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聲音！余光中9月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音頻記錄

【環球時報-環球網報道 記者 吳薇】享譽兩岸三地的台灣著名詩人、文學家余光中14日上午在高雄醫院病逝，享年90歲。今年9月28日，余光中先生接受了《環球時報》-環球網記者的獨家電話專訪，這應該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大陸媒體的採訪。

當時正值台灣民進黨當局大幅刪減高中語文的文言文比例，由原本的每學期45%—55%刪減到35%—45%。老先生受訪時毫不諱言，這麼做是因為文言文和古詩詞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讀古文的話，我們就會成為沒有記憶的民族。”

以下是訪談全記錄(文章刊於9月29日《環球時報》13版)：

減少文言文學習是台灣下一代的不幸

環球時報：如今大陸掀起了一股“國學熱”，很多節目如詩詞大會、見字如面等都深受歡迎，而台灣卻在削減文言文比例，減少學生對古文經典的學習。您認為這種變化説明了什麼？

*余光中：*台灣這邊開倒車，蹂躪古典文學和文言文，而大陸則收去發言權，成為中國文化的發言人，走上了正途。我覺得大陸現在提倡古詩詞是很好的事情，希望每一個大陸人都對中國傳統有很深的瞭解，這對大陸下一代來講是很幸福的事情。而如果有台灣人因為政治的關係把古典文學取消，只能説這是台灣下一代的不幸。台灣這樣做，我們也不明白是為什麼，大概是政治的問題。但政治問題總歸會過去，假如台灣以後不再接受中華傳統的東西，那是沒有接受的人的不幸。

環球時報：幾乎每個讀過書的中國人，都有伴隨他一生的文言文和詩詞記憶。您生命中最深刻的相關記憶是什麼？

*余光中：*古詩詞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如果我們不讀古詩詞，不讀古文的話，就會成為沒有記憶的民族。我們小時候和父母在一起，他們一定會從“牀前明月光”開始教起，你自然而然記在心裏，慢慢就會自己去學習，有興趣進一步看所謂的閒書。我自己就讀了很多古詩詞，包括古典文學和散文等。在我12歲時，父親開始教我文言文，基本都是屬於“文以載道”的，他教的魏徵《諫太宗十思疏》令我印象很深。不過，當時我更喜歡具備很多美感的東西，後來我的一個舅父補足了這方面的不足，教我《秋風賦》《阿房宮賦》等，這些美文我很喜歡，也影響後來寫文章的傾向。在我看來，文學家寫文章，不只要寫出美感，也要寫人生的道理。

這些美文都經過千錘百煉和幾百年的考驗，而始終能夠贏得讀者喜愛，比如《赤壁賦》，還有蘇東坡的另一篇《留侯論》對我影響都很大。越讀這些東西，越讓我覺得自己以前寫的中文太偏於西化。我以前翻譯過一本書叫《梵古傳》，大陸叫《梵高傳》。出版10年後，我又改了一次，並不是因為我當年的英文不好，而是我不滿意當年用中文的方式了。我再改一遍的用意，就是把偏於西化的中文改過來。

環球時報：作為台灣最有名的作家、詩人，您可謂學貫中西，既做過中文系主任，也做過英文系主任。當世界的卷軸在您面前打開的時候，回過頭來，您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文言文和古詩詞在您生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余光中：*文言文在我生命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非常重大。我現在發表的詩和文章，如果把文言文拿掉的話，就空洞了。我覺得文言文給我們一個能和古人對話的機會。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難道是白活的嗎？一定會對現在產生影響。雖然五四以來在胡適的影響之下，文言文被改成了白話，但我們日常講話以及寫文章，文言文還是非常重要。比如我翻譯過王爾德最受歡迎的一部喜劇，英文叫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大陸翻譯為《認真的重要性》，我覺得這種翻譯很刻板，就翻譯成《不可兒戲》。不這樣説的話，這類戲就沒有人來看。

我覺得中國的文言文也好，古典文學也好，對仗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它，就沒有平仄和韻味，中國文學就不能產生。另外，文言有艱深和通俗之分，比如我們説的“一言難盡”，就是很通俗的文言。我們這些人支持文言文，並不是來者不拒，而是接受通俗的文言，太古板和深奧的，我們也不贊成。

文言文在我的個人生活中也非常重要。我的妻子是專門研究玉的專家，而玉是中國傳統文化很重要的內容，她雖然不發表作品，可是對於文言文有相當的瞭解。我們這種家庭可以説“來往無白丁”，所以我們對女兒的教育，是讓她們在耳濡目染中自然接受古典文學。像我的大女兒就是中文系畢業的，我們經常在吃飯的時候討論李商隱的詩和蘇東坡的詞，其他的女兒不一定學中文，但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而然就會聽進去。當然，有的人會喜歡數學和物理等，但這些真的會影響你一生嗎？不見得，可是文化的東西是會影響你一生的。畢竟我們的表達都需要用中文。

要顧及腳下踩的泥土

環球時報：您早期的詩歌被認為有西化傾向，後來發生了轉變。能否談談是什麼促使您發生轉變的？

*余光中：*我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外文背景很深，早年的文章相當西化是很自然的。但後來我發現自己的西化應該遏制、淡化了，因為要做一箇中國當代作家，是不能這麼西化的。當時我去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從外文系轉到中文系，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學相當重視。我記得我初到中文系的時候，學生當時受到大陸影響，寫的報告都是“偉大的魯迅曾經説過什麼什麼”，我對他們説，這樣子就沒有自己的思想了。後來有兩位學者從國外回來，集我們三個人的力量才導回正途。在我看來，我不僅是在大學教書的教授或學者，更重要的是，我是有創作的作家。我們的創作一定要融貫中西、融貫古今才能站得住。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會限於某個地區或某種意識形態之下，所以我覺得作家對社會的貢獻，可能比現在的文白之爭還要重要，因為我們要把古今中外都消化才能形成自己的作品。我如此，白先勇如此，張曉風也如此。我們可以大言不慚地講，這樣才是繼承了中國的文化。讀我們的文章，既可以看到古典的部分，又有現代的部分，這才是高明的。

五四以來胡適提倡白話文，對中國社會影響很大，可是他的新詩寫得並不好，因為他認為要用西化來壓倒中國傳統，這是錯誤的。現在文化都是全球化，因此一個人要顧及腳下踩的泥土、本土，也要顧及每天接觸到的西化。

環球時報：台灣之前被認為是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最好的地區。在您的記憶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普通台灣人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掌握上，一般都能達到怎樣的水平？

*余光中：*當時普遍來講，台灣人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掌握要優於大陸，因為以前的教科書沒有什麼爭議問題。現在台灣之所以出現所謂的文言文比例問題，是因為現在當政者的意識形態排斥中華文化。但是像中國傳統節日，比如清明節、端午節和中秋節等，向來在台灣社會和民眾中間根深蒂固，沒有政權可以全部剷除或永久剷除。這是不可能的，中華文化是不會動搖的。

星雲法師的佛光山影響多大，他靠的正是文化

環球時報：當年瓊瑤劇風靡大陸時，很多人羨慕台灣作家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藴，這種底藴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台灣名人包括政要的古文功底如何？

*余光中：*我覺得他們的傳統文化底藴，是每個人的天性、信仰以及背景，很多複雜的因素共同形成的，就像父親和舅舅對我的影響一樣。台灣的政治人物我接觸的很少，比較多的是馬英九。他對中文很重視，我早年寫了好多文章批評中文西化的方向不對，他看到後深有同感，就影印好多份發給同事參考。我覺得馬英九本人的古文功底應該也不錯，他雖然是哈佛大學法學方面的高才生，但中文底子很好，幽默感也頗強。另外，我之前跟一些觀念相同的作家和學者發起了“搶救國文”的運動，跟當時的“教育部長”杜正勝曾有一場論戰，好像當時站在我這邊的記者比較多。杜正勝在台灣鬧過很多笑話，大家都知道了。(編者注：杜正勝當時為拍陳水扁馬屁，對約定俗成的成語亂加新解，余光中看不下去，曾在2006年反問杜正勝，學生是否可以用“徐娘半老”來形容媽媽。)

環球時報：兩岸血脈相連，最重要的是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您對未來兩岸在文化上的聯繫是樂觀還是悲觀？

*余光中：*現在兩岸之間政治是寸步難行，可是文化上的交流可以説無往不利。你看星雲法師的佛光山影響多大，他靠的正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