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香港的這位校長火了，背後的原因引人深思

最近，香港發生了一件事。

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畢業典禮上，有學生對國歌不敬，校方果斷將他們驅逐立場。校長陳卓禧隨後表示，該校“必定高舉愛國旗幟，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熱血

這樣旗幟鮮明、痛快淋漓的聲音，這幾年在香港應該不太容易聽到，尤其是發自公眾人物之口，更是少見。因此，這事迅速成了香港輿論焦點，點贊者紛紛叫好，詆譭者氣急敗壞。

據香港媒體報道，港專的畢業典禮上，國歌奏起時，有畢業生拒絕肅立，有人更在胸前作出交叉手勢，國歌播放約10秒後突然停止，隨即有職員表示場內有人不尊重國歌及違反守則，令典禮無法於莊嚴環境下進行，並宣佈典禮中止。最後涉事的2名畢業生被要求離場，另有10多名聲援的同學一同離場，畢業禮停頓近20分鐘後重新開始。

事件發生後，陳卓禧與學生對話，表示尊重學生的不同意見，但畢業典禮是一個莊嚴而隆重的場合，“港專作為一個愛國愛港的學校，必定高舉愛國旗幟，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成立於60年前的港專，向有愛國傳統。陳卓禧説，“從港專成立第一天起，我們就掛五星國旗，唱《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我們的國歌，我們因為這件事，受盡了殖民地政府的打壓，資助被取消、校舍被收回，我們沒有放棄過我們愛國的立場，如果連這件事都不知道，那就是你們選錯了學校！”

香港媒體評價説，陳卓禧如此表態，堪稱“正氣楷模”，而內地媒體更多地則以“熱血”二字形容他的這番話。

反常

這件事是正能量，但我們應看到背後的問題。為什麼愛自己的國家、尊重國歌和國旗這樣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基本守則，在香港會被屢遭挑戰打破？為什麼香港一些人做着侮辱國家、挑戰法治、撕裂社會的事，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像陳校長這樣的仗義執言，為何一段時間來卻難得聽見，一言既出，竟成新聞？

正氣不舒，只因邪氣瀰漫。過去數年中，香港輿論場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反秩序反和諧之聲假“民主”之名大行其道，竟然一發的“氣壯如牛”起來。

各國家和地區都有的國民教育，在香港被抹黑成“洗腦教育”；有人在足球場噓國歌，有侯任議員在宣誓場合侮辱國家和民族；有人違法“佔中”卻被反對派媒體和外國勢力塑造成“英雄”和“民主之光”；香港高校的“民主牆”，有人不許內地生用簡體字貼文；極端人士當面侮辱、騷擾內地遊客，對兩地一些小摩擦大做文章；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主席大罵內地學生“支那人”……種種不堪行徑囂張至此。而主張愛國愛港、主張香港和內地應攜手同心的聲音，反遭圍攻貶抑，漸成沉默的螺旋。

一名香港青年社團負責人近日對筆者説，她大學時參與內地交流團，卻被反對派媒體抹黑成“洗腦團領袖”。她並不因此而畏懼退縮，反而奮起撰文反擊。但她也痛感，像她這樣勇敢的只是少數，更多的香港年輕人都因“人言可畏”而選擇了收聲。

有香港青年社團最近推出了一個“敢言計劃”，該計劃召集人説，就是為了讓愛國青年敢於説法，發出正能量的聲音。由此也可見，愛國者“不敢言”正是此前香港輿論場的問題所在。

“佔中”之前，一名香港學生接受採訪時透露，他不敢表達自己支持政改方案的聲音，因為一説出來就會被一些激進的同學罵成“五毛”“孔乙己”。惡行惡狀者囂張跋扈，善良隱忍者忍氣吞聲，劣幣驅逐良幣，遂至黃鐘譭棄瓦釜雷鳴。

認同

2013年，哈佛大學教授、曾獲國際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的香港學者丘成桐這樣寫——

“九七回歸時看着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時，真是感動不已。兩百年來國家民族的恥辱終於去除了，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親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國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義者再不能假借自由為名來欺負香港老百姓了。

但曾幾何時，我在媒體上看見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實在令人失望……老百姓示威遊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的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

“認識你自己”，這則刻在阿波羅神廟大門上的格言，對今天依然有指導意義。“政治認同”，事實上對國家、社會以至於我們的日常政治生活，都已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對於港人來説，政治認同，事實上有着長期糾結的歷史。

2002年，兩名香港本地學者就撰文稱，“身份認同上的左右搖擺，心理和認知上的模稜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境地、所經歷的歷史”。根據我們曾經引用過的香港大學學者閻曉駿的研究，香港人身份與中國內地身份的真正區隔，事實上萌芽於1949年之後，原因則很多，主要是因為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的差異。

迴歸以來，香港政治中曾引發社會爭論和分裂的主要議題，無不與香港社會複雜的集體心理圖景存在着重要關聯，為政者不能不察。

歷史

在閻曉駿看來，香港社會的真正心結，其實是由於特定的歷史因緣形成並傳承下來的“避難者心理 ”。20世紀，中國內地戰爭和政治動盪不斷，因英國的殖民政治而得以與內地隔開的香港，成為很多戰爭和政亂受害者逃難的避風港。香港人口的基石就是由這些“逃港者”所奠定。

這種集體的難民心態，首先是基於對中國內地的恐懼心理，希望與內地保持安全距離；由於這種歷史背景，也使香港社會的集體心理在傳統上“比較樂於見到內地不好的、落後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內地的發展變化，以利於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復”。

這會帶來什麼影響呢？一方面，經過多年殖民管治的盡然，香港人與自己的文化母體——中國產生了相當的區隔感，導致迴歸後香港社會的不少成員對認同中國這個現代國家存在心理和認知上的障礙；同時，身為殖民地居民和血統意義上的華人，香港人既不能擁有、也不被港英政府要求擁有對英國的認同 。在當時中國和英國“兩不管”的狀態下，除了少數擁有英國公民身份的華人外，港人的國家認同長期以非常獨特的形式處於缺失狀態。

這種集體心理，隨着家庭和同儕教育代代相傳，最終形成香港社會與內地建立良性關係的重要障礙。這種心理，有持續不安全感的一面，也有對於政治權力高度敏感的一面；它使香港社會的社羣生活極度政治化（比如高鐵、“雙非嬰兒”、單程證移民等社會話題都被認為有“政治陰謀”），又使“受害者”的心理存在（比如對明明本地強勢的粵語和繁體字感到恐慌和反應過激）。

啓發

有研究發現，在新興民主地區，反對派在和建制派的爭鬥中幾乎總是佔上風。因為反對派善於造勢，善於挑動仇恨、恐懼等負面情緒，善於將自己包裝成“民主代言人”，而將對手塑造成“威權打手”，而且反對派比較符合年輕人口味，更善於抓住年輕人心理。

香港的輿論環境如此，和香港與境外反對勢力長期經營有關。比如，《時代》雜誌把“佔中”學生領袖黃之鋒放在封面上，以及一些反對派媒體的極盡讚美之詞，就給香港年輕人強烈的心理暗示：對抗即風骨，違法真英雄。

長期下來，小朋友當然會被教壞。這不是香港高校的畢業典禮第一次出現類似事件。2014年的時候，就有香港浸會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典禮時上台撐黃傘作秀，遭校長陳新滋拒絕頒發畢業證書。

好在，這一勢頭最近已有所扭轉。政改風波後，香港社會痛定思痛，開始重新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香港候任議員宣誓時辱國和宣揚“港獨”，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此專門釋法，香港法院也讓這些人付出了應有的代價。這是對極端勢力的當頭一棒，讓國家觀念和法治觀念在香港得到了應有的彰顯。

今年11月，《國歌法》列入香港、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給之前某些屢次噓國歌的人敲響警鐘、立下規矩。此次學生又對國歌不敬，校長義正詞嚴的表態，也讓風氣為之一正。

從這件事，香港社會習慣了低調做人的“沉默大多數”應該受到啓發：若歪風邪氣猖獗卻選擇沉默，看似明哲保身，恰足自遺其咎。香港人愛國愛港是理所應當，何錯之有，當然應該大聲説出來。

信息時代，話語權很重要。愛國不容妥協，理直就該氣壯，唯有如此，正義、正確的聲音才能蔚為主流。對於政治認同這個根本性和原則性問題，特區政府、香港精英階層不應對民意採取遷就的態度，而應當加強與社會的溝通，通過有成效的政策引導，有針對性地改變歷史形成的香港社會心理狀態。

如前引學者所言，國旗、國徽、國歌等基本的國家標誌，是最基礎、最基本的國家認同；如果在一國之內的某些地區，這些最基本的國家標誌都受到敵視，那麼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務，必然是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領土完整和政權安全。

“只有在國家政治認同得到充分確立、國家秩序得到充分認可、國家政治標誌得到充分尊崇的地方，中央權力才可能賦予地方社會以更大的空間來繁榮屬於本地區的文化圖景和社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