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的言辭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具有證明力?檢察官:有

北京市朝陽區管莊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疑似發生“虐童事件”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11月22日，北京警方已接到家長報案，正根據家長反映情況進行調查取證。24日，北京紅黃藍兒童教育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發表聲明，表示已配合警方提供相關監控資料及設備，對違法犯罪行為絕不姑息。

記者注意到，在類似幼童遭遇侵害的案件中，幼童往往表述不清，家長髮現侵害時又往往距侵害發生時間較長，這就給執法機關辦案取證帶來困難。在司法實踐中，該如何破解此類案件的“取證難、處罰輕”難題？

家長可否查看監控錄像

據報道，涉嫌被侵害幼童所在班級的家長們，現在最迫切的想法是查看幼兒園的監控，但幼兒園目前並未對此作出回應。

在朝陽區，有部分幼兒園家長也向孩子所在幼兒園提出查看監控錄像的請求，有的被園方拒絕了。“幼兒園説只有警察陪同才能查看，平時的監控錄像是給園長看的，家長不能看。我們班的家長正商量着是否自費安裝一個攝像頭呢……”家住朝陽區的靳女士告訴記者。

“幼兒園拒絕家長查看監控錄像，是不合理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品新24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幼兒園是孩子們的公共活動場所，孩子家長作為監護人理應有權查看孩子日常受護理、教育的情況。幼兒園方面拒絕提供監控錄像是站不住腳的。只要家長承諾不隨意在網上發佈錄像，不侵害其他幼童、老師的肖像權，就應該有權查看相關監控錄像。

具體到管莊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劉品新認為，園方負有一定舉證責任。因為園方佔有了證據——監控錄像，如其拒絕提供，或者提供錄像不完整、有瑕疵，都應在訴訟中承擔不利後果。他進一步表示：“涉事的幼兒園、相關教育主管部門，都有責任説明，為防止幼童遭受侵害，曾經採取過哪些有效措施。”

幼童不完整陳述能否作為言辭證據

據報道，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2歲7個月的小男孩月月告訴奶奶和爸爸媽媽，説睡覺時老師會給他喂白色藥片，“不用配水就喝了，不苦，每天都吃”。還有的孩子表述了其他被侵害的情節……

問題是，3歲左右的幼童，其認知能力、表述能力有限，他們的言辭，在司法實踐中是否有證明力？

“根據我國刑訴法、民訴法的相關規定，只要幼童能清楚、有邏輯地表述相關情況，他就可以對自己知曉的情況為自己、為他人作證。”四川省成都市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處檢察官王亮表示，幼童的表述，無論是被害人陳述還是證人證言，宏觀上講，只要具有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就具有證明力。當然，因為幼童的認知能力有限，心智沒有完全發育，其言辭的證明力不能完全按照成人的標準來看待，要結合全案證據來綜合判斷。

劉品新也表示，在世界上有一些國家曾對言辭證據提供者有最低年齡限制（如4歲以下），後來都相繼取消了，只要證人能合理表述即可。在我們國家，並沒有這方面的禁止性規定。“不光幼童自己的陳述有證明力，他向家人的陳述事後由家人來轉述，也依然有證明力。”劉品新説。

作為有多年未檢工作經驗的檢察官，王亮建議司法機關在辦案中，針對幼童取證時關注幾個方面：其一，合適成年人在場，對未成年人取證應該由監護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在場，如果不在場，也要有合適成年人在場；其二，詢問女童時應該由女性司法人員詢問，儘量選擇孩子覺得舒適、安全的環境，以孩子聽得懂的“聊天”方式詢問，少用專業術語；其三，堅持“一次為限”原則，為避免對孩子造成二次傷害，儘量少讓孩子回憶不良行為過程，應採取同步錄音錄像固定證據（後期可以打馬賽克、處理聲音，但可以直接提供給檢察官、法官），儘量以一次詢問為限；最後，詢問的同時進行心理撫慰，警察問完問題後，心理老師、專家要立即跟進，最大限度削減詢問對孩子的傷害。

“除了監控錄像、言辭證據，偵查人員還應注意蒐集物證。”王亮提醒説，比如刺傷幼童的工具要及時收集、固定，必要時應運用技術鑑定手段證明其對幼童的傷害是否存在。

幼童傷害認定標準應否與成年人一致

除了取證難以外，對幼童被虐處罰輕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根據最高法等五部門於2014年公佈施行的《人體損傷程度鑑定標準》規定，諸如顱骨單純性骨折、牙齒脱落或者折斷2枚以上、缺失半個指節等情形才可能構成“輕傷”。目前司法實踐中，即便針對幼童，也依然是同樣的認定標準。

可以説，我們很難預測，幼童身上因被針扎留下諸多針孔，能否被認定“受傷”？如果認定受傷，屬於“輕傷”還是“輕微傷”？

在王亮看來，目前與侵害兒童入罪有關的兩個“標準”亟待改變。“認定兒童‘生理傷害’的標準應該低於成年人”。王亮説，同樣的傷害對兒童帶來的痛苦程度是遠遠高於成人的，如果對兒童的傷害認定標準和成年人一樣，對兒童而言是不公平的，實踐中虐童類案件要認定故意傷害罪幾乎不可能，而虐待類犯罪的刑期僅僅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王亮認為，司法機關還應該重視兒童被侵害案件中的“心理傷害”。“兒童遭受的心理傷害往往比生理傷害更持久、更難癒合，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往往得不到正確評價和治療。”王亮憂心地表示，正如台灣自殺的美女作家林奕含受困於未成年時的性侵一樣，很多被侵害的兒童心理問題會有一個潛伏期，一旦爆發出來，會走向自閉、抑鬱、自殘自傷，有的甚至轉而變成加害人。

如何確保侵害幼童者行業禁止

2016年10月，吉林省四平市鐵西區法院以虐待被監護人罪，分別判處該市原紅黃藍幼兒園4名教師二年零六個月至二年零十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認定，4名被告人多次用針將多名兒童頭部、口腔內側、四肢、臀部、腿部等處扎傷。

很顯然，儘管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將教師作為“對未成年人負有看護職責的人”納入虐待類犯罪適用範圍，然而這類犯罪的刑罰偏輕。明年，這幾名曾經虐待幼童的罪犯即將重新走向社會，如何保證他們不會再侵害天真爛漫的兒童？

“應在網上公佈侵害兒童者個人信息，禁止其從事與兒童相關的職業。”劉品新認為，對於侵害過兒童的人，應該將其身份信息在網上對社會公開，並禁止其從事幼兒園校車司機、廚師、保安，或者嬰幼兒保育員、保姆、月嫂等職業。

“建議借鑑國外‘電子鐐銬’的做法，要求侵害過兒童的人羣24小時佩戴一種GPS定位裝置，同時在其身份證、護照上打出警示標識。”王亮認為，此舉可以即時監控定位，同時可以要求其不得出現在學校、幼兒園周邊。對於性侵兒童者，建議借鑑一些國外的做法。

（本報北京11月24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