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茲堡的比爾·佩杜託談自動駕駛汽車和全民經濟 - 彭博社
Richard Florida
一輛自動駕駛汽車穿過匹茲堡標誌性的橋樑。基因·J·普斯卡/AP匹茲堡市長威廉(比爾)·佩杜託,今年剛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他在這個城市主持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革時代。早在2002年,我在匹茲堡生活並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時寫了我的書創造階層的崛起。我將這座城市稱為我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的“基礎案例”。“如果匹茲堡,憑藉其所有資產和新興的人類創造力,竟然無法在創造時代中立足,”我寫道,“我擔心未來對其他老工業社區和成熟城市的前景並不樂觀。”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隨着鄉村醫院關閉產科病房,城市醫院也隨之而來倫敦的奧運遺產如何重塑被遺忘的東區香港的舊機場成為城市房地產痛苦的象徵來自過去的響亮警告:與汽車共存今天,看起來匹茲堡成功了。它更有可能與奧斯汀和西雅圖等科技中心一起被提及,而不是與其鐵鏽帶的同行。
得益於卡內基梅隆大學的開創性研究,以及像優步和谷歌這樣的領先科技公司的新實驗室,匹茲堡已成為全球機器人和自動駕駛汽車的領導者。然而,與其他科技中心一樣,最近的經濟增長並沒有得到足夠廣泛的分配。作為回應,佩杜託啓動了一系列旨在實現更具包容性的繁榮的項目。
為了充分披露,我認識佩杜託已經快二十年了。早些時候,當他還是一名市議員時,我們會在當地的小酒吧裏喝啤酒。當他競選市長時,我在我的匹茲堡家中為他舉辦了一次籌款活動。在他成為市長之前,他就是一位全職的城市政策專家。
在我們的聊天中,佩杜託和我回顧了一些我們當時討論過的城市問題,以及在他擔任市長期間匹茲堡發生的變化。
當我在2000年代初住在匹茲堡時,我的學生們畢業後會立即搬到舊金山或紐約等地方。但現在我們開始看到人們從那些地方遷移到匹茲堡。這種變化背後是什麼原因?
當你住在這裏時,整個國家都在繁榮。帕內拉麪包店佔據了每個街角,星巴克就在旁邊。但匹茲堡的經濟仍在走出蕭條。當全國其他地方變成“美國的任何地方”時,這裏沒有任何投資。
在匹茲堡,你仍然可以找到社區麪包店,這反映了1940年代該社區的民族特徵。即使在城市最受歡迎的地區,你仍然可以看到社區商業區,收銀台後面的人都是店主。看看勞倫斯維爾。幾乎沒有任何全國性公司進駐——它們全都是家庭經營的小店。在城市的90個獨特社區中,你都能找到這種現象。[匹茲堡]是美國人均社區數量最多的城市。它是一個小鎮的城市。
匹茲堡是如何能夠保留如此多的真實特色的?
部分原因是市場寒冷,且沒有基於經紀人的開發。部分原因是我們在社區中仍然有多代同堂的家庭參與這些社區的商業發展,並以小鎮的方式承擔起這一責任。
大學是知識經濟的關鍵驅動因素。我親身知道匹茲堡有很好的大學。如果沒有這些機構,這座城市能否實現轉變?
毫無疑問,匹茲堡與我們的“鐵鏽帶”兄弟姐妹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來自我們“教育和醫療”[教育和醫療機構]的投資如此之多。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我們看到一場關於一切的自主革命,不僅僅是車輛。匹茲堡大學能夠利用國立衞生研究院的撥款,將一個小型醫療中心轉變為賓夕法尼亞州最大的僱主。沒有這些支柱,很難想象我們會在經濟蕭條中走出製造業。
當我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時,我記得看到機器人坦克在停車場裏行駛,但我從未想過自動駕駛汽車和機器人技術會成為匹茲堡重塑的一部分。這是我認為沒有人能夠計劃的事情。然而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產業集羣。你認為這是如何出現的?
這可以追溯到70年代,像赫伯·西蒙這樣的人創造了人工智能領域。可以追溯到1979年——諷刺的是,匹茲堡的舊工業在這一年消亡,鋼鐵廠關閉——當時卡內基梅隆大學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程序。這個過程在1990年代繼續,通過像拉傑·雷迪[卡內基梅隆大學機器人研究所的創始人]和雷德·惠特克[卡內基梅隆大學2007年DARPA城市挑戰賽獲勝團隊的領導者]這樣的領導者開始關注自動駕駛車輛。
十年前,卡內基梅隆大學是第一個能夠讓汽車從加利福尼亞開到紐約而無需司機的機構。我記得當時作為市議員與紅·惠特克和他的團隊一起慶祝這一事件,想着這有多偉大,卻從未考慮到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幾年後,優步找我們進行公共街道實驗,而他們沒有意識到卡內基梅隆大學已經在公共街道上進行這項實驗近10年。匹茲堡已經領先世界其他地方十年。而且這裏有優步所需要的人才。這裏在這個領域能夠快速行動的能力,以及市政府的意願,因為我們已經與卡內基梅隆建立了這種關係。
因此,我們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按需自動駕駛汽車的城市。現在我們有五家公司在我們的街道上運營自動駕駛汽車。福特與阿爾戈人工智能;寶馬與德爾福;卡內基梅隆與通用汽車;優步;以及奧羅拉與奧迪。
當你來到匹茲堡時,你會看到它們。這不是在偏遠地區的某個田野裏發生的事情:它正發生在匹茲堡的街道上。
我們與卡內基梅隆的合作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下一個階段。我們現在與大學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這是該國曆史上首個此類協議,允許我們將大學作為市政府的研究和開發部門,並允許城市成為卡內基梅隆的城市實驗室。因此,如果我想開發下一代使用實時數據和傳感器的交通信號燈,以便更有效地疏導交通,我不需要發佈招標書。我只需拿起電話,打給大學,説:“我需要你們的團隊為我開發這個。”
你曾是Uber在2014年初進軍匹茲堡的主要支持者。但去年,你批評了Uber缺乏企業責任,告訴華爾街日報“他們對社會有道德義務***。”***自那時以來,Uber與這座城市的關係是如何演變的?
我會説他們正在學習。福特有着100年的歷史,和工人及工會建立了合作關係,理解工人的權利,來自底特律,而Uber則有着硅谷的背景。這將在匹茲堡、克利夫蘭和底特律等地方,硅谷將學習我們在過去100年中不得不艱難學習的教訓。這意味着工人不能被視為新興產業中可互換的“零件”。他們必須被視為合作伙伴。如果你看看福特的公交服務Chariot,所有的司機都不是1099 [獨立承包商];他們都是W-2 [全職]工會員工。
“這將在匹茲堡等地方……硅谷將學習我們在過去100年中不得不艱難學習的教訓。”當我們與特拉維斯·卡蘭尼克進行早期對話時,不僅僅是關於我們將如何創造就業機會和新的出行選擇,而是關於我們將如何創造社會流動的階梯。我們在頭幾年看到的是,Uber的言辭在,但他們在融資方面的承諾大大不足。今天,Uber的領導層似乎對理解這一點有了更大的承諾。但與福特不同的是,他們尚未將其納入商業實踐中。
匹茲堡是如何將其藍領文化和地方團結感與新興的知識和創新經濟融合在一起的?
我們有,也沒有。即使在我的連任競選中,我的一個對手也説如果他們當選,他們會讓優步離開匹茲堡。我們有一個反對亞馬遜來匹茲堡的聲音很大的社區。儘管新經濟給匹茲堡帶來了變化,但仍有人對其持消極態度,儘管那些被改變的社區已經從衰敗和犯罪轉變為投資。在那些同樣的社區中,我們因撤資失去了更多的人,而不是因紳士化失去的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更多的人因為沒有希望而離開那些社區。
對於絕大多數人,尤其是那些經歷過80年代地獄般生活的人,以及目睹家人和朋友因經濟崩潰被迫離開城市和地區的人來説,看到一個開始展現潛力的城市,帶來了新的熱情。儘管一些人持有不可能達到的標準而產生反彈,但人們對匹茲堡的美好未來仍然充滿樂觀。
但這就是挑戰。走出匹茲堡30英里,你會被帶回到90年代,那裏的人民曾是美國最進步的力量——那些創建礦工工會、制定童工法、創造週末的人,都是多代民主黨人,他們為社會正義而奮鬥——而現在,他們突然轉向投票給共和黨。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沒有給他們任何關於未來他們位置的指示。
作為民主黨人,我們未能做到的是將這一信息從城市帶到外環郊區,帶到那些正在經歷與匹茲堡相同情況的地區。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針對美國那些地區的馬歇爾計劃。我們需要能夠説,我們將在你的城鎮開發和製造太陽能電池板,我們將投資建設風力渦輪機。
你對國家政治和民主黨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瞭解。黨是否更應該避免像伯尼·桑德斯或卡馬拉·哈里斯這樣的全國性人物,而是提名一位市長?
回到我們幾十年來的對話,它終於來了:城市和大都市是變革的動力。它們是這個國家看到最大潛力的地方。全國各地的市長之間每天都在進行着前所未有的對話。這甚至跨越海洋,進入國際對話。新的常態不是依賴聯邦或州政府;而是想辦法在地方層面創造性地解決所有問題,無論是無家可歸、經濟發展,還是交通和流動性。
所以你認為在白宮裏有一位市長會是個好主意嗎?
擁有一位市長作為總統可能是我們可以追求的最佳選擇之一;其次是州長。身處行政辦公室,並且在必須與立法機構或委員會合作的職位上,理解政府的運作是非常重要的。總統職位不是一個你可以毫無經驗地走進去的工作。
我想敦促民主黨領導人不要以火攻火。不要去針對一個現實電視明星與好萊塢類型的人。找到可以撲滅火焰的水,那是專業的,像馬克龍或特魯多的模式。我當然希望在候選人中看到多樣性,但我希望看到的是通過專業而不是個性。
知識經濟是尖鋭的、分裂的和不平等的。也許今天城市和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創造更廣泛共享和包容的繁榮。你們試圖通過你的 包容性創新路線圖 來做到這一點。告訴我關於它的事。
首先,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如果有的話,大家都會在做。這需要數百個小型倡議。數字鴻溝是真實存在的。如果不主動解決,它將會越來越大,並將使人們被排除在經濟之外。
我們必須能夠促進低技能工人和低收入人羣,並提供更好的機會。在匹茲堡,我們正在將我們的娛樂中心改造,從孩子們放學後打籃球的地方,變成“娛樂到技術”,在這裏我們進行編程的課後項目,數字意識正在開啓前所未有的新機會。
匹茲堡的幸運在於,我們沒有看到其他城市在可負擔住房方面面臨的同樣問題。但如果我們繼續進步,我們將會面臨。因此,我們必須擁有最大的按人均計算的可負擔住房信託基金,確保在看到大量投資的社區中的老年人不會被迫離開他們的家。這些是我們在經濟改善時所看到的壓力,如果我們不主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將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