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在敍利亞的大國博弈趨於均勢

自敍利亞危機爆發以來，兩種國際力量始終在爭奪敍利亞局勢的主導權。一是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機制，二是以相關大國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兩種因素的消長決定了敍利亞危機的態勢與走向。在大國集團左右敍利亞局勢的時期，敍利亞問題從政治危機演變為全面內戰、代理人戰爭。為了應對極其嚴重的局勢，聯合國安理會2015年底通過2254號決議，確立了政治解決敍利亞問題的基本原則，敍利亞危機自此開始從惡化走向治理，由全面內戰逐漸轉為反恐戰爭。

到2017年底，反恐戰爭已呈摧枯拉朽之勢，敍利亞問題的主場隨之開始從戰場轉向談判，相關各方展開密集磋商。當前，最終政治解決敍利亞問題的曙光已經顯現，但多種國際機制相互交織，大國政治博弈複雜激烈，也使這個過程面臨諸多未知因素。

正因多種國際機制交織，敍利亞局勢的走向將取決於國際社會的治理能力。首先，聯合國的日內瓦和談開始發揮主渠道作用。在敍利亞危機爆發的最初幾年，聯合國機制作用有限，2012年至2015年只進行了兩輪和談，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但2016年後，相關各方面對僵局不得不求助於聯合國機制，日內瓦和談的節奏驟然加速，僅2017年就舉行了五輪會談，各方採取小步快跑方式不斷積累技術性成果。目前，會談機制已經穩固，共同議題開始聚焦。

其次，各方建立多種國際機制呼應日內瓦和談。美俄11月先是主導簽署“美俄約旦諒解備忘錄”，實現敍利亞西南部地區的全面停火與秩序安排，隨後又在APEC上宣佈敍利亞問題的一攬子成果，對接日內瓦會議的政治原則與進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11月22日舉行三方會晤，達成政治解決敍利亞問題的基礎共識。另外，俄羅斯正籌劃舉辦敍利亞全國對話大會。大國集團通過上述國際機制協調立場，客觀上為推動日內瓦和談創造了條件。

但也正是因為大國通過建立國際機制參與敍利亞問題的解決，敍利亞局勢的前景也將繼續受制於大國政治博弈的態勢。過去七年中，大國深刻捲入敍利亞戰爭，在政治解決敍利亞問題進程中，各方將圍繞一系列關鍵議題展開政治攻防。

首先，有關敍利亞總統巴沙爾地位問題的博弈繼續。敍利亞危機始於反對派抗議巴沙爾政府，當漫長內戰的帷幕落下時，巴沙爾政權依然站立在敍利亞政治舞台的中心，各方將在政治進程中就此問題再次展開較量。目前，巴沙爾政權地位已經穩固，美、土雖有迫使其下台的意願，但均無直接推翻巴沙爾政權的決心與資源。

其次，庫爾德未來政治地位有限。土耳其將敍庫爾德武裝視為重大政治威脅，美國視庫爾德敍利亞民主力量為反恐盟友，俄羅斯與敍庫爾德保持密切政治接觸。未來，任何庫爾德獨立方案均難以獲得聯合國、區域大國和敍國內主要派別支持，敍反對派與政府甚至反對庫爾德通過聯邦制謀求相對政治獨立。此外，土耳其將調動多種資源進一步壓縮敍庫爾德人的政治地位，如通過與俄羅斯協調立場，迫使美國鬆動庫爾德政策，為此甚至不惜通過對俄軍購動搖北約集體安全機制。為求得俄羅斯放棄支持庫爾德，土耳其有可能在巴沙爾地位問題上向俄羅斯讓步。

再者，地緣政治平衡態勢趨於穩定。美、俄沿幼發拉底河形成了均勢，未來雙方均將逐步縮減在敍武裝力量，俄羅斯期待利用敍利亞與美國進行全球事務的地緣政治交易，但美國只願意與俄羅斯展開戰術性合作，如通過美俄合作清除敍境內的親伊朗外國武裝人員，安撫以色列，緩解以對親伊朗武裝迫近敍以邊境的重大安全關切。

最後，戰後重建將出現中國元素。戰後重建不僅有助於打破目前的政治談判僵局，而且是實現敍利亞持久和平的基礎。俄羅斯、土耳其等國無力推動敍利亞的大規模重建，美國對經濟援助附加了嚴苛政治條件，如拒絕在巴沙爾掌權方案下實施援助，實際上增加了政治和解的複雜性。中國始終在聯合國層面積極推動政治解決敍利亞問題，與敍利亞問題相關各方保持了良好互動，既可以積極參與聯合國層面的人道主義救援行動，也可通過“一帶一路”等模式參與敍利亞重建活動。(作者是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西部邊疆中心副教授,四川師範大學法學院陳攀、李瑋慈對此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