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被《人民日報》定性為對中國的“政治挑釁”

最近，就在自己國內最大政黨組閣事件懸而未決，極有可能面臨二次大選之際，德國卻給中國來了次不大不小的“膈應”。

當地時間11月18日，在中國U20選拔隊(20歲以下的男子組成的青年球隊)與德國西南地區聯賽俱樂部的比賽中，有“藏獨”分子打出“藏獨”的旗幟，但德方足協卻對此置之不理。其甚至在中方球員憤而離場時，還表示，要尊重對方的“人權”和“言論自由”。

對此，不僅中國足協於26日表示將中斷合作，外交部、《人民日報》署名“鐘聲”的評論文章也對此事進行了聚焦，並表示了譴責。前者稱其涉及我國的核心利益，後者則稱這是一起”政治挑釁“。

一場好好的中德足球友誼賽，卻硬生生變成了“政治挑釁”事件，最後鬧得不歡而散，誰的鍋？

事件

其實，兩方合作關係的中斷，並非是中方的初衷。關於勸阻“藏獨”分子一事，雙方進行了多次溝通。然，未果。

首場比賽開始20分鐘後，觀眾席上就有人掛出了“藏獨”旗幟，以及具有政治色彩的標語。

當時，中方隊員就以退出賽場，以示抗議。比賽中斷25分鐘之後，舉着“藏獨”旗幟的觀眾被要求收起旗幟，中國隊才再次入場重新比賽。

但是對此，德國足聯副主席羅尼⋅齊默曼卻表示，“我們已經一再重申，比賽將會在德國言論自由的框架內進行。我們認為在體育場懸掛旗幟屬於言論自由”。

基於此，11月24日，中國足協和德國足協在商議後，決定將中國U20選拔隊與德國西南地區聯賽俱樂部在2017年剩下的三場友誼賽，推遲至2018年進行。

但即便是這樣，經過反覆磋商，德國足協還是雙手一攤，表示，我們可沒法保證，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

26日，中國足協發表聲明，“國家核心利益不能因任何因素受到損害，因此決定中斷U20的合作，並已安排隊伍回國。”

“自由”

毫無懸念，且老掉牙至極，這一次，德國方面給出的理由，依舊是西方社會長期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

尤其是德國的媒體界，無一例外，充斥着一股傲慢的味道。《明鏡》週刊引用德國足協主席格林德爾的言論，稱中國人“必須接受民主的抗議”;《法蘭克福匯報》更是揚言，中國以這種方式要求尊重是失禮的;《圖片報》甚至宣稱：“有一點很清楚：德國足協不會阻止球場言論自由。而且，如果中國球迷像第一場比賽中那樣搶奪橫幅和旗子，那麼法蘭克福人不會迴避報警。”

最激進的是其極左媒體《法蘭克福評報》，它用了一個《球場上的中國“斯塔西”》的標題，稱“我們可以在球場內和中國年輕球員討論言論自由”。而斯塔西，為東德國家安全部，曾經是世界上非常強大的情報機構。

這類指責無疑十分可笑。長期旅居歐洲的學者、島叔宋魯鄭指出，西方的言論自由也是有條件的。一是自由和責任相關聯，行使一個自由就要承擔相對應的責任。比如觀眾就不能在電影院裏大喊失火了，否則就是濫用自由。

二是不能違反法律。大家可能都還記得，今年兩名在德國的中國遊客因為擺了納粹姿勢拍照，就被警察逮捕。

第三是不能違反國家利益。在具體操作的時候，往往就是不能違背政府的決策。比如當年默克爾決定無條件接納難民時，曾在社交媒體引發強烈的反對和批評。結果默克爾居然親自找臉書，要求刪除這些言論。

事實上，在歐洲賽場，與“政治正確”相悖的所謂言論自由向來不被允許。國際足聯早就規定，在足球比賽中不得出現政治性標語，並且在《比賽規則條例》第四法案中明確規定：“不得佩戴有任何政治、宗教以及個人化的標識的裝備，否則將會受到應有的處罰?”。

2015年7月，在德國柏林舉行的歐冠決賽中，因為一些人手持象徵加泰羅尼亞獨立的“孤星旗”，承辦比賽的俱樂部就被歐足聯處以3萬歐元的罰款。

而西班牙皇家馬德里俱樂部也曾在2004和2014年，兩次因有球迷在與德國俱樂部的比賽中，行納粹禮或揮舞納粹旗幟，被歐足聯罰款9700歐元。

由是觀之，這次德國一方竟然把這起事件轉換為言論自由問題，豈不荒唐。

“藏獨”

事實上，多年以來中德關係非常穩定，堪稱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價值觀國家互相尊重、和睦相處的典範。德國一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就佔歐盟對華貿易額的50%，就是明證。

但是，這次德國為什麼不顧兩國曆來友好的關係、來之不易的足球領域的合作，執意冒犯中國呢？

在宋魯鄭看來，西方傳統的民主政治佔了很大一部分原因。這種制度往往令政治人物不顧國家利益而討好民粹主義。冷戰結束後，西方和中國建立的針對蘇聯的聯盟不復存在，相反中國成為了他們遏制的對象。於是本來在西方名不見經傳的達賴成為紅人，得到了許多不瞭解歷史的民眾的支持。

於是當體育被政治錯誤干擾時，出於討好選民的需要，這些政治人物便罔顧事實，以言論自由為幌子，站在中國的對立面。媒體也是一樣，因為這樣既體現了自己的政治正確，也吸引了讀者。

這次的事件中，一個不得不提的細節是，21日晚，德國西南地區聯賽代表、FSV法蘭克福俱樂部和中國代表團負責人進行了30分鐘的電話會議。德方負責人宣稱，如果25日兩支球隊的比賽如約舉行，根據他們收到的申請，FSV法蘭克福的球迷以及“藏獨”分子共70人將在球場掛出“支持言論自由”的橫幅以及“藏獨”旗。對此，他們“無權干涉”。

暫且不論俱樂部的態度，如此規模的團隊，有沒有得到當地官方的許可呢？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能不懷疑。

事實上，法蘭克福所在的黑森州，堪稱達賴喇嘛在德國的“老巢”，長期以來與“藏獨”分子聯繫密切。達賴每次訪問德國，多數會以黑森州為駐地開展活動。前黑森州州長科赫曾多次在家門口接見“老朋友”達賴。

法蘭克福市的“西藏之家”，表面上是國際性文化機構，其實就是“藏獨”分子活動的據點。

上文提到的《法蘭克福評論報》，更是認為現場憤怒的中國觀眾，“也許比外人更加接近北京當局”，這一言辭無疑暗指，觀賽的中國球迷和中國安全機構有關聯。而《中黑森州報》甚至稱，“給中國人一張紅牌”，要讓中國球員離開德國球場。

傲慢

不過，除去所謂“言論自由”，這次的輿論聲音中，更有一絲難掩的傲慢氣質，很值得探究。

這並非一家之言，事實上，就連毗鄰德國的奧地利的《維也納日報》都看不下去了。21日，該報就發聲：德國各界對中國青年隊退場抗議一事的反應，有搞雙重標準之嫌。“一方面，人們總是強調，體育與政治無關;而另一方面，早在德中雙方就中國青年隊參加地區聯賽一事簽署協議時，德國社會就有人發出質疑，有的針對體育商業化，有的針對中國。”

而在宋魯鄭看來，這一心態背後，其實也有着深刻的歷史原因。自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加速衰落。一個衰落的文明往往更加敏感、不大度，甚至缺乏自信。於是在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有着強烈失落感和不適應感的西方，便可能借由一點點的小事而大做文章。

例子很多。2007年，也就是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前一年，時任中投總經理的樓繼偉到歐洲商談投資，結果西方傲慢地説，中方可以收購股權，但前提條件是不能擁有投票權。如此不平等的條件自然被中方拒絕。不料一年以後，危機大爆發，歐洲這些傲慢的財團不得不再度轉向中國。

對此，樓繼偉諷刺回應道：“感謝您們當初拒絕了我，否則我們就虧大了。”

試想，對於西方國家來説，一個有着成熟規則的經貿問題，都能被裹挾着雙重標準，足球領域，又有何不可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政治經濟軍事人口大國強國，但卻是世界聞名的足球弱國。在這個領域我們和德國完全不對等，雖然是合作，但實際上是中國花錢換經驗，向對方請教。所以即使中德足球合作破局，對德國可能並沒有什麼影響。假如雙方位置互換，這一事件絕不會是這種結果。

不過，即便如此，又能怎麼樣呢？對於中國足球來説，要想找到下一個友誼賽的對象，並不成問題;對於中國來説，我們堅定地走腳下的路，又何必去管別人刻意製造的“小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