軍，就能從空中打擊敵人，保衞祖國的大好河山。空軍是很複雜的軍種，要建設自己的空軍，必須及早培養人才，因為培養一名飛機駕駛員比培養一個炮兵難得多。我想利用統一戰線的關係，在盛世才航空隊為我們黨訓練一支既會駕駛飛機，又能維護修理的航空隊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辦法搞到飛機，我們的空軍不就可以建立起來嗎？我已經同盛世才談過這個問題，有了一點眉目。”
我聽了陳雲高瞻遠矚的運籌，興奮地頻頻點頭。
陳雲接着説：“現在，‘新兵營’要物色一批學航空的人才。今天，我找你來談談，你要有帶領部分同志留在新疆學航空的準備。”我驚喜地注視着陳雲。心想，若真能插翅飛上藍天，向敵機開火，為死難烈士報仇，這該是多麼光榮的使命啊!但我又覺得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駕駛不了複雜的飛機，當我説出自己的擔心時，陳雲鼓勵我説：“你才20歲，身體又好，有一定的語文基礎，主要是數、理知識要提高，集中一段時間補習不就可以解決嗎？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服從組織決定，爭取早日飛上藍天。”我這樣表示。
“我的這些設想，還需要請示黨中央批准以後才能實施。你回去等正式通知吧!”陳雲最後這樣對我説。
陳雲同我談話之後，又找“新兵營”各大隊的領導，調查摸底，物色了30多名年紀輕、身體好、有一定文化的幹部為學航空對象。
1937年11月27日，陳雲奉黨中央之命，乘一架蘇聯飛機離開迪化，回延安擔任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陳雲上任以後，向黨中央彙報了選調一批紅軍幹部到盛世才航空隊學飛行、機械的意見。黨中央批准了陳雲的計劃，決定從迪化“新兵營”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摩托學校挑選一部分幹部到新疆學航空。
抗大和摩托學校很快挑選了一批學航空的對象，經過體格檢查、文化測驗之後，把名單送到了中央組織部。陳雲看到名單後，親自找預選對象談話，考察他們的反應能力。他讓學員讀一段報紙，測驗文化程度，把懷錶放在預選學員身後的不同位置、距離，考察聽力;讓學員下棋觀察反應靈活性。陳雲詳細詢問每人的經歷。當聽夏伯勳説是2方面軍的，李奎來自紅25軍時，陳雲高興地説：“太好了，中央決定要有1、2、4方面軍的幹部去學航空，你們就是代表嘛!”
經過八路軍後方政治部的審查，陳雲選定了19名共產黨員。他們是：嚴振剛、方華、方槐、賴玉林、夏伯勳、黎明、吳峯、雲甫、趙羣、劉子立、李奎、陳御風、王聚奎、鄧明、彭浩、彭仁發、謝奇光、吳茂林、楊光瑤。
1938年1月6日，陳雲把上述19名同志叫到他的住地，勉勵他們要戰勝困難，刻苦學習，掌握航空技術。同時要搞好團結關係，遵守紀律聽指揮。他説：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長征時，不是憑着兩條腿戰鬥到陝北嗎？將來，你們一定要成為黨的空軍飛機駕駛員，現在不會的，經過大家的努力學到手了，才是真本事哩!
1月8日，選定的19名同志由嚴振剛率領，乘汽車離開延安，經西安、蘭州，於2月28日抵達迪化。
與此同時，1938年1月初，接替陳雲擔任黨中央駐新疆第二任代表的鄧發告訴我們：陳雲已向黨中央彙報了培養我黨航空人才的籌備情況，中央來電説，完全同意陳雲的意見與安排。從延安來學航空的19名同志，已經啓程來迪化。我正與盛世才商量有關事宜。
2月初，盛世才通知鄧發：航空隊第三期飛行班、第二期機械班，定於3月1日開學，請我黨選派的學員，在近日內完成體檢和入學文化考試，2月底前到航空隊報到。
鄧發立即找航空隊的蘇聯教官尤吉耶夫，一道去向盛世才説明：我們這批學航空的學員，都是紅軍幹部、共產黨員。從小參軍，沒有讀過什麼書。若按《新疆日報》登的招考中學畢業生條件，都考不上。請免於文化考試。體檢檢查，照常進行，按標準條件錄取。盛世才看蘇聯教官同意，也點頭答應了。
鄧髮指定我帶領“新兵營”的30多名候選人，到盛世才的軍醫院進行體檢。結果，25人合格。他們是：呂黎平、陳熙、方子翼、安志敏、袁彬、鬍子昆、劉忠惠、張毅、楊一德、汪德祥、王東漢、龔廷壽、余天照、黃明煌、朱火華、周立範、金生、曹麟輝、丁園、王雲清、黃思深、陳旭、周紹光、餘志強、劉子寧。
為了不影響按時開學，鄧發按延安通知的19人的姓名、經歷職務，與“新兵營”的25人混合編在一起，定出了學飛行、機械的名單，送給了航空隊當局。
2月下旬，鄧發把我們25人召集到會議室，深情地説：“你們是我黨第一支航空隊伍的成員，肩負着未來建設人民空軍的重託。要時刻記住這一條，千萬不能辜負了黨對你們的希望。你們在這裏學習，同在自己部隊不同，情況很複雜，困難不少。對此，大家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在人家那裏，要嚴守我黨我軍的紀律，內外有別。你們學習的好壞，關係我黨我軍的聲譽，一定要刻苦鑽研航空技術，爭取優異成績，讓他們瞧瞧，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好樣的。”全體同志一致表示，堅決執行中央代表的指示。
會上，鄧發宣佈了43人的學習分工和負責人(原為44人，賴玉林因身體條件不合格，沒有入學) 。
飛行班25人：呂黎平、陳熙、方子翼、方華、方槐、夏伯勳、袁彬、黎明、趙羣、安志敏、李奎、劉忠惠、楊一德、鬍子昆、汪德祥、王東漢、王聚奎、楊光遙、鄧明、彭浩、張毅、龔廷壽、謝奇光、黃明煌、余天照。班長呂黎平。
機械班18人：嚴振剛、朱火華、周立範、周紹光、丁園、陳旭、陳御風、劉子立、黃思深、劉子寧、金生、曹麟輝、雲甫、吳峯、王雲清、餘志強、吳茂林、彭仁發。班長嚴振剛。
上述43人，來自紅1方面軍的有16人，紅2方面軍的有2人，紅4方面軍的有24人，紅25軍的有1人。
鄧發着重講了要正確對待分工問題。他説：從組織上考慮，各個方面軍的同志都要有學飛行和機械的，以體現團結一致，齊心協辦學航空。在我們革命隊伍裏，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不論學什麼，將來都是黨的技術幹部。
鄧發決定，飛行班與機械班的黨員建立航空隊黨支部，編成6個小組。他提議我為黨支部書記，嚴振剛、方子翼、朱火華、陳熙、金生為支部委員。大家舉手一致通過。最後，鄧發明確了幾個問題：一、領導關係問題。航空隊黨支部由中央駐新疆代表直接領導，不同別的黨組織發生關係。二、黨組織問題。盛世才不允許共產黨在新疆發展組織，更不允許他的軍隊裏有黨派組織，航空隊的黨組織不公開，黨的活動要嚴格保密。三、個人身分問題。每人到航空隊都用化名，不公開在紅軍的職務身分。我們進航空隊以後，就是按照中央代表的上述指示與規定做的。
攻 破 理 論 關
1938年2月28日、3月15日，“新兵營”和延安來的同學先後進了迪化城東盛世才的航空隊。飛行與機械班住在一幢300多平方米的裏外兩大間平房裏，除我黨的43名學員外，盛世才從地方招來的1名飛行學員、16名機械學員，亦編在班內同我們住在一起。
航空隊的開學典禮是在3月3日舉行的。9時，佩戴上將軍銜的盛世才，蘇聯中將顧問巴寧均來參加。上校大隊長張念勺，宣讀了第三期飛行班、第二期機械班學員名單，編組及教學計劃;接着，對飛行學員授予上士、機械學員授予中士的軍階。
盛世才訓話時，講了他的“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這個“六大政策”是盛世才同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最後一項是學員致答詞。我走上講台，按照支部討論通過的意見表示：下定決心，刻苦鑽研，把航空技術學到手，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獻出自己的青春。
從這一天起，我們黨就在新疆建立了一支由43名共產黨員、紅軍幹部組成的航空隊。為了黨的建軍需要，我們這批經過長征、轉戰沙場的連、營、團級幹部，竟佩戴士官軍階，由指揮員變成一個受人指揮的軍士，我們大家都把這種委屈與個人之“失”作為新的統戰環境下一種黨性鍛鍊與考驗。這種處處受約束的軍士生活，我們硬是“熬”過了4年之久哩!
開學以後，我們進行了緊張的航空理論學習。學習的課程有：《航空歷史》、《飛行原理》、《發動機構造原理》、《飛機構造原理》、《領航學》、《空戰戰術》、《飛行規則》、《航空氣象學》等。
課堂學習是6小時一貫制。即上午接連上6節課，每節45分鐘，課間休息10分鐘。下午，2小時自習和1小時體育鍛煉。
理論學習的第一天，飛行中隊長王應其，在講台教《機械物理學》時，就奚落我們，他説：你們都是中學畢業的，現在複習一下早就學過的普通物理，什麼叫做物理三變態？接連提問了方華、陳熙、呂黎平，都回答不出來。他竟火冒三丈地説：中學畢業生竟回答不出這樣簡單的問題，我沒法教這門課了。他哪能知道我們連小學程度都沒有的苦衷？教育股長王聰講《飛行原理》的升阻比時，同學們也是聽不懂。他就説：沒念幾天書就想學航空，給你們講課，簡直是對牛彈琴。
面對這樣的困難，支部在中央代表的指導下，激勵大家用爬雪山、過草地的精神，攻克理論難關。把文化程度稍高的同學與低的配對，編成互助小組，建立包乾制，不讓一個人拉下。同志們在課堂上認真聽，課後反覆學，不把問題弄懂決不罷休。教室成了攻破理論難點的“戰場”，許多同志常常通宵達旦，學而不倦。很快，理論教官的態度有了轉變，欽佩我們這批共產黨人的頑強求知精神。他們説：前兩期學員，自習時總是遲到早退，經常要從外面往教室裏攆。第三期卻反過來了，每天晚上都泡在教室裏不走，不趕，他們就不出來，真稀罕。
同志們在理論學習階段，苦學加巧學，想了不少土辦法。陳熙用青蘿蔔切成立方體，講解物體的體積;切成四方形、三角形，拼成平行四邊形，講解幾何概念和計算公式，通俗易懂。在學習《飛機構造原理》這一課時，安志敏還編了一道順口溜：
一個腦袋二把刀(機頭和兩葉螺旋槳)，
四個翅膀往上翹(四個機翼有上反角度)，
三條鐵腿踏飛輪(前面兩個機輪，後面一個尾輪)，
橫豎尾巴在後梢(橫的水平安定面和豎的垂直安定面)。
硬是憑着這股韌勁和毅力，我們初步掌握了航空基礎理論知識。1個月以後，教官進行考試，人人及格。為轉入飛行訓練奠定了基礎。航空隊的教官們，在事實面前不得不對我們刮目相看了。他們説：從“新兵營”來的學員，文化程度比前兩期低，可是學習的鑽勁、刻苦性，是前兩期無法相比的，考試成績比前兩期好，真棒!
飛 向 藍 天
盛世才的航空隊有3個飛行中隊，1中隊是戰鬥機，2中隊是偵察機，每中隊有10名飛行員。3中隊專門訓練新飛行員，中隊長叫黎煥章，是維吾爾族的進步青年。兩名飛行教官是任兆祥、楊兆榮。第3期飛行班就編在這個中隊，分成3個教學組。第1組6人(內有1名非黨學員)，由黎中隊長帶飛，第2、3組各10人，由任、楊教官帶飛。蘇聯教官負責指揮和檢查考試。
開飛前，教官帶我們到機場搞了3天的地面實習。從鋪T字布、打信號旗(當時，地面和飛機上均沒有無線電話設備)、拿輪檔、推飛機，到進入座艙開車、試驗轉數、檢查儀表等，都練得滾瓜爛熟。
烏－2型初級教練機，是蘇聯20年代生產的雙翼、雙座輕型機。裝有一台100匹馬力的內燃發動機，最大時速146公里，升限2000米。
1938年4月4日，我們正式開飛。
東方剛顯魚肚白，我們就吃完早餐，身穿飛行服，分乘兩輛汽車駛向機場。這是我們第一次升空感覺飛行。
中隊長黎煥章帶我走向第一架飛機，一進座艙開車，我的心情就很激動。隨着發動機的吼鳴，黎煥章加油門徐徐向起飛線滑行，信號員舉起白旗向前方，示意允許起飛時，加滿油門，直線向前滑動，逐漸抬起尾部加速，飛機就晃悠悠地離地升空了。
烏－2型飛機只有風檔，沒有座艙蓋，升空之後，強勁的寒風撲面吹來，臉上冷得起雞皮疙瘩。耳朵裏除了螺旋槳打擊氣流的“嗡嗡”聲外，什麼也聽不到。當升空到800米時，中隊長口對一根前後艙連通的橡皮説話管，叫我前後左右活動駕駛杆，體會飛機的操縱性能。我略為前後推動駕駛杆，飛機就急劇下降或上升。啊!原來駕駛飛機不能用粗猛動作，要柔和輕微的操縱。接着，又在空中盤旋了幾圈，我還沒有把機場輪廓看清，飛機就輕飄飄地下滑落地了。
每人作了20分鐘的感覺飛行就結束了這天的訓練。回來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敍談各自的感受，消除過去無知而產生的許多笑話。“在長征路上，每逢敵機來了，就命令不許説話，説飛機上有順風耳，能聽到。現在明白了，即使你喊破嗓門，吹軍號，飛行員也聽不到呀。”“頭上戴一頂用樹枝葉編的帽子做偽裝，空中就不易發現，軍人穿草綠服裝就是這個道理。”同志們這樣議論着。
我們都是鏖戰沙場多年，見慣了衝鋒拼殺的驚險場面，所以，共同的特點是，膽子大，不怕死，操縱動作比較粗猛。駕駛的實踐使我們體會到，飛行是一種體力與腦力相結合的特殊勞動。比如，翻斤斗，沒有強壯的體力，就承受不了大負荷量的壓力;若沒有靈敏的思維和快速的反應能力，就不能正確判斷和及時改出飛機的複雜狀態。因此，飛行員必須具備大膽而心細，沉着而機敏，迅速而準確的素質。飛機的設備雖然複雜，但我是駕駛它的主人，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不應驚慌失措，應鎮定自若地處置險情。為了適應飛行的特性，同志們都在改變以住那種性急、粗魯的毛病。
教官帶飛了50－60個起落，飛行6－8小時以後，我們都放了單飛。經過4個多月的鑽研、苦練，我們有24人以平均4分以上的良好成績，順利完成了初級教練機的訓練計劃。只有王東漢因痼癖動作而停飛，改學機械。
1938年10月，我們轉入了埃爾－5偵察、轟炸機的中級訓練。埃爾－5型飛機長9.5米，翼展15.5米，裝一台700馬力的內燃發動機，最大時速約280公里，航程1000公里，升限4000米。裝有3挺7.62毫米口徑的機關槍，翼下可掛4枚50公斤炸彈。雙座艙，既可教學，又可執行戰鬥任務。我們每人由教官帶飛了30多個起落，陸續放了單飛。
烏－2、埃爾－5飛機，設備很不完善，既無剎車、襟翼，也沒有無線電通話機，因而在操縱上有很多困難，但都被我們逐個克服了。
航空隊有4名蘇聯教官，其中兩名飛行教官，負責指揮和帶飛;1名領航教官，負責航行理論教育;1名機械教官，負責指導機務維修。軍階從中校到少將。他們都是蘇共黨員，有千小時以上的飛行經驗，有的還參加過遠東諾蒙坎事件對日本的空戰。他們有很好的飛行經驗，對我們很關心，願意把蘇聯空軍訓練方法教給中國共產黨的航空人員。就是：理論先行，循序漸進，“少吃多餐”，從嚴從難，吃苦耐勞，不怕困難。但他們也有態度生硬，動輒訓人的毛病。
1939年夏，正當我們在埃爾－5型飛行的訓練將要結束時，隨着國內反共磨擦加劇，國際風雲緊張，新疆泛起了一股疏遠蘇聯、冷淡中共的逆流。早在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金樹仁被政變者推翻之後，當時擔任新疆東路軍總指揮的資產階級政客盛世才篡奪了政變的果實，登上了督辦的寶座。他為了鞏固其統治，耍盡手腕，八面討好，偽裝進步。他自稱是“斯大林的忠實朋友”，要了一批武器，聘請蘇聯顧問、教官到新疆辦教育訓練，擴大軍隊鎮壓異己;又自稱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同我黨合作，從延安請來一批幹部，幫助其治理新疆的財政經濟和文化教育，還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偽裝進步，他又自稱是“蔣委員長的偉大戰友”，向國民黨頻送秋波，以求穩定其統治。到了1939年，盛世才到蘇聯晉見斯大林，提出了一個龐大的武器清單，裝備其部隊。斯大林沒有滿足他的要求，他的本來面目就開始暴露，便逐步對蘇聯疏遠，對我黨冷淡，我們的飛行訓練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逐漸減少的，到了1940年就完全停止了飛行訓練，轉入理論學習，長達8個月之久。
在這期間，機械班經過1年半的理論學習和外場實習，完成了原定訓練計劃，於1939年9月按期畢業。我黨19名學員除吳茂林因患嚴重肺病退學外，考試成績在4.5分以上，比新疆地方招來的16名學員的成績要好。嚴振剛被授予中尉軍銜，其餘均為少尉。從此，機械班的同志成了能獨立維護修理飛機的機械師。
1940年夏，我們成天埋頭在教室學理論，乾燥的熱風從窗外撲來，使人更加心煩不安。我們曾向黨中央上書，要求回延安請纓殺敵，或到蘇聯去服務。得到的回答是：嚴守紀律，安心學習。對此，我們雖未完全想通，但是共產黨員對黨的指示應無條件執行。於是，大家的頭腦冷靜下來，以鑽研知識的熱情，代替焦急的煩惱情緒。
1941年初，蘇聯援助了6架伊－15和兩架伊－16型戰鬥機，以及其他一批軍事裝備。在黨中央駐新疆第三任代表陳潭秋同志的積極交涉和蘇聯教官的大辦協助下，我們恢復了飛行訓練。
為了掌握這批戰鬥機的駕駛技術，陳潭秋通過蘇聯總教官提出了改裝計劃。在15人名單中，有我黨的10人，他們是：呂黎平、方槐、方華、方子翼、陳熙、夏伯勳、袁彬、劉忠惠、汪德祥、楊光遙。盛世才迫於蘇聯顧問的要求，只好勉強同意。
伊－15是雙翼、單座戰鬥機，不能收起落架，裝一台775馬力的風冷發動機，最大時速370公里，升限5000米，裝有4挺7.62毫米的機槍，可掛4枚50公斤炸彈。
伊－16是蘇聯比較先進的單翼、單座能收起落架的戰鬥機。裝有775馬力的風冷發動機，最大時速525公里，升限5500米，裝有兩挺7.62毫米機關槍和兩門20毫米機關炮。在抗日戰爭中，蘇聯援助國民黨空的這種戰鬥機，對日本的零式戰鬥機作戰，曾獲得了很大的戰果。
我們在蘇聯教官的帶飛下，順利放了單飛。並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高級特技，單、雙機對抗空戰，打地靶，低空轟炸射擊等全部課目訓練，技術戰術水平達到了戰鬥飛行員的要求。
由於盛世才倒行逆施，新疆物價暴漲。我們在野外機場改裝訓練，住的是帳篷，伙食很差。陳潭秋決定從黨費中每月拿出120元，併發給我們兩支獵槍，借打獵改善生活。還真解決問惠，槍法好的方華、夏伯勳可積極了，每次出去都能打上野雞、狍子，開始沒有經驗，煮上一鍋狍子肉，大家狼吞虎嚥，猛吃一頓。結果都流鼻血，睡不着覺，不知道狍肉是熱性，青年人吃多了就會上火。
航 空 隊 黨 支 部
為了加強黨對航空隊支部的領導，便於進行黨內活動，中央代表決定：支部正副書記每週有一人去向他彙報工作，每月到黨代表駐地召開一次支部大會。全體黨員均參加盛世才的“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簡稱反帝會)，以“反帝會”小組的名義進行黨的活動，黨支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集體領導，重大問題都由支委會或支部大會討論決定。支部書記在每月的支部大會上，向全體黨員彙報工作，徵求意見。支部定期總結佈置工作任務，講評黨員思想、學習和生活情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按黨章規定，每年民主改選支部成員。同志們在黨支部這個戰鬥集體的家庭中，度過了漫長的時光，完成了學習任務，從1938年3月至1946年6月的9年間，黨支部委員會共有七屆，呂黎平、嚴振剛、朱火華、方華、汪德祥先後擔任過支部書記，方子翼、方槐、陳熙、周立範、金生、彭仁發、黃明煌擔任過支部委員。
航空隊黨支部歸中央駐新疆代表領導，重大問題直接請示黨中央。周恩來同志1939年8月由延安去蘇聯治傷途經迪化時，代表黨中央親切接見了當時支部負責人，作了重要指示。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日上午，陳潭秋通知我和嚴振剛到迪化城外河溪楊柳林裏的“新兵營”野營地。周恩來在一頂白色帳篷裏同我倆親切見面，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對航空隊表示問候。接着，他同陳潭秋一道聽取了航空隊情況的彙報。當聽到同學們的考試成績都在4分以上，已能駕駛、維護兩種飛機時，周恩來讚揚説：陳雲同志很有遠見，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是第一個倡導建立航空者，將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空軍，就有骨幹、有種子了。當聽到43名同志是從1、2、4方面軍中挑選出來的，都有學飛行、學機械的情況時，又讚揚説：這很好，每個方面軍都有特點，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我們將來建設空軍，要繼承和發揚各個方面軍的優良傳統。
1940年2月，周恩來在蘇聯治癒了受傷的胳膊，返回延安在迪化短暫停留時，再次接見了我和機械班第二任負責人朱火華。他説：我們現在沒有飛機，先培養幹部，將來一旦有了飛機，你們40多個同志就能形成戰鬥力。你們多數是紅軍時期的營團幹部，在航空隊學習緊張，生活艱苦，處處受約束，年齡大了也不能成家。同志們有理想、有志氣的品德是難能可貴的，應繼續保持，珍惜目前的學習機會，爭取學到更多的航空技術。
黨支部認真貫徹執行了周副主席的指示。支委會成員由各個方面軍的幹部組成，對學習飛行與機械的同志一樣看待，不分彼此和以往職務高低。同志們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關心體貼。開始，機械學員的津貼費比飛行學員少1/3，飛行學員就主動買些日用品送給手頭緊的機械班學員;後來，機械班畢業，領少尉工資，比飛行學員多3倍，反過來支援飛行班學員改善伙食。
由於空地勤同學都能堅持原則，步調一致，因而對一些不利於團結的流言蜚語和等級觀念，都能正確對待。沒有國民黨空軍那種重空勤，輕地勤的現象。
1941年秋，我們按原定教學大綱完成了所有課目的訓練，成績優良。按當初同盛世才商定的協議，可以畢業，授予中尉軍階，月薪100多元，相當於陸軍中校，可以結婚，過富裕生活。可是，當了飛行官以後，飛行時間減少很多，技術上只能保持，不能繼續提高。怎麼辦呢？我們請蘇聯教官想辦法，他説：“如果要多飛，提高技術，只有推遲畢業時間，我可以安排飛行日，優先保證。”黨支部開會徵求大家的意見，同志們想到黨中央的期望，想到一個共產黨員應該一切服從革命利益的需要，一致認為：為了黨的航空事業，我們要提高飛行技術，不要軍銜、高薪，暫時不結婚成家，請求推遲畢業時間。
中央代表陳潭秋同意並讚揚同志們的這種犧牲個人利益的精神，經過蘇聯教官的協助，盛世才批准了第三期飛行班在改裝戰鬥機，飛完該機種的戰鬥課目之後，延期到1942年4月畢業。
新疆航空隊的軍官們，聽到我們要求推遲畢業時間，百思不得其解。迪化社會上的人士也議論紛紛：“新兵營”來的這批飛行員真傻呀!有錢不要，有官不當，女子中學的小姐找上門來求愛不動情，豈不是“木頭人”？他們哪能理解我們共產黨人、紅軍戰士的胸懷呢？
獄 中 鬥 爭
1942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正處於艱苦困難的時期，中國的抗日戰爭也處在最艱難的關頭。蔣介石加緊拉攏盛世才反蘇反共，7月5日派宋美齡、朱紹良、毛邦初等人到迪化與盛世才密謀策劃，剎那間，新疆反蘇反共之妖風甚囂塵上。盛世才為了向蔣介石獻媚，竟秘密槍殺其親蘇的胞弟盛世祺，捏造共產黨要在迪化搞所謂“四•一二”暴動。我們就是在這種緊張氣氛下，於7月10日被逐令離開航空隊的。
我們在航空隊4年又5個月的學習，飛行班已飛完烏－2、埃爾－5、伊－15、伊－16等4個機種，每人平均飛行300多小時，1000多個起落，能升空擔任戰鬥任務，機械班已熟練掌握了上述機種的維護，我黨建成了一支空地勤配套，具有戰鬥力的航空隊伍。
我們離隊以後住迪化南梁招待所，陳潭秋立即指示進行整風學習。他介紹了新疆的政治形勢，分析了蔣盛勾結、反蘇反共的情況。他電請中央與蘇聯交涉，爭取我黨在新疆人員到蘇聯去，同時又對我們進行共產黨員的氣節教育，要有坐牢的思想準備。這期間，我們雖然沒有完全失去自由，但駐地周圍日夜都有盛世才的軍警盯梢，情況越來越嚴重。
1942年9月17日午後，盛世才航空隊飛行中隊長高繼忠，帶兩輛卡車到我們駐地，以“盛督辦請你們全體人員去訓話”為名，將我們帶到督辦公署西大樓二樓禮堂，我們在哨兵如林的恐怖氣氛中度過了一個下午。傍晚，盛世才的中將參謀長汪洪藻，以所謂安全的理由，把我們押送到督辦公署後院教導隊的營院裏，不讓出去，我們被軟禁起來了。事後瞭解，同一時間，中央代表陳潭秋等我黨在新疆的全部人員，亦被隔離，失去了自由。從此，航空隊黨支部與中央代表失去了聯繫，雖然我們多次抗議，要求盛世才答應我們會見我黨中央代表，我們也5次派人秘密偷越出去尋找，與此同時，陳潭秋亦給航空隊同志寫信聯絡，到底還是沒有溝通聯繫和組織關係。
1943年2月24日，盛世才又將我們押送到迪化南門靠近城牆的一座四合院內。城牆上設有了望哨，房屋周圍有一排的巡邏兵，形勢更加嚴峻。黨支部分析了情況，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做好同敵人長期鬥爭的準備，利用被監禁的時間進行學習，以將來繼續為黨工作。在支部領導下，大家學習了《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近代史》和航空理論。同志們變牢房為課堂，度過了1年零9個月的監禁生活。
1944年11月6日，航空隊同志被關進第二監獄。我們很快同獄中黨組織負責人方誌純、張子意、馬明芳同志取得了聯繫，當得知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同志英勇就義的消息之後，我們更加堅定了對敵鬥爭的決心，在長達1年又7個月的牢房鬥爭中，航空隊同志們與在新疆的共產黨人一道，在1945年3月和8月進行了兩次絕食鬥爭，後一次為時7天。經受住了敵人五六次軟硬兼施的法西斯式的審訊考驗。絕大多數同志視法庭拷打施刑為同敵人拼搏的戰場，按照黨組織提出“八路軍抗戰有功”，“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反對分散關押”的要求，同敵人進行面對面的説理鬥爭，立場堅定，不屈不撓。敵人在其書面報告中無可奈何地承認：“提共黨八十八名分別談話勸其投降，然結果均仍執迷不悟”。
勝 利 回 延 安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毛主席到重慶同蔣介石進行談判，達成了有釋放除漢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內容的《雙十協定》。在黨中央的積極營救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將軍，順乎潮流，執行《雙十協定》，於1946年5月中旬，宣佈在新疆被關押的共產黨人無罪，並無條件釋放。6月10日上午，在一輪紅日照耀下，我黨在新疆的131人在第二監獄門前，登上卡車啓程，經過1個月的長途行軍，於7月11日勝利回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受到了朱德、任弼時、林伯渠、楊尚昆等中央首長以及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陝甘寧邊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幹部、戰士兩萬人的夾道熱烈歡迎。航空隊原有的43人，有2人因飛行事故犧牲(彭仁發、汪德祥)，2人病逝(吳茂林、謝奇光)，8人離開了革命隊伍，回到延安的還剩下31人，他們是：呂黎平、方華、方槐、方子翼、陳熙、夏伯勳、劉忠惠、張毅、安志敏、袁彬、趙羣、黎明、楊一德、鬍子昆、李奎、嚴振剛、朱火華、丁園、劉子立、劉子寧、金生、周立範、周紹光、雲甫、黃思深、王東漢、陳御風、王雲清、陳旭、曹麟輝、吳峯。這批同志既圓滿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學習任務，又經歷4年的監獄鬥爭考驗，他們堅持革命信念，以黨的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名利，保持了紅軍時代的優良傳統作風。
(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