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正視中等收入羣體的“無力感”

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爆出的一系列事件，如一些民辦託兒所、幼兒園虐童;保姆欺凌受照顧的兒童和老人;以及老人被撞後本應負責的“老賴”賴賬不負責，令受害人家庭陷入困境等事件，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這些事件所涉家庭往往都是收入穩定，基本生活無憂的中產之家，輿論因事件而表現出的憤怒和不安情緒往往超過事件本身。事件所暴露出的狀況顯示出中等收入羣體的某種“無力感”，需要社會加以關注和解決。

這些年，中國人生活的中產化大趨勢，讓中等收入羣體的生活水準普遍提升。但這一羣體又都處在拼搏上升之中，雖然經濟上都已有相對較好的支撐，具備了提升生活水準的基本條件，但也都承受着很大的壓力，竭盡全力為自己和家庭的更好生活而奮鬥打拼。中等收入羣體生活的許多方面都需要社會支撐，需要更多的市場或社會服務，需要高效的法律支持。一旦缺少這些支撐，中等收入羣體在遇到問題時就會感到無能為力，從而發現自己生活的“脆弱性”。

隨着中等收入羣體的擴大和發展，他們對於美好生活的要求也變得比過去更高，對生活提升的願望更為強烈。但目前出現問題的往往是一些意外的風險，是通過付錢也難以化解的問題。比如由社會化服務所暴露的缺失引起的“安全”問題或意外造成的問題。就像那個老人被撞後事主就是不擔賠償責任的“老賴”事件，受害者家庭本來生活還不錯，一旦遇到這樣的事件，在各個方面都面臨危機、陷入困境。這形成了一種深刻的“無力感”。

應當説，這類事件在任何社會條件下都有可能出現，但正是中等收入羣體對於生活品質的追求以及理想生活的期許，讓這樣的問題更為公眾所矚目。 這類問題過去也存在，但受當時發展水平的限制，基本生存保障和温飽還需要努力爭取，其受關注度就不會太高。但到了現在這個階段，這類公眾過去往往注意程度不高的問題，變成社會最敏感、最具衝擊力的議題。它們一方面是最切身的問題，因為中等收入羣體對最切身問題的要求最敏感;另一方面也是最具普遍性的問題，比如對幼兒園狀況的擔憂引起家長的極大關切，就在社會層面激起更大範圍的關注。這就是所謂當代社會的“生活政治”訴求。這種訴求往往是從切己之處引發的，而不是抽象的大議題。每個人似乎都感同身受，也就很容易觸動公眾的“共同感覺”，從而激發巨大關注。

因此，這種“無力感”讓許多中等收入者感同身受，引起一種“共鳴”。這種“無力感”在於：本來“我”努力打拼掙錢，為家庭和孩子掙出更好生活;本來“我”有更好的向上提升自己的可能性，現在居然發現有這樣讓人痛切的事情，掙錢或努力都沒有辦法解決，就更加憤怒和焦慮。“無力感”和生活的“脆弱性”相互疊加，形成這類引發公眾聚焦的問題。因此，化解這種“無力感”就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方面。

化解“無力感”首先需要社會進一步地強化社會治理和法律體系的有效性，並提供更多更好的社會監管。實際上，中國社會的“安全感”一直相對較強，而現在公眾普遍需要的已不僅僅是一般性治安等層面的安全，而是更高層面的安全，這就需要如社會保險或法律有效性等方面的更多支撐。

其次，也需要社會自身加強建設，中等收入者本身的積極參與，以及更多的中間組織和支持機構等積極迅速地回應公眾社會訴求。這裏既有政府的責任，也對社會和個人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如在政府的關切之外，各種社會機構的支持、公益事業等也必不可少。社會已經具備努力回應公眾社會訴求的基本條件，下一步需要儘快地加強社會建設，在硬件建設之外，更加重視軟件建設。

實際上，如何讓社會組織運行更有效率，讓人們生活中的自信超越“無力感”是有現實解決方案的。社會組織和個人的積極參與共同努力不可或缺。中等收入羣體自身需積極努力，在社區等層面上的積極參與對解決問題也有重要作用。公共生活的建設不僅依賴政府，也需要全社會齊心協力。

同時也要看到，雖然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新平台，但社會仍有其“有限性”。客觀地説，與一些發達社會相比，中國社會許多方面的建設仍然存在現實的距離，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保障和支撐仍然還有其不足，難免存在盲點和問題，這些也需要讓社會能夠清楚地看到。一些問題暴露解決了，還可能有新的問題出現。這些暴露的問題其實是發展中的困擾，還需要全社會共同的努力。各種新問題的湧現是以新中等收入者為主體社會的新狀況，需要相對較長時間的努力才可能超越。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正在越來越正視這種“無力感”的影響，解決這一問題已經有了堅實的條件和基礎。(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