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轉移價值到創造價值 浙大管院賁聖林談中國金融創新

在近日舉行的“烏鎮互聯網+峯會·中國數字經濟論壇”的圓桌環節，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賁聖林圍繞數字經濟如何引領金融創新與其他嘉賓展開探討。他表示，未來的創新，應當逐漸從轉移價值的創新走向創造價值的創新。

(以下內容根據發言實錄整理而成，有刪節)

主持人剛才提到金融創新在經過2015-2016年的兩年狂奔式的發展之後，2017年整個金融環境已進入到了一個嚴監管的週期，再來談創新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確實，對風險和監管問題的關注是我們當今的金融體系和社會環境所迫切需要的，但是，我認為我們仍不應迴避金融創新的問題，尤其是那些技術驅動的、良性的創新，因為當今時代許多正在發生的問題都應該依靠創新來解決。

各位嘉賓提到的過度監管、監管不力等我們所遇到的金融監管問題，本質上是對創新手段、創新領域、創新方法和創新技能不斷提高的迫切需求。我個人認為，金融講求的是風險與收益的平衡，掌握好這個“度”是最重要的。

中國的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金融創新發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可以説是可圈可點值得肯定的。我們的研究團隊對此作了一些研究，在此也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首先，中國的金融科技確實呈現出世界領先的態勢。從企業的微觀角度來説，我們擁有非常多的金融科技龍頭企業;從金融科技的生態高地角度來説，中國目前也已經形成了粵港澳、大杭州灣、京津冀雄三大發展高地;從國際化的角度來説，我們的金融科技企業很多都具有生來全球化的特質(Born-global)，它們的國際化路徑一定是和傳統金融企業不同的，也形成了區別於傳統金融的優勢。

其次，中國的金融科技發展在領先世界的同時也確實存在着很多問題，正處於一個逐漸走向成熟的階段。我的研究團隊在互聯網金融發展剛剛起步的時候對排名前一百的網貸公司的529名創始人和高管進行過一項研究，發現其中四分之一的創始人和高管沒有大學本科學歷;最近我們在進行金融科技中心研究的時候，也對幾個大中城市金融科技從業人員的學歷水平進行了對比，發現北京的金融科技從業者的學歷水平是最高的，但是也只有62%是大學本科或者以上學歷，而上海是55%，杭州是52%，一些城市的這一比例甚至低於50%。

雖然我們不應唯學歷論，但是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説明，過去的幾年，我國的金融科技發展還處於初期“勇者不懼”的階段，有些不太成熟，未來我們希望可以朝着“仁者不惑、智者不憂”的方向發展。我們應當真正地去思考，社會需要什麼樣的金融，金融應當為誰服務。以往的金融創新大多是套利型的創新，將財富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未來的創新，應當更多的是以社會總財富的創造為目標的創新。

第三，我們正處於將傳統金融發展劣勢轉變為金融科技創新優勢的關鍵階段。與傳統經濟相比，數字經濟更多地利用科技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等手段，將我們經濟、社會生態中的劣勢轉變為優勢，這也是傳統經濟與數字經濟的差距所在。我們當下所面臨的問題很多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屬於“成長的煩惱”，是行業規則和標準不清晰所導致的。我們浙江曾經提出政府要服務市場、服務企業，做企業的“店小二”;與此類似，在當下數字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的金融也應成為實體經濟有效需求與健康需求的“店小二”，而且還應是五星級的“店小二”。

前段時間炒得沸沸揚揚的現金貸事件，給互聯網金融帶來了一些不好的影響，當我總結和反思這些現象的時候，我想到了我們的祖先曾説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我們的互聯網金融平台乃至整體社會金融的發展都應該做一個君子，不僅要成人之美，更要不成人之惡，阻擋掉一些不理性、不健康的需求。這是我們金融的責任與使命，也是金融發展未來應達到的高度。

中國的金融科技走到今天非常得不容易，我們的消費者快速地接受了新鮮的事物，我們的技術實現了飛速跨越式的發展，而我們的監管規則相對來説確實是一個短板。未來的中國，面臨着全球領先的機遇，也面臨着巨大的挑戰。我們不能因為強調風險而完全忽視創新喪失掉這樣重要的機遇，我們的政府、企業、消費者需要共同努力做好平衡，我們需要賦予金融更多的温度與責任，從而共建一個更加美好的金融科技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