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燁：攪局南海加劇澳大利亞戰略困境

在陸克文和吉拉德執政時期，澳大利亞曾將南海問題視作中國與東南亞有關國家間的糾紛，採取了相對中立、平衡的政策立場。然而近年來，隨着南海矛盾與鬥爭日益尖鋭，特別是美國開始採取“航行自由”行動後，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發生顯著變化，其近乎失去理智的偏執行動，不僅嚴重侵犯中國國家利益，也將損害澳大利亞的長遠利益，加深其外交政策中固有的結構性矛盾和業已存在的戰略困境。

一是唯美國馬首是瞻，導致對外戰略失衡，極大壓縮澳大利亞的戰略空間。對於身處大國競爭夾縫中間的中小國家，通過平衡大國關係實現自身利益是普遍而合理的戰略選擇。然而，當前澳大利亞在南海政策中唯美國馬首是瞻，不斷挑戰中國的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必然會進一步“毒化中澳關係”，破壞澳大利亞把握中美戰略平衡的基礎，降低其對外政策獨立性。使其難以準確把握中美關係發展脈搏，做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選擇。一旦中美雙方競爭加劇導致關係惡化，澳將不得不經受在中美之間進行抉擇的痛苦，陷入到一個更大更深的戰略性困境之中。

二是過度介入南海地區事務，增大戰略負擔，拉大澳大利亞實力有限的現實與中等強國理想之間的差距。澳大利亞是一個在地理上被邊緣化的西方國家，對在國際事務中被邊緣的危險始終懷有深深的焦慮。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將中等強國作為其戰略目標，希望在國際政治中佔據一席之地。然而，由於人口稀少、經濟軍事實力不強等因素，澳綜合國力有限，在世界地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並不突出，如果不是搭上了亞洲經濟發展的快車，很可能會淪為李光耀曾預言的“亞洲貧困的白人渣滓”。

儘管特恩布爾近來稱“澳大利亞站起來了”，強調其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獨立性，積極鼓吹“印太”概念，力圖在地區安全秩序塑造過程中彰顯其地位和作用。但實力與理想之間的巨大差距使澳大利亞對外戰略在實施過程中困難重重，常常陷入“徒具高尚情操，卻缺乏實施途徑”的窘境。當前，澳大利亞試圖藉助南海問題進一步顯示其中等強國的作用和地位，但攪局南海一旦過火，將使其投入巨大的經濟、外交和軍事資源，並可能付出巨大的代價。

首先，澳大利亞不能天真地以為中國能容忍其既搭車又侵權的行為，在南海問題上的嚴重挑釁言行將不斷激怒中國，促使中國對其採取強烈的反制措施，這將對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產生嚴重不利影響。

其次，澳大利亞加大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這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其國際負擔。因此，其攪局南海的做法已偏離了原有戰略，加劇了其有限戰略能力與錯誤戰略預期之間的矛盾，長此以往，將透支有限國力，與中等強國的理想將漸行漸遠。

三是擾亂南海穩定，損害地區國家長遠利益，進一步加重澳大利亞困於東西方的身份糾結。冷戰後，澳大利亞基廷政府提出“面向亞洲”戰略，加大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積極參與地區安全事務，融入亞洲的步伐不斷加快。然而，東南亞國家對澳大利亞在該地區的角色保持警惕和謹慎態度。“9·11”事件後，澳大利亞追隨美國全球反恐政策，在印尼巴厘島發生恐怖事件後，更是提出“先發制人”的策略，激起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強烈反對。

在南海問題上，東南亞國家對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域外國家介入懷有矛盾心態：一方面，希望藉助域外國家力量平衡中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域外國家力量過度存在，威脅到東盟的主導地位。當前南海局勢趨於穩定。澳大利亞仍與美日一起，頻頻在南海問題上指手畫腳，甚至在當事國已不作聲的情況下屢屢挑起事端，成為南海揮之不去的“攪局者”。如果澳大利亞不能及時改弦更張，執意加深攪局南海，必將破壞南海和平穩定，損害南海國家長遠利益，激起地區國家集體反感，也終將使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漸行漸遠，在東西文化的夾縫中越陷越深，加重其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身份認知的困擾和糾結。

四是在國際仲裁問題上對人對己雙重標準，自我打臉。澳大利亞以國際規則和秩序的捍衞者自居，在南海國際仲裁問題上，完全倒向菲律賓一邊。然而，澳大利亞在處理與東帝汶的海域劃界爭端時，卻採取與此截然相反的政策立場。2002年東帝汶獨立前夕，澳大利亞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規定，發表了排除性聲明，宣佈不接受公約規定的海洋劃界爭端解決程序。2013年東帝汶要求海牙常設仲裁庭審理與澳大利亞在帝汶海的劃界爭端，澳大利亞表示東帝汶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議成立的調解委員會對此案“沒有管轄權”，針對本案的任何裁決對澳大利亞來説都“沒有約束力”。澳大利亞在國際仲裁問題上採取“合則用、不合則棄”雙重標準，對人對己自相矛盾，使其捍衞國際規則秩序衞道士的形象徹底坍塌。

實際上，以“中等強國身份”為導向的澳大利亞對外戰略和以“大國身份”為導向的中國和平崛起戰略並不存在根本衝突。澳大利亞應當認清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的深刻變化，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不能讓南海問題毀了中澳兩國關係的大局，也不能讓南海問題成為某些國家謀取私利破壞地區安全穩定的工具。澳大利亞應當發揮好其在地理上連接印太兩洋、文化上融合東西、國際關係中溝通中美的優勢，多做有利於南海和平穩定的事，多做有利於中澳關係長遠發展的事，成為維護南海乃至地區和平穩定的“合作者”，而不是“攪局者”。(作者是海軍研究院建設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