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毀滅50萬億美元后西方清醒：中國贏了
肇始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跌宕十年，世界格局已是地覆天翻：全球經濟遭受重創，進入了低增長、高風險的“新平庸”；經濟全球化浪潮遭遇挫折，孤立主義抬頭；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加速變革，發展中經濟體話語權逐步提升；實體經濟再受重視，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步伐加快……
更具深遠影響的是，這場危機讓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燈塔”，成了展示資本主義制度缺陷的“櫥窗”。十年來，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面臨着內部斷層和社會撕裂的困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西方的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具有難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
“歷史的火炬似乎正從西方傳給東方。”正如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言，在這場全球金融動盪中，西方在衰退，東方在增長；西方充滿擔憂，東方滿懷希望。金融資本主義走到了跨不過的溝坎面前，其制度性的弊端，必然會讓人們發現，實現現代化的制度，絕非只有西方這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統治”的動搖，加速着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革命性轉進。
讓全球金融危機十年之變告訴世界
“中國贏了（China won）”
不久前，美國《時代》週刊用這樣一句話的簡體中文和英文，做了亞洲版的封面。這篇封面文章的作者伊恩⋅布雷默説，這是《時代》週刊封面第一次出現兩種語言。其中的暗喻就是，儘管目前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已在走下坡路，而中國正在穩步趕超美國。
布雷默是全球知名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創始人。他毫不諱言地指出，雖然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權很可能還會持續多年，但美國實力的支柱——美國的軍事同盟、貿易領導地位以及推廣西方政治價值的意願——正在逐漸消失。
*在他看來，這一結局最直觀的起點，是十年前從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最終引爆並毀滅了50萬億美元市值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場源自美國的金融浩劫，對全球格局產生了遠超經濟領域的深刻影響。他在文中感嘆：“就在5年前，西方一致認為，中國總有一天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來維護政體合法性。但是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甚至比二戰後主導國際秩序的美國更加完備，更可持續。”
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馬丁⋅雅克也作出了類似判斷：人類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革時代，其兩大鮮明特質，一是發展中國家將成為全球政治和經濟的主要力量，二是中國在其中充當了最重要的角色。他説，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全球經濟力量從美國向中國轉移的一個重要和關鍵時刻，加速了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提高”，“這個進程非常迅猛，發展速度完全超過了人們的想象。”
回望陰霾未除的危機十年，肇始於美國華爾街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前所未有地改造了世界發展格局：全球經濟遭受重創，進入了低增長、高風險的“新平庸”；經濟全球化浪潮遭遇挫折，孤立主義抬頭；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加速變革，發展中經濟體話語權逐步提升；實體經濟再受重視，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步伐加快……更具深遠影響的是，通過這場危機，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西方的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具有難以克服的內在制度性缺陷。
今天，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雲仍然籠罩。但是，人們已然注意到不同制度在這場風暴中的不同表現。歷經十年的調整與變革，中國持續穩定發展並率先拉開全方位的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方式變革，尤其是十八大以來全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全球經濟“危中求機、化危為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朝着更加健康、更富活力、更加公正的新時代前進。
“國際金融危機是舊國際格局和西方發展模式各種病症的集中體現。”採訪中，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韓保江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十九大報告事實上已經就如何徹底擺脱國際金融危機給出了中國方案，這就是，“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他説道，“這場史所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既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搖醒了世界人民。”十九大報告強調，“世界命運握在各國人民手中，人類前途繫於各國人民的抉擇。”同時指出，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世界經濟“新平庸”十年
今年8月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佈報告説，其追蹤的所有45個國家今年有望實現經濟同步增長，這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10年來的首次，即便過去50年也很罕見。對此，有樂觀者認為，全球經濟終於漸次擺脱危機陰影，進入復甦換擋的關鍵階段，並有望藉助政策搭配的重心轉移，實現從“脆弱慢增長”向“穩健快發展”的狀態轉換。
“即便如此，也意味着，世界經濟歷經十年磨難才終於迎來複蘇的拐點。”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談到，這場危機持續時間之久、波及範圍之廣、導致損失之重、復甦過程之難，是許多人始料未及的。
2013年7月，美國達拉斯聯儲的兩位研究人員在其發表的文章中，嘗試對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的成本進行了計算。結果表明，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算，這一數值也高達14萬億美元，大約相當於美國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毫無疑問，這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在中央黨校教授趙曜看來，這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規模大。此次危機不是一國性的，也不是區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始於美國的這場危機，很快波及世界，多國先後遭殃。
其二，範圍廣。此次危機不僅僅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而且還引發了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信任危機，是一種全面性的危機。
其三，時間長。從歷史來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週期性的，危機延續的時間一般也就是兩三年。相比較而言，此次危機持續時間之長，“在許多經濟學家的記憶中是沒有的”。
其四，打擊重。每一次危機都是對世界經濟的一次打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此次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後，對世界經濟打擊最為沉重的一次。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雜誌設立的衡量標準，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英國倒退了8年，美國倒退了10年，希臘倒退了12年多，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趙曜表示。
過往十年，各國一連串大劑量注入流動性的量寬政策刺激，讓世界經濟短期內避免了陷入更大的經濟災難，但復甦長期疲軟無力的艱難景況遠超“大蕭條”時代，以致被IMF總裁拉加德稱為“新平庸時代”，成了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常態。
從經濟增速看，2009年至2016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5%，低於危機前五年1.6個百分點。而且增速基本上未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2016年僅為3.2%，是六年來的新低。
從全球貿易看，危機之前的20年，全球貿易年平均增速約為6%。2012年以來，這一增速連年低於3%，貿易增長持續疲軟，去年更創下了1.3%的危機以來最低增速。由於增速低於全球GDP增速，貿易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拖累。
從通脹狀況看，危機爆發後，全球主要經濟體基本都實行了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全球進入低利率乃至負利率時代。然而，通脹水平卻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流動性陷阱使全球經濟整體上處於通貨緊縮的壓力之下。
“這説明，危機前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先後進入換擋期，全球經濟缺乏新增長點。與此同時，又面臨着結構性改革滯後、有效需求不足、生產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的挑戰。”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閆敏看來，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
全球治理深刻變革
或許正是體會到了復甦的艱難，全球經濟哪怕才剛剛顯露出一絲走出疲弱復甦的曙光，就會讓許多人如釋重負。“春天到了，全球經濟的春天也來了。”拉加德在今年IMF與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上的這樣一句開場白，與其説是展望未來所發出的憧憬，不如看作是回顧過去所流露的惆悵。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並列，成為第五種世界貨幣。對此，拉加德表示，作為SDR創建以來首次納入的發展中國家貨幣，人民幣入籃將加速國際金融制度的改革。這一舉動，顯然與危機爆發後國際社會對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強烈的改革要求相呼應。
“分析此次從美國爆發的危機蔓延的原因，關鍵一點是西方制度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缺陷。”採訪中，徐洪才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談到，長期以來，國際貨幣體系中一直是美元獨大，“這種格局意味着把世界經濟的所有責任都壓在美元身上，而美國顯然已沒有這個能力”。
危機引爆後，美聯儲先後推出數輪量寬政策，壓低基準利率，藉此支撐和刺激經濟增長。而在國際社會看來，這實際上是美國通過放水印鈔，讓美元匯率不斷下跌，由此分散、轉嫁危機，讓別國為美國之錯埋單。歐洲扛不住了，越來越多的過度依賴美元的國家扛不住了，改革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成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願望。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而中國實行的是與西方不同的制度。
不僅僅是金融領域，這場危機讓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所存在的多方面弊病和漏洞都暴露出來。聯合國《2010年世界經濟與社會概覽：重探全球發展之路》報告指出，“多重危機接踵而至，暴露了我們的全球治理機制在這些挑戰面前，存在的嚴重弱點。”
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看來，這些“弱點”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始終是發達國家主導，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無法有效參與全球治理決策；
二是過度強調經濟自由化，忽視全球經濟均衡發展；
三是忽視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已遠遠超過政治全球化速度的現實，多邊組織決策體制陷入公平赤字、公正赤字、民主赤字的窘境，無法真正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由一種國家制度主導的全球治理，若排斥另一種富有生機制度的國家，必然會把世界引入發展的對立面。根據IMF的測算，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的“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強；而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從1990年的88.6%下降到2000年的76.6%、再到2010年的約30%。
“如今，沒有中國等新興國家，你解決不了全球經濟危機，因此G8已經過時了。”早在2008年11月29日，時任法國總統的薩科齊在多哈舉行的聯合國財務發展會議上所做的一番表態，讓西方世界有了不同的聲音。
危機倒逼改革。在國際社會共同推動下，二十國集團（G20）走上前台。2008年11月，G20首次領導人峯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2009年9月，匹茲堡峯會宣佈，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首要平台；2016年9月，G20杭州峯會提出要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G20更好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作用提供了思路……
“G20峯會揭開了全球治理新的一頁。”有評論分析道，這標誌着全球治理不再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從一個由少數發達國家“説了算”的舊時代，進入到一個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共商共量，走向公正合理的新時代。
“事實證明，過去九年，G20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採訪中，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張茂榮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談到，這其中包括加強政策協調，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設立《增長框架》，推動世界經濟持續復甦；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提升新興經濟體代表性和發言權；多措並舉，促進貿易與投資；立足長遠，推動包容、綠色發展……
在他看來，這一系列成果，不僅有效維護了世界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為各國逐步擺脱危機影響貢獻良多；而且夯實了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台的地位，推動了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漸漸從全球經濟治理的“配角”走向舞台中央。
2008年9月23日，時任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左一）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左二）敦促國會盡快通過金融救援計劃
西方模式
走下“唯一正確”“一統天下”神壇
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過度的金融創新、缺位的金融監管、長期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分析由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似乎可以列舉出一長串的原因。
不過，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玉剛看來，這場金融危機，並不是什麼監管不力、信心不足等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導致的。“制度缺陷，才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他反覆強調這一點。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7月6日發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危機》一文中，對此種“制度缺陷”作出過更加直接的描述：“幾年前，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經濟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這正是近年來在西方國家備受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核心。新自由主義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由古典自由主義發展而來。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開始受到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的青睞和追捧，其核心政策主張是“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場化”。
上世紀90年代，以新自由主義為思想核心的“華盛頓共識”登場，並藉助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力獨霸天下的威勢，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向全球推銷。無論前蘇東地區的私有化浪潮、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還是拉美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經濟實驗，都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説的“得意之作”。一時間，新自由主義儼然成為了“醫治經濟痼疾的萬應靈丹”，美國模式也因此成為多國頂禮膜拜的發展模式。
但，正是在資本主義大本營心臟地帶的華爾街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徹底釋放並激活了新自由主義制度深埋的漏洞。危機爆發後，日本《每日新聞》得出結論：危機的元兇是“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與撒切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即市場至上主義”。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表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新自由主義興盛，西方國傢俬有化浪潮不斷高漲，政府管制全面放鬆，經濟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續提高，特別是對應壟斷資本的逐利慾望，各類所謂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紛紛出籠，普通民眾“自由享受”着舉債消費的日子，壟斷資本自由遊走於世界各地，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加速脱節，各種資產泡沫持續累積、不斷膨脹，經濟運行的各種風險在表面的繁榮與歡快中迅速疊加，最終在2007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無聲的破裂中爆發危機，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鏈條迅速將危機從美國發散到世界各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蔓延是新自由主義長期氾濫導致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持續激化的必然結果。”採訪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吳易風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危機讓越來越多曾盲目追隨過“市場萬能論”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人猛然驚醒，開始重新思考和認識新自由主義。
與自然界的地震不同，這場金融全球地震是人為造成的。因此，更應當關注在什麼地方引爆、形成大地震的成因是什麼。有識之士指出：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達到了極限，當前這套制度危機四伏，對這個制度的迷信已然鬆動。
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3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委託，加拿大民調機構“全球掃描”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對27國2.9萬多人做了一項大範圍調查，結果顯示，僅有11%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在正常運行，而有23%的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存在致命弱點，世界需要新的經濟制度。另有5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系統需要規範和改革。而最悲觀的是法國人，有43%表示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認為需要徹底拋棄。
連上世紀80年代末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也實事求是地改口説，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跌下神壇，自由主義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將受到審判。
“正像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給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以毀滅性打擊一樣，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也給新自由主義以致命性打擊。”吳易風説，這次危機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資本主義的“燈塔”變成了展示資本主義制度缺陷的“櫥窗”，其一向引以為傲、一直不遺餘力向別國推銷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模式，也在危機的衝擊下光環黯淡。
值得人們永記，這場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危機，是從美國而起。
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11月15日，瑞士金融和經濟網站在題為《中國靠近》的文章中談到，世界目前正處在一個間歇期，而中國正走向在未來幾十年內承擔世界領導責任的道路上，“這個國家將重新回到它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裏所處的位置，在它於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遭到外國列強欺辱之前。”
今天，類似的觀點出現在西方媒體上已不是新聞。對比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崩潰論”似乎更容易抓住西方讀者的眼球。甚至在這場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自顧不暇之際，西方一些人也不忘“大膽”預測“中國經濟將會硬着陸”“中國金融風險面臨大爆發”“中國改革陷入停滯”……
時過境遷，事實最有生命。這些為中國“量身定製”的預言，一一落空。相反，當“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世界經濟躑躅不前之際，中國經濟大抗風浪，“風景這邊獨好”，持續中高速增長的韌性，不斷為全球經濟創造發展新空間。
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2009~2015年間，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為3.8%，中國的經濟增速則保持在6.9%~10.45%的區間內。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摺合11.2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4.8%，比2012年提高3.4個百分點。2013~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製造國和貿易國、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世界最大汽車市場、國際遊客最大來源國……如今，已有足夠多的頭銜和標籤佐證中國的崛起。
意義非凡的發展或許來自一些結構性深層變化。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邁過50%的門檻，歷史上第一次，生活在城市裏的中國人超過了農村；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首次超過吸引外資規模，標誌着其從經貿大國邁向經貿強國；2015年，服務業佔GDP比重首次突破50%，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的中國迎來經濟結構轉折性變化……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將進一步提升經濟競爭力和可持續增長能力。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佈的2017年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中國排名由2016年的第25位躍升至第18位。
經濟競爭力的增強，使近年來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話語權大幅提升。“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創辦、絲路基金設立、人民幣“入籃”、G20杭州峯會召開……一系列以中國為主角或主場的大事件，標誌着“中國主張”已晉升為“國際共識”，“中國方案”成為國際社會共同事業，“中國力量”已經成為世界進步的巨大動力之源。
“客觀來看，全球金融危機給了中國彎道超車的機會。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強，國際話語權也明顯提升。”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陳玉剛説，“甚至過去一度被國際輿論嘲諷的中國軟實力，也開始悄然崛起。”
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在故宮茶敍時，他主動用平板電腦向習近平主席展示了外孫女阿拉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經》和古詩的視頻。現實是，學中文已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大時髦。不少美國家庭，特別是精英和富裕家庭，紛紛在孩子的中文學習上投入資金和熱情。
“在全世界學習漢語熱的背後，是中國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有評論分析道，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已經脱離不開中國。“中國的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事件。一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實現復興，其影響是深遠的，使全球重心從西方轉移到了東方。”英國《金融時報》發出這樣的評論。
事實不會説謊。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亂象頻生之際，中國之“治”儼然成為世人矚目的一道風景，也成為發展中國家競相借鑑的標杆。“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4”顯示，有68%的發展中國家受訪者認可中國道路的發展理念，認為“中國方案”要比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更具借鑑價值。
“歷史的火炬似乎正從西方傳給東方。”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在《西方勢力全球性下滑》的文章裏指出，在目前的金融動盪中，東方在增長，西方在衰退；東方滿懷希望，西方充滿擔憂。金融資本主義接近崩潰，加速了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革命性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