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靜鈞：為了公信力，請慎重發布數據

近日，“我國超過5億人有家庭醫生”的報道遭到網民吐槽，稱與自身感覺相去甚遠。雖然後來有報道稱，衞計委相關人士對大家的疑問，比如家庭醫生簽約數字等進行回應，並表示服務還要陸續跟上，但網民買賬的依然不多。

無論承認與否，一個正常的社會總是要存在一定的大衞·休謨式的懷疑主義：我的收入不及全民平均收入，這一數據肯定有問題;我的住房面積沒有達到城鎮人均面積，這一數據肯定哪裏出錯了。有關家庭醫生覆蓋5億人口的數據引發相當質疑，也是同一個道理。

公共服務領域數據的產生，大抵都要經歷一場與民眾現實體驗之間的“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邏輯糾纏。數據的真實與否，與社會懷疑主義並無關係，真實的數據應經得起也配得上質疑者的審視。邏輯糾纏的解開需要大眾科學普及與傳播，而非人云亦云的起鬨。

以家庭醫生為例，簽約行為與就醫體驗行為是可以分開的獨立行為，事實上存在兩類異質數據：一類是家庭醫生覆蓋數據，另一類是初次求助家庭醫生病患服務的覆蓋率。第一類數據的基本簽約範圍可以客觀測定，簽約覆蓋率並不等於真實服務覆蓋率。而第二類卻是以病患發生為隨機事件的變動值，事實上還可以分出兩個子類：一個是病患發生卻沒有依約求助;另一個是病患發生依約求助。目前以建立基礎設施為目標的簽約行為，僅僅是浩大工程的第一步。由此得出的數據，的確需要後續眾多數據的支撐，如全科醫生的培育進程與分佈值。

由此我們自然引出一個命題：公共領域數據的發佈與披露，如何與民眾感受緊密結合起來，使之增強公信力。如果二者反差太大，輿論反彈，不僅數據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受到質疑，更會損害黨政部門的公信力，甚至使好事變成壞事。

首先，信息發佈渠道上應有相當的掌控力。數據是在一大堆複雜且不為公眾所熟知的專業運算中產生的。在公眾並不知悉這一運算包含的要素與含義之前，匆忙披露或在非正規途徑公開一個公共領域的數據或信息，容易使效果適得其反。在民眾並無經驗也無相關知識背景之時，數據的匆忙到來，在當下移動互聯網傳播時代，負面解讀的信息會病毒式地擴散。一個近期相反的例子是，有關房產税的信息，經由全面、含義清楚的權威解讀文章的推送之後，得到了很好的傳播，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其次，數據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它雖超脱於個體，但也來源於個體。它應有天然的對民眾“獲得感”的關切。數據與民眾現實體驗差距的最小值與最大值，應是可以測算出來的。一旦最大值超出警戒線，數據的發佈應慎之又慎，不可好大喜功，否則好事就容易辦成壞事。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看，預案越是做得精細，問題就會處理得越妥當。

最後，大凡涉及公共服務，背後是政府公信力，眼前是百姓利益。公共數據與政府信息，既是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也是百姓丈量生活質量與生存活動空間的尺子。隨時把政府公信力的維護與百姓利益的體察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把數據工作做得精細和精準，才能將好事真正落實。(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