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亞太行“印太”並非核心，他的“小目標”才是重點

11月14日，結束了12天亞太之行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回到華府的驢象喧囂之中。這是25年來美國總統對該地區最長時間的馬拉松式訪問，向外界顯示出特朗普對亞太地區的高度重視。

回憶起來，在東京打球和餵魚時被抓拍下來的花絮、在首爾與獨島蝦的不期而遇，在北京連發推文表示的由衷感謝，在河內爭當“調停人”的一廂情願，甚至是在馬尼拉的被獻唱“你是我世界的光”……似乎每一站都不缺少新聞點，而外界最為關切的還是特朗普此行能否清楚勾勒出美國新政府的亞太新政策。雖然所謂“自由而開放的印太地區”始終被特朗普掛在嘴邊，但這麼個舊概念如今被翻新再度利用，這屆美國政府對亞太未免太心不在焉了吧？

時間點並非最佳

對於特朗普而言，這次亞太行多少有些心不在焉。顯然，這個時間點並不是美國主動的選擇，而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慣常安排。趕在這麼個時間節點上外訪，特朗普一定會極為牽掛已進入立法關鍵程序的税改計劃，於是媒體在行程中並沒有更多看到財政部長姆努欽或者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的身影，甚至連伊萬卡也在結束日本行程後就踏上歸途。從11月13日即將結束亞太行之時的總統推文上看，特朗普的心思早已撥回了西五區：不但催促税改立法，還隔空宣佈了新衞生部長的提名。也有消息稱，回到華盛頓之後，總統將在第一時間闖上國會山，為税改落地展開最後一搏。

不過，被國內議題分心的特朗普並沒有選擇重演2012年或2013年安排國務卿代為出席APEC的先例，反而全程參與，而且還特別在峯會之前安排了日本、韓國、中國三站，進而主動拉長了行程，這種因勢利導背後的動機頗為值得玩味。從國內角度看，特朗普在國內議程關鍵節點上外出，反而將壓力傳導給了國會共和黨人；從國際角度看，特朗普此次長訪，即便不拋出新政，也足見其對亞太地區的高度重視，甚至也暗示了某種延續態勢。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説峯會只是維持美國的地區存在感的話，峯會之前的三站才是此行要義。對特朗普而言，這三站所聚焦的經貿與朝核議題，正是他在國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有所作為、兑現承諾的關鍵領域。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亞太行，其實並不是來闡釋亞太新政的，而是希望在亞太行前三站找到儘快豐富執政首年成績單的金鑰匙。所以，特朗普的亞太行，本質上是通向美國國內的。

有了這種動力，亞太行與税改也就成了同一個維度上的要務，必須精心籌備。於是，特朗普在不同場合樂此不疲地提到了安倍政府極為熱衷的“印太”；在韓國國會演講時對“以實力促和平”的宣誓展現出了強硬姿態。特別是對中國的國事訪問，特朗普可謂是再多一點重視也不覺得太多：將中國安排在訪問五國行程的最中央，在北京度過當選一週年這一自己人生中最為重要的紀念日，特別精心錄製好小外孫女秀中文的視頻展示給習主席夫婦……這一切都顯現出特朗普對中國領導人的高度尊重以及對中美關係的極大期待。

精心準備和高度尊重，也為特朗普的首次亞太行帶來了超出預期的成果。在朝核問題上，中美雙方坦誠溝通，再次強調了致力於半島無核化的共同立場；在經貿領域，中美雙方本着“雙向互利、大體平衡”的原則簽訂了“超級大單”。而這些可以回應美國國內民眾在安全和經濟與就業維度上訴求的巨大進展，正在幫助特朗普小幅挽回民調上的頹勢：按照蓋洛普每日民調顯示，身在亞洲的特朗普已將滿意度從十月底的迫近30%抬升到了將近40%，而其不滿意度也從十月底的超過60%回落到55%。

是急就章還是長久之計？

雖然豐富自己執政首年成績單的小目標明確，但畢竟還是要照顧到外界的關注度：作為新總統首度造訪亞太，勢必要對如何看待亞太、如何鋪陳亞太政策做出明確表達。於是，特朗普翻箱倒櫃地拿出了那兩個已經被反覆談及的概念，即*“印太戰略”以及“以實力促和平”*，但卻幾乎沒有任何詳細的具體政策闡釋，連名詞解釋級別的表達都沒有。雖然其中充斥着“急就章”的濃厚色彩，但在空軍一號飛離馬尼拉時，留給亞太地區各國展開聯想的也的確就是這兩個概念了。

自“印太”被特朗普、蒂勒森以及麥克馬斯特等人反覆提及以來，相關利弊得失的討論就再次回到了公眾視野。基本上可以回溯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地緣政治書籍字裏行間的這個老概念，雖然持續引發着澳大利亞、印度、日本等國的極大興趣，但直到奧巴馬政府開啓所謂“亞太再平衡”之後，才算作為戰略走進了現實。相比之下，“以實力促和平”的歷史相對短一些，基本上是里根時代理唸的翻版，自去年競選期間被特朗普核心幕僚借用之後，又變成了特朗普可能在亞太地區強化軍事存在的代名詞。

如今，特朗普在不同場合對這兩個概念的強調，似乎在明示或暗示自己的亞太政策，*即構建“自由、開放”的亞太地區，並且以強化軍事存在作為一種實現手段。*此外，特朗普似乎還在同步延續了民主黨的思維，強調了對所謂“規則”的高度關切。換言之，他的亞太或“印太”戰略是以日、澳、印為基石，突出軍事威懾與規則塑造的手段並用，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型存在的延續性政策。

這種關於特朗普亞太政策的印象建構，基本上符合在去年大選塵埃落定之後對美國未來亞太政策走向的一般判斷。*其一，美國兩黨任何政治人物在主觀上都不會放鬆對亞太的再平衡。*更何況是要實現“美國再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特朗普，也一定清楚美國要“再強大”就一定不可以缺席亞太這一引領世界繁榮的“希望之海”；其二，特朗普作為共和黨人一定會調整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加大對中東地區的投入，這在客觀上會牽絆到其在亞太地區存在感的維持；其三，特朗普出於黨派利益特別是個人偏好原因將會倚重軍事力量，強調在對外決策中軍事力量的話語權。

基於這些一年前的基本判斷，如今特朗普版本的“印太”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與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不同，*特朗普的“印太”顯然是在成全他主觀上希望同步重視中東和亞太的戰略意圖，從而搭建起從霍爾木茲海峽到馬六甲海峽再到宮古海峽、從中東到印度，從澳大利亞到日本的兩洋戰略弧。*但在客觀上，這種跨地緣板塊的超級聯動顯然困難重重：不但將挑戰美國當前的國力與戰略能力，而且也將極大地取決於美國與印度等所謂“戰略支點國家”的協調程度。在奧巴馬時期推進“以小博大”策略、拉攏該地區眾多國家之際，尚且無法在安全和經濟上讓“印太”戰略運行起來；如今特朗普“以大博小”，對該地區大多數國家毫無槓桿，極可能更是雷聲大、雨點小。

無論是“急就章”還是“長久之計”，以“印太”取代“亞太”目前已成為特朗普對外政策成型過程中的一個戰略選項。作為一個非典型總統，其實難以以一般規律進行推測，比如不能認為他的外交政策會如同其他新任總統一樣將在一年左右的時間段內逐步成型。最簡單的理由如，過去50年間，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當選的新總統會在執政首年七月份之後還找不到分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正式人選，而特朗普政府內的這個位置至今仍處於代理狀態。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勢必需要更為漫長的學習或被塑造期。

不過，面對無法預計何時結束的進化過程，外界其實也未必需要繼續等待，只要回到特朗普競選期間的口號中，應該就能找到所需的邏輯。“美國優先”、“美國再強大”、“應對首要威脅”，聯繫起來即“應對針對‘美國優先’、‘美國再強大’的首要威脅”。簡言之，就是符合國內利益的就多做，不符合國內利益的就不做，與國內利益關聯度不大的則先維持。

這樣看來，對於特朗普亞太行期間闡釋亞太政策的期待，更像是在緣木求魚：他並非為此而來；他只是刻意為之；他的表達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他的目標早就決定了他必須的對外選擇。

特氏外交要看“下半場”

就在特朗普亞太行期間，美國政壇上發生了一些影響他心情的事情：11月7日，民主黨同時在弗吉尼亞和新澤西兩州的州長選舉中獲勝。這兩場選舉的結果其實也在意料之中，一方面民調顯示民主黨候選人近期一直領先；另一方面，弗吉尼亞延續了近年來趨穩的民主黨傾向，而新澤西從共和黨人手中轉入民主黨陣營的重大原因是現任州長克里斯蒂的糟糕透頂。特朗普的擔憂源自兩個維度：一個是兩位民主黨候選人的成功驗證了“反特朗普”競選動員的奏效；一個是民主黨的這兩場小勝正在被特朗普口中的那些“假媒體”渲染為一場直指2018年中期選舉的“倒特浪潮”。

從目前情況看，2018年中期選舉的情勢對特朗普及其共和黨陣營都並不太樂觀。即便共和黨在33個換屆的國會參議員中只佔8位、進而在參議院中更具維持多數的能力，但在國會眾議院中只需24席易主就將被翻盤淪為少數黨的危機可謂逐漸加劇。畢竟過去三次國會眾議院內的多數-少數變動都發生在中期選舉時，而且都是總統所在黨失去了多數，其變化的54席（1994年）、32席（2006年）以及64席（2010年）也讓24席的門檻相形見絀。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翻盤極可能與現實政策無關，即便特朗普及其共和黨完成了税改，民主黨也完全可以從税改的政策細節和經濟效果中抽取出足以形成分歧性動員的抓手，更何況現如今“反對特朗普”一個標籤就可催化出足夠的民意能量。

在關於美國政治生態前景的預判下，*特朗普這個任期的下半場即最後兩年將提前陷入所謂的“跛腳狀態”。*這將意味着，特朗普極可能再無任何推進國內政策議題的空間，而具有極強連任企圖（至少目前是）的特朗普大概率將轉場到在制度上和決策過程中賦予總統更大自由度的外交領域大顯身手。這種往往在第二任期才會出現的“外交總統”狀態的提早前置，將被極大的連任壓力所驅動，進而完全可能有強烈動機謀求重大突破、甚至為了營造“危機總統”來贏取民意而實施主觀上認為可控、但客觀上卻未必如此的軍事行動。

從這個角度出發，在特朗普仍舊處於以內顧思維佈局對外政策的階段時，主動設定議程、積極引領並塑造其對外政策傾向，儘可能弱化其進入“跛腳”下半場後以勝選思維佈局對外政策時可能的冒險過激，才是國際社會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中方在主動引領中美關係中的積極努力，正是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典型體現。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