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跨國訴訟路：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在敗訴中老去

這是一場長達22年的跨國訴訟。法官換了一撥又一撥，原告相繼離世，控方律師也“老的老，病的病，年輕一代開始頂上”。

自1995年始，中國民間一些普通百姓把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告上法庭。“南京大屠殺”“強擄勞工”“七三一人體試驗”“慰安婦”“無差別轟炸”，戰爭遺留下的傷疤還在紅腫發炎，活着的人證在減少，受害者及家屬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要求對方賠禮道歉。

結局是一場接一場的敗訴。有些一審勝了，二審又敗了。但律師團仍在上訴。因為“戰場”在日本法庭，控方律師均為日本人，他們與中國民間力量一起，無償地“並肩戰鬥”。

“人類的良心與國籍、所處的位置沒有關係，是無論誰都應該具備的。”日本律師團在2005年回顧十年訴訟之路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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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88歲的中國勞工受害者閆玉成和受害者家屬闞翠花站在日本國會議員會館內。

75年前的同一天，東條英機內閣頒佈了《關於輸入華人勞動者到日本國內的決議》，“以解決國內勞動力嚴重不足的矛盾，支撐太平洋戰爭。”這張公告改變了閆玉成和闞翠花父親闞順的一生。

一同被改變的還有趙宗仁。

趙宗仁87歲了，世代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區蘇家坨鎮，挨着北六環，出門能望見太行山支脈。幾間平房把老樹圍在院裏，兩個兒子住前面的兩間，趙宗仁自個兒住後面。祖上都是老實農民。

老人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1944年，14歲的他招工到昌平修城牆，得了兩升老玉米的報酬，總想再去掙點，所以保長説有新活兒時，他二話沒説就去了。

當天下午，日本人把這羣人裏年紀大的、個子小的挑了出去，餘下幾百人上了火車。因為不知道去哪，沿途不斷有人跳車逃跑。

到了老北京車站，趙宗仁也有機會跑走，他站在門口左一次右一次，“站了5個小時，鬧不清方向，最後也沒走。”

他們被運往塘沽港，關進一個被他叫做“集中營”的地方。三道鐵絲網，一面是無邊大海。“一個姓袁的，夜裏翻身沒打報告，漢奸拿着鎬照着腦袋就打。”坑坑窪窪的海邊，有水坑的地方丟着奄奄一息的人，還沒完全斷氣，野狗就開始撕咬。

他們同中國的煤炭一起，被塞進船艙，運往日本。趙宗仁被騙去，閆玉成則是被強擄去的。直到一個發了善心的翻譯替閆玉成寄信回家，家人才知道孩子在日本。“我姥爺騎個毛驢到我家，説不要等了，來信了。我媽一看是我的字，心才落了地。”閆玉成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封信像油鍋滴進了水，炸開花，村裏被擄走的19個人背後的家庭，才算有了生氣兒。“我是獨生子，我回來以後，我媽睡覺甚至跟我臉貼臉，就這樣親熱。”

在日本，晚上看月亮，閆玉成忍不住流淚，“那時候天真，我就想啊，日本的月亮和中國的月亮是不是一樣的？”他臉上的皺紋隨着回憶擠在一起。

“日本人軍事上叫 ‘抓兔子’行動，甭管在集市還是村莊，把年輕力壯的圍在中間，拴個繩，上車，拉走。”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志願者朱春立説。

當勞工時，被騙走的趙宗仁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篩砂子、搬石頭，在鐵軌上推小車。冬天日本的福島很冷，總是下雪，他住在單層木板房裏，積雪有七八十釐米厚，勞工穿着布面膠底的單鞋在雪地裏幹活。日本人有棉襪子穿，勞工沒有。有人冷得沒轍，就在建築工地裏找水泥袋子，紙的，圍在腿裏、腰裏。

穿不暖，也吃不飽。有位老人向朱春立回憶，一有人去世，勞工就搶着去燒，因為可以吃人肉充飢。説到一半，老人突然痛哭，承認自己也吃過人肉。

出現暴動時，有的勞工不計後果，在河邊找條小船，就往中國的方向劃。

1958年，北海道石狩郡當別町的山裏發現了一箇中國人，名叫劉連仁。他在山洞裏住了13年，像個野人一樣。挖個洞，撿海邊的海帶吃。朱春立記得，劉連仁説“那塊（指勞工幹活的地方）的折磨，比山裏的豺狼虎豹還可怕。”

他在山東被抓走時，老婆已經懷孕，夫婦倆正期待着他們第一個孩子的誕生。被抓到日本後，監工以沒完成任務、不懂日語、記不住工具名稱等理由毆打他們，90公斤重的劉連仁，體重下降到50公斤。“照這樣下去必死無疑”，在戰爭結束前的半個月，他冒死逃了出去，想到大概已經出生的孩子，他堅持逃亡，度過了北海道的13個冬天。

當他被發現時，才知道戰爭早已結束。他在塘沽港與妻子重逢，第一次見到13歲的兒子，他們痛哭着抱在一起，劉連仁嘴裏嗯嗯呀呀，多年逃亡生活，他喪失了大部分語言能力。

據日本外務省1946年製作的《華人勞工工作情況調查報告書》記載，戰爭期間被掠往日本的中國勞工總人數為38935人，分配在35家公司的至少135個作業場。其中，6830人命喪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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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的宮崎，律師團為中國勞工在日本全國各地提起了訴訟。他們通過各自人脈聯繫地方律師，開始“持續的、全國性的聯合鬥爭”。

“想想看吧，那些被強行抓來的勞工，都是普普通通的農民，都是無權無勢的人。他們不僅渡過太平洋，站在了日本的國土上，而且直接挑戰的是日本這個經濟大國。”律師團的領軍人物小野寺利孝説，“在法庭上，他們要和日本政府決一勝負，這樣的挑戰我想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這些老人在改變着歷史，也激勵着

們陪他們一起走下去。”

在法庭上，有人講述自己右手拇指被夾在石縫中，骨頭壓得粉碎。説着，向法官和被告席抬起顫抖的手臂，將不能動彈的右手拇指舉到頭上；有人邊説邊衝到法官面前，“你們看看這頭上的坑”；有的遭遇過於慘烈，致使翻譯説到一半，泣不成聲。

律師團想盡辦法讓未經過戰爭的法官體會當時的情景。他們播放NHK（日本放送協會）《神秘的外務省報告》錄像，展示航拍的現場地形、當時40年未遇的嚴寒和連續降雪的氣象資料、當地居民如何在大雪中艱難生活的報紙剪報。有的律師還曾打算讓原告穿上粗麻袋上衣，向法官講述受害經過；甚至有人提議做些當時中國勞工吃的“饅頭”，讓法官嚐嚐。

律師團還説服法官，將法庭“搬到”現場。他們來到港口邊，沿着中國勞工每天走過的路，重新走了一遍。人們用風速計和温度計測算了數字，還找來當年監工打人的相似棍棒，重演歷史。

律師們太想贏得官司了。當“野人”劉連仁的勞工訴訟案即將宣判時，所有人都開始坐立不安，有人和旁邊的人互遞眼神，有人不由自主地握緊拳頭，還有人連結論都沒聽完，就流出了喜悦的淚水。當宣讀到全面承認劉連仁賠償要求的判決主文時，法庭內一片歡呼聲。律師和中國的志願者相互握手、擁抱，人們搶着與劉連仁的長子劉煥新握手。劉連仁自己沒能聽見勝訴判決，於一年前去世了。

這是戰爭期間被抓到日本強制勞動的中國人，首次以日本政府為對象，提起的訴訟。

判決之後，日本政府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律師團又走訪了劉連仁當初被抓地點的自家門前、被強迫勞動的煤礦遺址、被發現時的深雪覆蓋的山中現場等，收集更多證據。但二審結果出來，勝訴轉為敗訴。律師團又上訴到最高法院，仍是敗訴。

得知結果後，遺屬劉煥新重複了劉連仁生前的一句話：“路途雖遙遠，但是總能走到應該到達的地方。”

“本案應該到達的地方，就是正義之所在。”律師團在回顧這樁訴訟時説。他們護照裏出現最多的是中國簽證，早前來中國的農村取證，一些地區還“未完全開放”，日本律師只能止步省城。他們和承受過苦難的中國人一次次見面握手，對於痛苦的感知並不會被國籍阻隔。

“像冰山的一角，一點點砍，往前走一步，冰山就融掉一點。”索賠聯合會的志願者説。結局雖是敗訴，但過程在“融掉冰山”。

1995年8月，律師團的第一個官司在日本開庭。原告之一是“七三一”人體試驗受害者的後代王亦兵，這是在他父親去世50年後提起的訴訟。

律師團找來曾逮捕他父親的原憲兵三尾豐站到證人席上。三尾豐向王亦兵謝罪：“我就是逮捕你父親，並將他送到七三一部隊的三尾豐。我做了無論如何也無法挽回的事情，實在對不起。”

王亦兵沉默片刻，終於開口道：“你是我的仇人，你抓走了我的父親，他在七三一部隊被殺了。可以説是你殺了我的父親。”

三尾豐再次低頭謝罪。他在法庭上説：“這位受害者的兒子見到我時，好半天説不出話來。我想，可能是因為見到了殺死自己父親的仇人，整理心緒需要一些時間。對於過去的侵略戰爭，知道的人太少了，儘管自己餘生已是所剩無幾，還是要徹底追究事實真相，讓國民知道那些事實。”

他講述了七三一部隊的恐怖景象。俘虜們被剝奪了姓名，取而代之的是三位數或四位數的號碼。他們被叫做“原木”。清點人數時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像數木材一樣，“一根、兩根”地數。

三年後，身患癌症，不能行走的三尾豐坐在旁聽席上，等候判決結果。他和王亦兵已經能夠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了。幾個月後，三尾豐離開人世，在他的葬禮上，王亦兵發來唁電。

“儘管從結果上是敗訴了，但我們贏得了判決史上首次直接對七三一部隊的殘酷非人道的戰爭犯罪行為的事實認定。”律師團在《正義是否戰勝時間》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