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麗蓉：絲路學，關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百年顯學

自1877年“絲綢之路”被德國李希霍芬命名後漸成了“絲路學”，至今方興未艾，形成了歐洲學派、美國學派、中國學派，以及俄羅斯、中亞、日本、韓國等研究重鎮。

絲路學是關於絲路沿線國別區域問題研究的一門跨學科的百年顯學，中外學者不斷探索絲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規律、絲路夥伴關係的相處之道,以及絲路難題的破解之策,故而形成了由文明交往理論、國際關係理論與全球治理理論組成的絲路學研究的學理基石。絲路學實為揭示“國強、路暢、交往密、文明盛”的文明交往規律與“借路傳道、依路共處”的夥伴行為邏輯，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絲路精神對全球治理所具現實意義的一門學科。

絲路學不僅具有門類多樣的學科體系、借路傳道的學術傳統、西強中弱的話語體系，還成為兼具著書立説與建言獻策兩個內核的一門顯學，湧現出幾代學術名人甚至身份顯赫的學術權威，如斯文·赫定、伯希和等歐洲學派巨擘，F.斯塔爾、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福山等美國學派權威，以及黃文弼、季羨林等中國學派大師等，名人效應潛移默化地促就了絲路學的顯學品格。

絲路學實為關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門顯學。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絲路西域地段變成了世界盜寶者的樂園，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打着“探險、考察、遊歷”的旗號從絲路湮沒城市和石窟中盜取了數億噸的壁畫、手稿、塑像等文獻資料，且多致力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研究，如李·希霍芬《中國》(1877~1912)與《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1903)、斯文·赫定《我的探險生涯》(1925)與《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44)、斯坦因《古代和田》(1907)與《亞洲腹地》(1928)、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國考》(1931)與《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1993)等。

這些學者多聚焦“中國與世界關係”這一核心議題展開研究，一方面研究“歷史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旨在“西方中心論的闡釋框架”下思考絲路與人類文明的變遷、絲路與東西方文明交往、絲路與亞歐心臟地帶的形成、絲路與全球化進程等一系列關乎人類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命題，由此形成以絲路沿線區域、國別與問題為主的研究範疇，如李·希霍芬因《中國》而成為絲路學“概念之父”、斯文·赫定為中瑞西北科考團這一“絲路學術共同體”的領導者、伯希和因對中國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及邊疆史地等論述而開創了跨學科研究先河等。另一方面研究“現實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旨在“西方霸權利益至上”的驅動下開展中國地理、地礦、社會現狀等一系列現實問題調研併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李·希霍芬所撰寫的《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為德國攫取膠州灣的殖民擴張行徑提供了決策依據，1897年德軍佔領膠州灣把山東劃為其勢力範圍，在報請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軍事計劃中，德海軍司令梯爾皮茨多次引用其考察結論。又如斯文·赫定於1933年建議“修築並維護好內地連接新疆的公路幹線，進一步鋪設通往亞洲腹地的鐵路，把着眼點放在加強內地與新疆的聯繫上”，此建議與辛亥革命以來具有遠見卓識、憂國憂民的中國精英的呼籲相契合……“中國與世界關係”便成為絲路學的核心議題。

1927~1935年間中瑞西北聯合科考標誌着中國學派的崛起，並由黃文弼、季羨林、劉迎勝、王建新、榮新江等人堅守至今。作為開拓者的黃文弼，在與斯文·赫定等相處時，既熱情地予以合作，也嚴肅地反對其損害中國主權的言行，並撰寫了大量論著與報告，如《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高昌磚集》、《高昌陶集》等，被斯文·赫定稱其為“博大的學者”，中外合作調研也成為絲路學特有的學術合作模式之一，“聚焦中國”也成為美歐名家、名智庫開展絲路學研究的重要傳統，使得1927年由北大黃文弼等開啓的中國絲路學派已然成為全球絲路學不容忽視的一支力量。

尤需強調的是，絲路學具有學術性與實踐性的雙核特質，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更是未來的一門學科。因此，中外學人重在研究“中國與世界關係”中的新、老問題，通過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來探討絲路歷史與現實，以問題創新推動理論創新進而譜就了學科百年史，形成了問題導向型的研究範式。在全球化時代，絲路核心區難題成堆，包括大國代理戰爭、民族部落衝突、教派矛盾紛爭、宗教極端組織激增及“三股勢力”的威脅等，絲路學除關注絲路的區域、國別、問題等基礎課題外，還面臨“如何回應絲路治理”這一重大現實課題，“一帶一路”這一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正贏得世界的認可與響應，絲路學也因此由關注絲路區域、國別、問題的舊絲路學—→關注絲路區域、國別、問題、治理的新絲路學演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國治理觀正影響全球絲路學進入歷史新階段。

“一帶一路”激發了中外學者致力於絲路學研究的積極性，在客觀上形成了絲路學發展的學術新機遇。2013年以來，絲路學研究熱在國內外持續升温：一方面，全球絲路學在“西方中心論的闡釋框架”尤其是“中國議題”被政治化的演進中開始轉型，如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成為去“西方中心論闡釋框架”的里程碑式的扛鼎力作、弗朗西斯·福山預判“一帶一路”助中國模式走向世界，以及基辛格的《論中國》與《世界秩序》等均成為全球絲路學轉型的重要標誌。另一方面，中國絲路學在“碎片化學術生態”中謀求振興，在敦煌學、吐魯番學、龜茲學、西域學等中國絲路學“碎片化學術生態”背景下，中國學人作出了積極回應，如馬麗蓉《絲路學研究：基於中國人文外交的闡釋框架》及主編“絲路學研究·國別和區域叢書(10卷本)”、劉迎勝《絲綢之路》、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及《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王靈桂主編《國外智庫看“一帶一路”》、趙可金的《“一帶一路”：從願景到行動》、王文《伐謀：中國智慧影響世界之道》、李向陽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系列·智庫報告”等相繼問世，“謀求振興”已成中國絲路學人的學術擔當與戰略使命。

但是，中國絲路學振興，既面臨全球絲路學的“西方中心論闡釋框架”對中國絲路學話語體系建構所致解構性影響、西方炒作“中國議題政治化”對中國絲路學研究所致非學術化干擾等外部挑戰，還面臨中國學者飽受斯坦因等西方“探險家”所致“學術殖民創傷情結”的長期困擾、中國絲路學在戰亂中草創所致的學科內涵的先天不足、中國絲路學人堅守於碎片化學術生態中的窘境等內部挑戰。因此，應進一步加強絲路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及教材體系建設，在融通古今中外學術資源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中國學術自信，在去“西方中心論的闡釋框架”中進一步完善中國絲路學話語體系，在學術與實踐雙重能力培養中進一步鞏固中國絲路學話語權，真正實現歷史絲路上的“中國思想”與現實絲路上的“中國方案”的學術表達，謀求振興的中國絲路學已成為中國學術自信乃至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

因此，中國學界應從立論、獻策、構建“絲路學術共同體”入手謀求復興：

1、從夯實理論基礎與完善話語體系來進一步加強中國絲路學學科內涵建設：應立足中國上千年絲路外交的理念及其實踐，借鑑西方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軟實力、全球治理等理論精髓，吸收西方符號政治學、傳播學、多軌外交論、公共產品論等研究方法，在“洋為中用”原則下夯實中國絲路學的理論基礎。同時，還應對起步於絲路的中國外交產生與發展、特徵與規律、內涵與外延、政策與制度、原則與立場等作追根溯源的實證研究，在“古為今用”原則下完善中國絲路學話語體系，以加強中國絲路學學科內涵建設。

2、從兼顧基礎研究與絲路調研來打造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智庫：在中外“一帶一路”學術熱中，中國智庫羣體性崛起引人注目，但也存在有庫無智、虛火過旺等現象，故既應加強“一帶一路”基礎研究，對“習近平外交思想與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等作出“中國視角”的學理分析，還應對中巴經濟走廊、中歐班列等“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展開實地調研以提出“接地氣”的對策，通過提高著書與獻策的雙重能力贏取絲路學話語權，進而擴大中國智庫的全球影響力。

3、應在“絲路學術共同體”合作機制建設中融入全球絲路學：“一帶一路”是關乎全球秩序的新哲學與全球治理的新方案，也是關乎中國身份的新認知與“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新思考，中國學者唯有用中國特色的理論範式、話語體系來影響世界，“一帶一路”才有可能獲得更多國際認可和支持。自2013年以來，絲路國際會議、絲路跨境考古、絲路聯合申遺等折射出全球絲路學“重回中國”與中國絲路學“走向世界”相向而行的學術新態勢，打造“絲路學術共同體”已成為“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題中應有之意，中國可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平台－→上合等地區組織平台－→中外雙邊機制平台等逐層打造垂直型“絲路學術共同體”合作機制，使中國絲路學儘快融入百年顯學的世界發展主流，以實現與全球絲路學的再次“學術對接”。

質言之，“一帶一路”不僅使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夢指日可待，還使全球絲路學佇立全球化時代潮頭，再現發掘歷史、關照現實、面向未來的顯學品格，帶動中國絲路學在“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中“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讓世界在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之際也能傾聽來自中國的“學術聲音”，“學術中國”的力量由此得以彰顯。

(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所長、《新絲路學刊》主編、新華社特約經濟分析師暨“天山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