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今天的世界又到重塑國際權責平衡的時候

美國總統特朗普首次訪問中國期間，沒像一些西方媒體期望的那樣對中國“開炮”，而是一再表達與中國深入合作的意願。不得不説，特朗普總統的選擇是明智的，如果他的“善言善語”確是內心真實想法，未來也能堅持下去，那麼未來數年中美關係將穩定可期。兩國將在相互理解中攜手共進，不僅為各自未來提供更強保證，也將為有效推進全球治理和形成更加穩定的世界秩序打下堅實基礎。

一些西方人士頻繁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來描述當前世界局勢、特別是中美關係現狀，但他們用來作為佐證的關於兩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機理，其實大有問題。這種“新興者”以不當行為挑戰“守成者”、導致國際體系崩潰的命題，沒能看到國際體系也應與時俱進。在新的國家性力量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國際關係增加了新變量後，國際體系還有保持原有面貌的合法性嗎？

兩次世界大戰前夕，當時主導國際體系的英國霸權已經搖搖欲墜，但英國人本能地維護它的霸權地位。假如當時那些“新興國家”不“挑戰”英國霸權體系，它們的命運又將如何？很可能是在自身發展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遭遇內部危機。

凱恩斯是當時對此問題有着清楚認識的少數思想家之一，他看到德國人口已由1870年的大約4000萬上升到1914年的6800萬，而“迅速增長的人口只有在一國的經濟結構進行廣泛轉型的時候才可能維持。德國從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複雜的工業機器，這台機器的平衡運行依賴於德國諸多國內外因素的平衡”。如果當時的國際體系真有張力，接納德國成為國際體系的一個新領導者，那麼德國因人口迅速增長、工業化快速推進而遭遇的挑戰就可能在更大的國際空間中化解，當時國際體系的缺欠也可能在德國的參與下完善，這不是兩全其美嗎？

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有關兩次世界大戰最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就是英國作為當時主導性國家的嚴重自私。英國的自私在一定時間內有合理性，因為它提供了一定的國際公共產品，引導了國際秩序並維護了國際和平，但越到後來，英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願越顯不足，維持國際體系流暢運轉的能力大打折扣，在其權利與義務之間嚴重失衡。那樣的一個英國繼續維持其霸權地位，就失去合法性了。如果當年英國吸收德日美等“新興國家”加入對國際體系的變革，而非一味維持自身霸權利益，那麼國際體系的就有可能得到優化，兩次世界大戰也有可能避免。

進入19世紀晚期，美國、德國、日本等“新興國家”崛起，它們在尋求進一步發展時都面臨複雜挑戰，那些挑戰無法僅通過本國內部解決，而需更大空間予以化解。同時，這些國家也逐漸生出為國際體系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從20世紀下半葉美國建構新的國際體系， “新興者”不僅化解了自身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際面臨的挑戰，還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經歷看，在國際體系的轉型和演變中，給“新興國家”提供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互解的空間有多重要。

國際體系的形成建立在一定的國際契約基礎之上。國際契約包含國家可享有的權力和應承擔的責任兩個方面，其中權力又以責任為條件，當無力承擔責任、不能履行義務時，權力的合法性就消失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際，原有國際體系的契約關係——即以往的權力和義務關係，實際已經嚴重變形，一個新的“全球世界”，亟需重構權力和義務關係。

一定時期內，一種國際體系會呈現出主導國家的自私性，這反映了當時國家間關係的現實，但它的合理性有時空性。在體系內個別國家發展變化後，原有國際體系就會超載、處理不了新增的國際關係變量。在此情況下，繼續片面維持原有國際體系而不改進，當然就會導致國際社會面臨“禮崩樂壞”的可能。

21世紀的今天，某種程度上類似20世紀上半葉的場景。一如當年的英國，二戰後為世界提供了更多公共產品、也享有最大權勢的美國，在面對更多國家興起並渴求更大國際空間時，也表現出權力與義務的失衡，即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與意願大幅減退，但仍享有超常國際權勢。

權利和義務本該平衡，今天的世界又到了該調整修訂國際契約、重建國際平衡的時候。這個過程不是尋求新興大國取代守成大國，而是新興大國要把守成大國無法承擔的那些責任部分承擔起來，守成大國則要放棄它們該放棄的一些權力。一味守成的世界無正義，一味革新的世界無秩序，既有的國際規則、秩序與守成國家的權勢，要在兼顧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基礎上，在維護與反對中實現平衡。

當然，20世紀上半葉的“新興者”德國所做的選擇也是錯誤的，它過於激進地顛覆了原有國際契約的合理性，給自身和世界都帶來的災難。今天的美國和中國應分別以英國和德國為鑑。就美國來説，不應一味保守以往以霸權為特徵的國際權勢，而應儘量吸納中國等新興國家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共同化解全球性問題和挑戰。對中國等新興國家來説，一味否定美國以往的優勢地位同樣不可取，美國仍是為國際體系提供公共產品最多的國家。新興國家在反對美國霸權性權勢的同時，也要尊重其作為首要領導型國家的事實，在此基礎上爭取與美國實現更多更好合作。這種關係如果真能形成，那麼眼下這個不斷暴露出“向下沉淪”跡象的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向上提升。(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