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拷問情理法衝突，受益人是否有補償被害人義務
留日學生江歌被害案引發的輿論持續發酵，此事背後引申出的關乎情、法、理的爭議備受社會關注。
2016年11月3日，中國留學生江歌在日本遇害，嫌疑人陳世峯系江歌室友劉鑫的前男友，案件將於2017年12月在東京開庭審判。網絡上關於劉鑫案發後的行為如今在網上引起爭論。
不少輿論以道德的名義譴責當事人劉鑫之時，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也亟待理清。
有法律學者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時認為，劉鑫的行為雖在道義上受到譴責，或不構成違法，“雙方都面臨着情理法的衝突，一方是合情合理不合法，另一方雖合法但不合情合理”。還有法律人士認為，按照中國的法律，劉鑫作為受益人，負有補償被害人家屬的義務。
學者：雙方都面臨情法理衝突
這一悲劇發生後，我們該如何辨清其中的道義責任和法律之責？
據日本警方調查結論，犯罪嫌疑人為與江歌同住女孩劉鑫的前男友陳世峯。據媒體報道，事發後，劉鑫遲遲沒有面對媒體以及江歌的母親，雙方甚至在網上發生隔空衝突。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分析指出，若日本警方調查認為劉鑫屬於“受害者”，這一結論可以理解為其在法律上沒有違法行為，不涉及刑事犯罪，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根據媒體披露的説法，案發時，江歌在門外被害，劉鑫在門內，而嫌疑人本是來找劉鑫的。一門之隔，劉鑫是否出手施救受到江歌母親的懷疑，而劉鑫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她當時想開門，門被彈了回來，之後門便打不開。
彭新林認為，在案件發生時，如果作為受害者的劉鑫處於驚恐或身感危險時導致未能出手施救，這不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先行行為，不會引發作為義務，不能勉為其難。當公眾對當事人的行為感到寒心時，這隻屬於人情倫理層面的考量。
媒體報道稱，因江歌母親在微博上披露相關信息後，劉鑫曾向她發信息稱“停止協助警方”。彭新林認為，劉鑫若拒絕配合屬不妥，“按照法律，證人出庭是公民的一項法律義務”。
“劉鑫可能沒有刑事違法的行為，但從道義上確實存在欠缺之處。”彭新林説。
2017年5月21日，江歌母親在網上曝光了劉鑫全家人的家庭住址、工作單位、車牌號等信息。這讓劉鑫深陷輿論漩渦。
江歌媽媽的行為因牽涉個人信息保護問題引發爭議。今年5月，“兩高”發佈《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從嚴設定了定罪量刑標準。
“從江歌的母親來講，爭議點在於其將劉鑫的個人信息公佈於網絡上，根據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兩高的司法解釋，江歌母親的行為面臨觸法風險。”彭新林表示，根據司法解釋規定，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達到一定數量即可入罪。
不過，在彭新林看來，江歌母親的行為尚未達到可認定“情節嚴重”的情形。江歌母親僅發佈了幾條有關車牌號、住址等內容，尚未達非法提供50條以上的標準，“如果因人肉搜索導致對方精神失常或是被用於實施刑事犯罪，才可能觸及刑事責任。”
彭新林同時認為，雖然未達刑事犯罪的入罪標準，但從民法上看，這一行為侵犯了公民的隱私。“雙方都面臨着情理法的衝突，江歌母親的行為在道義上值得同情，她的行為合情合理但不合法。而劉鑫的行為恰恰相反，雖然合法但不合情合理。”
劉鑫或無法定賠償義務，但可自願補償
在江歌遇害的374天，其母和志願者還在網上發起請願，請求判決陳世峯死刑。
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律師丁金坤認為，本案發生在日本，一般按照日本法律在日本處理，“但也可以協議適用中國法律在中國處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4條之規定：“侵權責任，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但當事人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侵權行為發生後，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法律的，按照其協議”。
“此案之所以在日本起訴，是因為案件發生地在日本。在國外犯罪的中國公民，我們依據屬人原則也有管轄權，但屬地管轄在刑事管轄權中比屬人管轄具有天然的優勢地位。”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齊曉伶分析説，案件由日本管轄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行為地管轄最有利於取證；另一方面一國要對本國公民適用本國刑法，需要實際上控制了該涉嫌犯罪的公民。
關於屬人管轄的問題，中國刑法第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如果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行為地國已被刑事司法控制，而行為地國與國籍國之間又沒有引渡條約，那麼，國籍國就不能實現刑事管轄權。”齊曉伶説。
“如果按照中國法律，劉鑫是受益人，負有補償義務。”丁金坤錶示，首先是被告人陳世峯賠償江母，如果沒有賠償或者賠償不足的，因為江歌是為保護劉鑫而死，劉鑫有適當補償江母的義務。
根據《民法總則》第183條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丁金坤同時表示，在其印象中，日本法律沒有上述補償的制度，而是侵權人直接給予賠償。
“對於劉鑫來説，無論是作為受害人還是證人，應該是不承擔賠償責任的，也無法定義務。”彭新林指出，尚未見到日本相關法律規定，但作出自願補償也沒問題。
另據彭新林介紹，日本有被害人䃼助金制度，如當事人在日本遭受人身傷害犯罪行為致重傷、殘疾或死亡，被害人或其家屬生活陷入困境的，日本政府可提供一次性經濟補助。可向居住地的警察署辦理。
根據日本《犯罪被害人等補償金給付法》的規定，補償對象需滿足以下條件：具有日本國籍或在日本國內有住所，遭受故意犯罪的被害人本人或被害人的遺族。其中的犯罪行為必須是在日本國內及在日本國外的日本船舶、飛行器內所實施的，屬於傷害人的生命、身體的犯罪行為，包括由於緊急避險、精神失常、未達刑事責任年齡而不處罰該行為的情形。而且，並不是所有受到上述犯罪行為侵害的被害人都能獲得補償，還必須是在犯罪行為引起死亡或重傷的情況下，才給予被害人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