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奧利弗•施廷克爾：擔心後西方秩序不穩定？多慮了

對於全球秩序的未來，如果你去西方國家的首都轉一圈，就會發現它們現在是多麼的沮喪和悲觀。作為二戰後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主要支柱，美國正將注意力轉向國內，不再給世界帶來穩定感或捍衞全球化。一些西方評論人士對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崛起抱怨連連，他們大多認為這些新崛起的國家沒能致力於塑造一個開放、穩定、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體系。因此，來自華盛頓和倫敦的大多數主流國際關係觀察人士認為，全球秩序最好的時光已經逝去。這套秩序以後不再受西方規則的支配，將會一片混亂，變得缺乏方向而且十分危險。

但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在美國大選中獲勝一年之後，現實看上去並沒那麼可怕：全球體系並不是僅僅依靠華盛頓，儘管美國開始扮演中性、某些情況下甚至是破壞性的角色，全球體系仍能茁壯成長。很顯然，特朗普並沒阻斷全球化。相反，全球化可以在缺少華盛頓積極貢獻的情況下繼續前行，正如最近的金磚峯會、二十國集團峯會以及亞太經合組織峯會等一系列高層會議所展示的那樣。

以中國為代表的許多其他國家，已經快步跟上，開始提供一些至關重要的全球性公共產品。這些貢獻原本並不是新近發生的事，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勝選和上台等引起諸多擔憂後，西方才更多注意到了這些方面。例如，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在印度洋打擊海盜的行動中，北京也做出了巨大貢獻。與美國不同，過去多年以來中國沒有欠聯合國任何債務。現在，中國是拉美等全球諸多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信貸提供方，並領導着亞投行等機構。另外，中國正與歐盟一道建立“綠色聯盟”，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性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

這一切都不應該讓人感到吃驚。同許多所謂主流分析人士的觀點相反，新興大國並沒多少興趣推翻或破壞過去幾十年來建立起來的規則和機制。相反，北京、新德里、巴西利亞的決策者們，早就意識到積極維護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重大意義，這些國家也都從中獲益良多。對於中國而言，提供更多全球性公共產品，對於確保其他國家以積極視角正確看待中國崛起至關重要，這與美國過去的做法很相似。就像華盛頓藉助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聚攏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以及其他一些非西方大國也在利用新設立的機構來鞏固新產生的凝聚效應，強化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以便使新興國家在全球決策過程中發揮更大影響。

可以想象，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將不得不習慣於擔負由此帶來的一些重大責任。鑑於它的經濟在世界上愈發舉足輕重，中國將越來越成為其他國家國內政治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無論在秘魯、波蘭還是巴基斯坦，都是如此，就像過去幾十年來拉美國家的許多政治討論都會提到美國一樣。同時，中國也需滿足許多需求，無論是調解其他國家國內的緊張局勢，還是在關乎全球人民福祉的一些議題討論中發揮引領作用，比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或是自動化給全球就業市場造成的影響等。毫無疑問，如何適應這一全球性角色將是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大挑戰。

只要稍稍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成為一個大國並非許多觀察家所描述的那樣“前所未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柯偉林(William C.Kirby)很有針對性地説，中國擁有世界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不間斷文明，過去就曾發揮過引領作用。現在中國的崛起也不僅僅是過去三十幾年的結果，而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形成的。

縱觀歷史，大國通常會尋求將它們在國際機制中臨時獲得的超強力量以制度化方式固化下來。按照某種例外主義論調，這種做法最主要的辯護理由，就是維持霸權對於保持世界穩定至關重要。現在，這種論調仍被許多西方國家接受，這也是它們對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崛起頗感擔憂的原因。

但這種對後西方秩序的擔憂至少部分上被誤導了，因為過去乃至現在的全球體系都遠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西方化。非西方大國早就開始為全球規則和機制的創立做出重要貢獻了，甚至已先於西方國家。現在，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愈發希望也更有能力提供更多全球性公共產品。儘管面向真正多極化的轉變(不僅經濟，也包括軍事以及議程設置能力等)讓許多人不安，但後西方的多極化格局最終很可能比過去歷史上任何秩序都更具包容性，不僅促進更大程度的開放性對話，更有利於知識傳播，還將在應對21世紀的全球性挑戰方面帶來更有創新性也更有效的方法。(作者是巴西聖保羅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國際關係副教授，近著《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本文由王曉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