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中國不應是西方制度失靈的靶子

近日，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德國等在內的西方多國相繼指責中國對它們搞滲透，威脅其國家安全。“中國威脅論”儼然有了新變種——“中國滲透論”。以前西方在涉及中國主權與內政事務上小動作很多，如今為何擔心起中國干涉其內政？因為攻守之勢異也，中國正從西方的“隱憂”變成“顯慮”。

近日，筆者參加柏林外交政策論壇，更鮮明地體會到西方內部價值觀分歧的明顯。59%的德國人認為歐洲處在錯誤的方向上。特朗普推行的“美國優先”，讓歐洲不得不加強防務與安全合作，不再只寄希望於跨大西洋聯盟。日本指望特朗普三年後下台美國繼續領導世界，也無非是撿起過時的西方認同，來表達面對中國崛起的焦躁不安。西方財團正將中國推向全球民粹主義者的靶子，轉移對特朗普無法領導世界的視線。

以“西方”自居者，的確有值得抱怨的地方：中國從勞動力、技術、資本等市場各要素全方位挑戰西方比較優勢，甚至在制度、價值觀層面衝擊西方霸權。中國成為西方國際競爭力下滑的眾矢之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場對西方投資者而言可謂遍地是黃金，西方企業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對此習以為常。如今，中國越來越多地將反壟斷調查的大棒舉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品牌，西方媒體的抱怨與驚詫，由此而生。

以“西方”自居者，的確也有值得擔心的地方：歐洲人多認為中國已是超級大國，擔心中國成為另一個美國。美國擔心中國效仿俄羅斯，更擔心中國從產業鏈低端向高端邁進，直接挑戰其國際競爭力，於是以制定全球化新標準來扭轉中國的趕超勢頭。

以“西方”自居者，的確也有炒作之嫌：為尋求對中國強硬的合法性，先打造“中國強硬論”，以證實對華強硬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因此，所謂中國滲透西方，完全是自我實現的預言。指責中國掀起反西方輿論也是為掩飾其自身的經濟放緩、貧富差距與腐敗問題。

西方輿論借中國説事兒，抱怨、擔心、炒作的動機都有，只能説西方未適應中國，未適應世界，也未適應自己的新角色。1960年12月5日，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在西點軍校的講話，曾如此挖苦英國：“大不列顛已經失去了帝國，卻還沒有找到新的角色”。今天，這種情形似乎輪到了自己頭上——西方霸權地位漸失，卻還沒有找到新的定位。指責中國滲透，就是不甘心。

這也提醒我們，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正在步入新常態。我們該批判的批判，該反壟斷的要反壟斷，不應有什麼“特區”。為構建公平法治的社會秩序和健康友善的輿論環境，要將西方還原為一個地方性概念。這就要求我們告別中西、體用思維定勢，告別“百年國恥”的祥林嫂形象，告別“西強我弱”的阿Q精神，告別“排出九文大錢”來買國際話語權的孔乙己心態。對於西方的彆扭心態、上綱上線做法和小肚雞腸心思，我們也要逐漸適應和習慣。因為，中國與西方在相互適應新常態。

其實，所謂的西方，也已經“終結”。美日歐情形各異、心態有別。倒是澳大利亞等國輿論，打着中國“滲透西方”旗號挖掘中國挾制西方的蛛絲馬跡，以一種受害者情結看待與中國關係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中國大可不必把一些英語媒體當做西方聲音或國際輿論，在淡然處之的同時，也要推動西方儘快適應新常態，建立“四個自信”，實現人類自信，這是接下來中國公共外交的挑戰。(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