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鉞：居安思危——寫在南京大屠殺80週年之際

*導讀：*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開始長達6周的大屠殺，30餘萬中國人遇害。日本在東北亞歷來有侵略的野心和行動，其近代騰飛的主要動力來自甲午賠款。日本給中國造成的戰爭外在傷害雖然能夠早早修復，但文化的內在傷害依然在繼續，對“常識”的歪曲依然大行其道。一百多年來，日本的歪曲歷史和文化的戰果十分“豐碩”。日本是“台獨”理論的發源地和“台獨”分子的保護地，台灣今日之局面與日本有深刻關係。居安思危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

1937年12月13日是南京被日軍攻佔的日子，從是日開始，日軍在南京開始了長達6周的大屠殺，致30餘萬中國人遇害。從1937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13日整整80年過去了，雖然中國任人欺侮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但不忘歷史，居安思危仍應是今日和未來每一箇中國人的責任。

對個人來説，80年幾乎可以覆蓋一個人的一生，但在歷史的長河中80年又是彈指一揮間，中國在這80年中由衰弱到強大，正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除了幾次發生在邊境的局部衝突外，中國國內一直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早已遠離了戰爭、戰亂，但我們萬不可因此以為戰爭離我們很遠，忘記過去的教訓。

一、日本歷來是東北亞地區的動盪因素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最為兇惡，但日本的對外擴張侵略並非自近代才開始，1894年的甲午戰爭時，西方人通常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將之視為中日交手的開始，但實際那不是第一次中日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曾進行過。歷史的看，東北亞地區動盪不安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它歷來就有先侵略朝鮮半島，登上大陸，然後侵略中國的野心。

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日本幾次試圖通過侵略改變這裏和平的局面。在唐朝早期的公元663年日本就曾入侵當時還未統一的朝鮮半島，唐朝應新羅請求派軍隊支援，在朝鮮半島南部白江口與日軍激戰，唐軍在劉仁軌等的指揮下以少對多，幾乎將日軍全殲。從那以後的近一千年裏，這個地方大都是太平的。到了明朝晚期的1592年—1597年間，日本再次侵略朝鮮，朝鮮嚮明朝求援。明朝兩次派軍隊入朝鮮打擊日本侵略軍，1597年也是在朝鮮半島南端，明朝老將鄧子龍和朝鮮名將李舜臣將日軍擊潰，但鄧子龍在戰場上壯烈殉國。1597年大戰之後這裏又保持了三百年的和平，直到1894年日本第三次試圖改變這裏的局勢。

1894年便是甲午年，甲午戰爭結果如何，現代的中國人都很清楚。一百二十多年來，甲午戰爭一直是中國人心中的痛楚，它開啓了中日兩國不同的命運發展道路。甲午之後，中國國力迅速下滑，而日本國力猛烈上升，這種影響持續至今。每逢抗戰紀念日時，很多文章往往都會提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時，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力量對比，感嘆當時中國現代工業品生產能力與日本相差之大。如，

鋼的年產量，日本為640萬噸，中國不到1000噸;

艦艇噸位，日本高達190萬噸，中國不到6萬噸;

工業總量，日本為60億美元，中國僅為13.6億美元，等等。

從這些對比數字來看，中國遠遠地被日本甩在了後面，以這樣孱弱的國力如何與日本開戰？但如果沿着1937年向前回溯歷史，人們會沉重地發現1894年中日兩國之間經濟、軍事力量的對比上中國還強於日本，為何僅僅四十多年兩國的差距就飛速拉大？

原因非常簡單，日本的強大幾乎完全建立在甲午賠款的基礎上。換句話説，日本人用甲午戰爭中國給它的賠款迅速建立了現代工業、軍事、經濟體系，[ 參見李鵬軍，《甲午戰爭利潤與日本現代化》，《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7月第四期。] 全面超越中國，而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則“沒錢了”，國家迅速跌入貧弱的深淵。這個深淵我們用了上百年、幾代人的時間才爬出來，其間多次歷經險阻，險些沒爬出來。這樣的歷史令人扼腕!

人們在總結近代日本迅速發展的原因時，通常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革，因為在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等方面深入學習了西方，所以很快就超過了當時的中國。但實際上，在1894年之前，日本國力的提升並非如想像般迅速。19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後，其經濟、工業雖有發展，但一直步履蹣跚，工業化程度和大企業的數量均落在當時的中國後面。歷史資料表明：“19世紀80年代中期至甲午戰前，日本的經濟增長較慢，甚至在1892年還出現了負增長，而甲午戰爭後的10年間，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則達6.5%。”[ 同上。]

明治維新只能提供發展的導向，但不能提供發展需要的資金。資金很難依靠日本國內的生產進行積累，唯一快速獲得大量資金的方式唯有對外戰爭。日本在獲得甲午賠款之後，其工業化、現代化才真正開始起飛。

根據近代以來世界各工業國發展的經驗分析，現代化、工業化的建設和發展很難自動大規模鋪開，通常需要巨量資金的支持。誰能獲得巨量資金，誰的現代化便能先行開啓。日本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並非特例，英國有過類似的經驗。近代工業革命之所以英國率先開始，並不僅僅是因為英國較早有了一些發明和創新。英國學者普遍認為，在工業革命大規模開始之前，英國社會中的發明、創造很難大規模推開，因為嚴重缺少資金，但重要的契機在18世紀晚期來臨，這一契機給工業化大規模推開提供了資金，這時英國在亞洲通過軍事手段獲得了充足的資金來源。

“在1763年至1818年期間，英國就從印度就搜刮了多達50億英鎊的財富。這些財富成了英國發動工業革命的資本，……普拉西戰役(1757年)後不久，來自孟加拉的掠奪物開始抵達倫敦，並且好像即刻就發生了影響，因為所有的權威們都意工業革命是在1770年那年開始的。”[ 李鐵映：《論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頁。]

當代聲譽卓著的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就指出，“我們西方的繁榮昌盛，以及我們西方人竭力為自己謀取的大多數東西，是用壓迫和剝削其他孱弱民族的手段獲取的”。[ 王正平主編：《羅素文集》，王正平等譯，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日本近代的快速發展同樣離不開從中國攫取的鉅額賠款。

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上真正給中國致命一擊的戰爭，承受這一擊的不只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甲午戰爭之前，中國雖有兩次鴉片戰爭之敗、圓明園被燒之恥，但清朝尚有能力動員一部分資源、資金進行洋務運動，初步建立起中國近代工業體系、軍工體系，如當時的江南造船廠、福州船政局等都是近代規模比較大的工業企業。但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二億兩白銀被強賠給日本，成為日本全面起飛的巨大推力。二億兩白銀對今天的我們來説可能只是一個數字而已，但它相當於當時日本全國四年的財政收入。當賠款到達日本時，日本舉國歡呼，以至於因為錢太多，當時日本人都一度不知道如何使用。

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日本知名企業也是在甲午戰爭後創建或得到大發展，“以甲午戰爭為起點，……從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公司數量從2000餘家激增至9000多家，……出口貿易則增長1.5倍。1900年日本全部工廠企業的半數為甲午戰後所創建。自明治維新提出‘殖產興業’到甲午戰爭前，日本所積累的資本數量很有限，而通過戰爭賠款卻走完了工業發展36年的歷程。”[3 參見李鵬軍，《甲午戰爭利潤與日本現代化》，《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7月第四期。]3

日本曾傲視中國數十年的鋼鐵工業、造船業也是建立在中國資金的基礎上，“1897年日本開始創辦有名的八幡制鐵所，資金即來自甲午戰爭賠款。該廠於1901年開工，第一年便產出全日本生鐵總產量的53%、鋼總產量的82%”[ 參見李鵬軍，《甲午戰爭利潤與日本現代化》，《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7月第四期。]。由於有了這筆巨大的資金，日本造船業生產能力的躍進前所未有，“從1898年的累計4艘、10013噸，發展到1904-1907年累計47艘、79639噸”，[ 同上。] 僅僅八、九年之間，日本建造船隻的數量增長10倍，總噸位增長7倍。

造船能力的巨大提升，為日本研製航空母艦打下了基礎。利用甲午戰爭的賠款，日本很早就開始了航空母艦的研製工作。1911年是清政府倒台、中國陷入軍閥混戰內亂之時，卻是日本開始研製航空母艦之日。正是在這一年日本就開始了航空母艦的研製工作，1922年第一艘航母下水，此後日本不斷有航母服役，一舉成為海上軍事強國。

眾所周知，除了技術上的原因外，研製、製造航空母艦需要投入大批經費。過去多少年來，我們都因缺乏經費遲遲不能開展中國的航空母艦的研製工作。直到2012年，在歷經千辛萬苦和重重磨難之後，我們的第一艘用於科研的航母“遼寧號”才投入使用，這時距日本開始研製航母已過去了101年，距日本第一艘航母下水過去了90年。

當年，與日本的急速上升相反，中國則開始跌入深淵。甲午帶來的這個折騰，中國人用了一百二十年才算初步恢復，幾代人為此前赴後繼，拋頭顱，灑熱血，付出了幾乎從未有過的慘痛代價才得以實現大國復興。導致這一切的重要因素並非僅僅是兩次鴉片戰爭，而主要是甲午戰爭。

這個教訓我們應永遠銘記。在銘記外人強加給我們的教訓的同時，應更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問題，思考究竟是哪些問題導致了中國在近代發展競賽中的落後。甲午戰爭的賠款雖然是日本現代化的重要推力，但這並不意味着明治維新就不重要。日本的現代化有多層推動力，明治維新設立了日本的發展目標，對本身存在的問題敢於進行刮骨療毒式的改革，這種勇於創新的精神是值得重視和借鑑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大大開拓了日本人的思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現代國家需要的組織和動員機制，日本由一個原本看似集權，實則鬆散的古代國家轉變成為一個組織力、動員力較強的現代國家。而反觀清政府，雖然建立了現代海軍、企業，但在組織、動員能力上仍停留在古代。戰爭爆發，不能集中全國之力應對，各自為戰，實以北洋一家與日本舉國作戰，焉能不敗？

關於甲午戰爭的研究和討論已經很多，無論得出哪種結論，我們都應一方面應譴責侵略戰爭，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最大限度避免被侵略。中國不侵略別人，但也決不再被侵略。在走向強盛的時候，反思過去，走好腳下的每一步，真正把古人一再強調的居安思危精神融入到我們工作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越是在形勢大好的時候，越要戰戰兢兢，歷史上那些劇烈變化的世事經常出乎人們的意料。

二、“常識”實際源於日本的歪曲

應引起我們特別警惕的是，日本給中國造成的戰爭外在傷害雖然能夠早早修復，但文化的內在傷害依然在繼續。日本的武力雖然已經被打敗，但一百多年來，日本的歪曲歷史和文化的戰果卻十分豐碩。日本歪曲歷史的做法不只是不承認侵略史實那麼簡單，還包括更深層次的活動，日本自19世紀末就派遣所謂學者以研究和考察為名歪曲中國歷史，炮製“常識”，這些所謂“常識”的危害更為嚴重，因為它們通過表面看似“嚴謹”的研究考證，以學術的面目呈現在大家面前，我們的官方文件，甚至教科書都仍在引用，而渾然不覺。

例如，我國官方文件、教科書為證明大陸與台灣的歷史關係都認為，公元230年三國時期，吳國孫權派遣衞温等“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數千人而還”，這裏衞温所到達的夷洲便是今天的台灣。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種認識是受了日本的影響。

中國古代所稱的夷州(後稱琉球)到底是哪裏的問題，在甲午戰爭之前並無疑問，因為中國古代典籍裏已經記載的很清楚了，但甲午戰爭之後竟然產生了疑問，而這種疑問便是日本人刻意造成的。三國時吳國丹陽太守沈瑩在《臨海水土誌》對衞温所到達的夷洲與大陸的方位和距離以及風俗習慣、土地民情有詳細記錄;隋煬帝曾派朱寬至流虯，後來的《隋書》對流虯的地理位置也有明確記錄。中國古代這些典籍都確證無疑的指出當時中國人所到達的夷洲、流虯便是今天的琉球羣島。日本人對這個本已明確的記載進行了“學術歪曲解讀”。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瘋狂擴張的時期，日本於當時派學者到琉球、台灣進行研究，從文化上為侵略目的服務，不久就拋出了那個著名的將夷洲、流虯“考證”為台灣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還是建立在對中國古代典籍“解讀”的基礎上。日本這樣做至少包含兩個目的：一是日本於1870年代剛佔據琉球羣島，琉球地位未定，急需從歷史上割裂中國古代與琉球羣島的長期密切關係，為當時侵佔和滅亡琉球做文化上的準備;二、通過“認定”夷洲是台灣，可以渲染台灣島離中國大陸很遠，很難到達的假象，進而製造出中國古代對台灣鞭長莫及，幾乎沒有實施過有效統治的印象，就更不用説距離遠上多倍的琉球羣島了。[ 曹子珏：《當心那些來自日本的考證》，《環球時報》2014年7月11日。]

歪曲別國歷史，從內部搞亂別國是日本特別擅長的做法，在中國台灣發生的“台獨”正驗證着日本一向的做法：欲先滅其國，必先滅其史。1945年日本雖然戰敗，我們收回了台灣，但日本人在文化、教育上留下的“去中國化”的惡毒影響卻至今未散，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日本人深得西方國家自中世紀以來列國紛爭的外交精髓——即，不斷給別國設置議題，以一切手段挑動別國內亂，從而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

1870年之後，日本對琉球王國就是這樣做的;1895年以來，對中國台灣也是這樣做的;1940年對“滿洲國”也是這樣做的。1945年在全面敗退之際，日本仍不忘在台灣大量佈下楔子，以利將來待機而動。

這些以學術面目出現的“考證”造成的結果是，把中國與歷史上的琉球羣島的關係縮短到宋元以後，而將日本與琉球的關係提前到唐朝之前;另一個結果是把大陸正式開發台灣的歷史縮短到明末以來的四百年。“台獨”分子和李登輝之流天天大肆宣揚台灣的開發不過只有四百年，荷蘭人、中國人、日本人都來過，只有台灣人自己是主體。我們無形中也被這個“四百年開發”的觀點影響，許多官員、學者，乃至相關文件都採用了“四百年”説法。

實際上大陸開發台灣肯定遠遠早於所謂“四百年”，但為何在台灣島上卻很少發現古代中國人規模生活的印跡？這些印跡在日本侵佔台灣以前是可以找到的，如，明末清初時，“據《諸羅縣誌》志記載有：目加溜灣開井，得瓦瓶，識者雲：是唐宋以前古窯。”[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中譯本)》，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1985年版，第39頁。] 若在台灣島上發現了唐宋以前建築的古窯，則説明唐宋以前中國人在台灣島上的生活和聚集規模就已經達到了比較可觀的程度，形成了一定的社會組織，需要提供批量的社會生活用品，否則無需建窯。

一個非常合理的推斷是，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有足夠的時間毀壞、隱藏台灣島上大量古代中國人留下的印跡。根據日本的一貫做法，完全存在這種可能。

對於日本的長遠戰略居心，不能不防。今天日本雖早已遠離南海，但在南海所謂“仲裁”案中積極介入，強力挑起南海事端。在歐亞峯會等諸多國際場合，日本的領導人也多次提起南海問題，試圖引起各國領導人的回應或關注。日本這樣的做法已成為其近代以來的習慣性做法，它不光覬覦琉球、台灣，更是曾早就將手伸向南海諸島。

就在甲午戰爭結束僅僅十幾年後，日本曾侵佔中國南海的東沙島。“1907年，日本的西澤吉次糾合一百餘人乘‘四國丸’輪船侵佔東沙島時，首先做的事就是拆毀東沙島上中國漁民修建的大王廟，驅趕中國漁民，毀壞其墳墓，然後懸掛上日本旗，將東沙島改為‘西澤島’”。[ 唱學靜：《世界知識》2015年第5期。]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毀壞中國在那存在的證據。連南海日本都曾侵略和篡改那裏的歷史，就更不用説釣魚島了。

現在流行的夷洲、琉球、台灣的關係的觀點是典型的被日本以“研究”為名而長期刻意誤導的結果，這個結果至今仍未引起我們的關注。

三、日本是“台獨”理論和行動的保護地

通過教科書等系列工程改變台灣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常識，是日本給我國統一大業刻意佈下的一顆炸彈。2015年台灣僅僅是因為要稍微恢復被李登輝等“台獨”分裂分子篡改的教科書，就在台灣青少年引起了不少的抗議。2016年3月，根據台灣《聯合報》公佈的民調顯示，73%台灣人自認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36%的人希望台灣獨立，46%希望台灣維持現狀，只有12%的台灣人希望可以與對岸統一，6%則表示無意見。

這一批青少年正是在二十年前就已被歪曲篡改的教科書的影響下長大的，“台獨”種下的毒花早已遍佈台灣全島。回想二十年前李登輝、陳水扁等台獨分子大肆篡改教科書，去中國化時，為什麼抗議的人少？因為形勢已完全不同，一是當時的總體社會氛圍遠不如今日台灣社會之分裂。二是剛剛走出戒嚴的台灣社會還沒有完全形成動不動就上街抗議的習慣。而今則完全不同，經過去中國化的教科書二十年的教育和李登輝、陳水扁等台獨分子行政支持，政治分裂國民黨，打壓和分裂支持統一的羣體，台灣社會已由非理性的“台獨”氛圍所籠罩。很多台灣人表示，年輕人中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越來越少。現在還有受過當年傳統中國觀教育的人在，目前的情形若再遷延下去，以後的局面恐更能收拾。

這一點台灣“中研院”某位院士曾憂心忡忡地表示，“台獨”份子是沒有辦法與他們講理的。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均是日本。

有些“台獨”分子辯解，早在清政府割台時，台灣巡撫唐景崧就宣佈“獨立”了。那個“獨立”與後來“台獨”追求的獨立完全不同，當時台灣軍民是為了一心反抗日本入侵，以“獨立”為名尋求回到祖國，那次“獨立”被日軍血腥鎮壓。

1895年至1945年間五十年的侵略殖民統治在台灣培養了一批親日分子，這些親日分子及其後代至今仍在台灣發揮着巨大影響。我們更應當尤其關注的是，日本對台灣的文化、教育侵略並非於1945年結束，1945年日本雖然戰敗，但卻成為文化、教育侵略的另一個起點。在戰敗的同時，在台灣開始了新的佈局。日本處心積慮，“放長線釣大魚”，處處給中國製造內部問題留下後患，以分散中國的精力，減少對日本的壓力，為日本以後再從中獲利打下伏筆。

在台灣，多年前就有學者指出，1945年抗戰勝利中國即將收回台灣時，“日本知戰敗不可避免，在正規軍撤離台灣後，派遣許多地下工作者(如浪人)策動‘台獨’，延續日本在台灣的利益，或製造糾紛以增加台灣接收、治理上的難度，利用親日的台灣人為工具，企圖扶植一個親日政權。這是日本的國家利益，也是很大的價值，民國四十年前後(注——即1951年前後)日本成為‘台獨大本營’”。[ 陳福成：《解開兩岸十大弔詭》，(台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十二月初版，第41-42頁。]

日本在戰敗之時，尚且想到為將來捲土重來打下楔子，而我們在勝利之後卻以為萬事大吉，忘記了居安思危的古訓。

不僅派遣人員到台灣潛伏，日本當時還讓在台灣居住的日本人和親日分子放棄日本國籍，加入中國籍，改日本姓名為中國姓名，以隱忍待機，繼續在文化上培養去中國化、“台獨”的思想繼承人。

有台灣學者2015年曾對台灣的親日現象分析，“這些皇民化家庭以士紳家庭為主，階級地位較高，國民黨1949年來台後，他們幾乎是受害者，在政治地位上沒有發展，經濟上因土地重分配失去既得利益，便萌發台獨意識，1990年後結合所謂‘新台灣人’的認同，後來又為了反中而親日，故意把日本説得比較好，以凸顯大陸的不好。”[ 莊慧良：《發表“日本祖國説”，李登輝再度撕裂台灣傷痕》，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8月28日。] 現在“台獨”理論在台灣變得如此普遍和流行，幾乎成為大部分青少年的共識，日本留下的這枚“苦果”我們得用多年才能消化。

留下的日本人早在1895—1945年間，經日本侵略者的扶植，多已成為台灣社會中的精英，在文化、經濟乃至社會地位上都處於比較有利的情況。這個羣體抗戰後，以至1949年以後，繼續在台灣當地社會中擁有一定的影響。即使是國民黨戒嚴時期，極為嚴厲鎮壓分裂分子的情況下，也未能完全打掉“台獨”勢力的影響和生存土壤。日本民族具有極強的隱忍性，自願留在台灣的那些人在這方面必定更加堅定。而國民黨人以為能夠感化這些改頭換面的日本人，實則是政策的失敗。

1945年至今，七十餘年光景，這數萬户原日本籍或親日本家庭代代繁衍，人數早已擴大了很多倍，又經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大力扶持，其勢力和影響甚至大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台灣有那麼多從骨子裏親日反華之人的現象了。

戰後的日本雖然一片蕭條，但其對外戰略卻依然延續，成為“台獨”勢力的庇護所。國民黨在台灣戒嚴時期嚴厲鎮壓“台獨”分子，這些人每當被追捕嚴急時，便潛往日本躲避。如早期的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後即逃往日本，“在日本組織‘台灣獨立黨’‘台灣共和國臨時議會’及‘臨時政府’”。[ 陳福成：《解開兩岸十大弔詭》，(台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十二月初版，第46頁。]

“在日本的‘台獨’運動除廖的組織外，有辜寬敏為首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郭幸裕的‘台灣建國委員會’、史明‘獨立台灣會’，及日本右派支持的‘台灣獨立後援會’。在日本的台獨成員對日本認同很高，機關雜誌用昭和年號，設計臨時政府的國旗則‘紅太陽旁邊加一彎新月’圖案，‘皇民化’象徵符號很濃厚”。[ 同上。]

和日本打交道應當認清日本的外交秉性和民族特性，日本自近代以來學習西方比較徹底，尤其在外交方面更是深悟西方外交之精髓。西方外交與中國外交的基本價值觀和理念完全不同，受各自的歷史和傳統影響很深。今日西方外交原則起源於歐洲中世紀曆史，諸國紛爭導致西方國家認同“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的外交理念。這種外交理念與中國人的我們不會忘了老朋友的理念不同，而我們又常以自己的歷史和傳統來衡量別國外交理念，難免吃虧。

瞭解西方政治、外交歷史是我們認清日本外交戰略的關鍵之一。日本的外交戰略並不一定比別國高明，但外交意識和手段比較靈活，這是值得人們關注的。日本過去對中國文化、歷史的歪曲給我們前進的道路上佈下了一些障礙。有障礙並不可怕，關鍵在我們應認清這些障礙並早日將其清除。

在這個日子裏，回溯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過去的仇恨，而是為了更好的發展中日關係，保持好亞太地區的和平。(作者是中國社科院學者)

作者簡介：

馮鉞，中國社科院學者，專著有《民主的起源與實踐——寫在大憲章簽署八百週年》等，

主要文章有《從西方民主理論看中國對民主的追求歷程》、《澳大利亞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琉球地位未定，不能叫日本沖繩》、《印度歸來話民主》、《中國的智庫外交亟待加強》、《近代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發展軌跡》、《對中國古代夷州、流求範圍的解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