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紐約》追溯抗議如何塑造這座城市 - 彭博社
Mimi Kirk
佔領華爾街的抗議者在2011年11月於下曼哈頓的運河街集會。塞斯·韋寧/AP講述一個城市的歷史有很多方式——通過它的建築、地方政治、移民潮,甚至是它的老鼠。在一本新書中,雪城大學的名譽地理學教授唐·米切爾通過獨特的視角記錄了紐約市幾個世紀以來的抗議活動。
反抗的紐約:400年騷亂、叛亂、起義和革命如何塑造一座城市涵蓋了荷蘭殖民時期到特朗普就職的時代,並認為抗議不僅僅是破壞性的,也是具有生產性的。“我們常常將騷亂視為極端暴力的時刻,造成破壞,但它們也創造了新世界,”米切爾説,他與已故地理學家尼爾·史密斯共同編輯了這本書。“這並不是倡導城市暴力,但我們需要關注騷亂的塑造力量,而不僅僅是它們造成的混亂。”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香港的舊機場成為城市房地產痛苦的象徵來自過去的強烈警告:與汽車共存古根海姆在沙漠中崛起,阿布扎比變身為外籍人士中心芝加哥以冷靜、派對和陽光克服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懷疑者話雖如此,*《令人厭惡的紐約》*並不聲稱抗議會產生廣泛或快速的變化;米切爾表示,思考抗議的運作方式的一個恰當方法不是顛覆一個系統,而是沿着螺旋彈簧的逐步移動。“在大規模抗議之後,你最終會處於一個與之前稍有不同的地方,”他説。“儘管權力結構被重新確立,文化生活迴歸許多規範,但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
CityLab與米切爾討論了騷亂和叛亂的性質如何在幾個世紀中發生變化,紐約在抗議歷史中的地位,以及湯普金斯廣場在下東區如何一直是反抗的温牀。
這本書討論了18世紀和19世紀初紐約的儀式化、狂歡式的反抗。什麼使騷亂“狂歡式”?
在前工業時代的西方世界,騷亂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這是下層階級表達不滿的一種常見方式。騷亂通常針對財產,即使個人也受到牽連。例如,原始工人階級的人們會焚燒官員的肖像或拆除住房。他們可能會把傢俱搬出家門並在篝火中焚燒。
雖然這表達了不滿,但它也起到了一種安全閥的作用:當動亂平息時,現有秩序通常會重新建立。這種騷亂往往與禮儀日曆或異教節日相關,如萬聖節。
一羣暴徒要求在1741年將一個名叫Quack的奴隸燒死。Quack被判定為在城市縱火的罪犯;歷史學家一致認為他的罪責值得懷疑。紐約公共圖書館但與狂歡節般的騷亂相伴的是非裔美國人的起義——包括奴隸和自由人,以及白人暴徒對黑人的攻擊。這些攻擊超出了儀式性的範圍;它們構成了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暴力。
紐約的暴動在18世紀和19世紀是如何變化的,為什麼?
儀式性的騷亂在19世紀的頭幾十年開始消退,工業化的興起促成了這一變化。一個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大型工人階級的增長,創造了一種新的抗議方式。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工人們開始反抗資本家。
然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我們看到儀式化、狂歡節般的抗議活動的某些方面重新出現。事實上,這些類型的騷亂雖然消退但從未真正消失;例如,我們總是在體育賽事後看到它們的出現。像2002年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抗議的紐約人和2004年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抗議的示威者,刻意努力復興抗議的戲劇性元素,例如使用蓋伊·福克斯面具、街頭劇和稻草人。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策略。
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在下東區提供了19世紀抗議轉變的一個好例子。如何?
這個空間是在1840年代隨着城市向東北擴展而開發的,最初被稱為湯普金斯廣場。它是一個大型的軍事閲兵場,民兵會在這裏集合和訓練。它也是一個在擁擠社區中人們喜歡聚集的大開放空間。它在19世紀中後期成為激進的歐洲流亡者和工人組織和抗議的場所。
1874年,騎警在湯普金斯廣場毆打抗議工人。美國國會圖書館1874年,這裏發生了一場爆炸性的騷亂,正值深度經濟蕭條時期,人們抗議房租暴漲並要求降低食品價格。在一月初的寒冷日子裏,成千上萬的人遊行進入廣場。警方驚慌失措,攻擊並傷害了數百人。為了中和這個開放空間,城市將閲兵場改造成公園,設有遊樂場、圍欄和樹木。然而,這個公園仍然是組織活動的空間。1930年代,共產黨人在這裏協調租金罷工,挑戰資本主義的遊行也從這裏出發。它也仍然是非常貧困者的避難所,這種情況持續到1990年代。
在1874年騷亂後,城市將湯普金斯廣場改造成湯普金斯廣場公園——一個更為潔淨的空間,供城市的資產階級頻繁光顧,例如1891年的一場音樂會。紐約公共圖書館1990年代發生了什麼?
在1960年代,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成為了那些被房價擠出的人的避難所。到那時,已經有一羣相對固定的無家可歸者在這裏生活。隨着1970年代下東區的投資減少,這一趨勢有所增加。到1984年,我們看到了紳士化的開始,市長埃德·科赫將重新奪回和清理城市公園作為政策——“清理”曼哈頓。其目的是將無家可歸者和公園周圍建築中的 squatters 驅逐出去。
公園開始作為一個組織中心,維護無家可歸者和 squatters 的權利,並抵抗紳士化。1988年8月,市政府在公園內實施了宵禁,警方未能制止抗議活動。許多人將公園視為解放之地。那個時代的塗鴉提到了1874年的騷亂,口號如“湯普金斯廣場無處不在”。
一名男子在1989年抗議之前焚燒他的棚屋,警方隨後拆除了湯普金斯廣場公園無家可歸者營地的帳篷和庇護所。大衞·A·坎託/AP儘管隨之而來有很多組織工作,但紳士化仍在繼續,艾滋病疫情使許多長期活動家去世,社區被打散。1990年代,抵抗努力進一步削弱,市政府利用這個機會將人們驅逐出去,在公園周圍修建圍欄,並重建成我們今天所見的樣子——這與1874年我們看到的反應相同。但這並沒有完全成功;儘管今天的公園更加整潔,但它仍然比曼哈頓的其他公園,如布萊恩特公園或聯合廣場,更加開放於不同階層和無家可歸者。它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空間。
紐約在通過抗議講述城市歷史方面是否獨特?
紐約既獨特又完全不獨特。紐約一直是一個移民城市,是一個更深受當下政治潮流影響的地方。但不同派別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持續鬥爭在任何城市背景下都是一種真實的城市建設過程。而暴力——警察暴力、白人種族主義暴力、倒退暴力——在任何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
在通過這種視角記錄城市歷史時必須牢記什麼?
通過抗議來書寫城市歷史的危險在於,我們會忽視在動盪時刻背後所進行的所有組織工作,也會忽視在塑造城市中同樣重要的日常政治。抗議也需要在全球背景下理解。例如,1874年的湯普金斯廣場騷亂受到了歐洲革命的影響,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及1871年和1872年的全球經濟蕭條。在許多方面,當時已經存在一個全球經濟。
今天我們看到許多新的抗議運動出現,通常是對特朗普政府的言辭和政策的回應。關於城市騷亂的歷史研究揭示了美國當前抗議氣候的什麼?
當前的抗議並不是憑空而來的。1960年代的示威為此奠定了基礎,之後社會結構並沒有重新建立。儘管我們看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作為回應,但權威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重新得到了確認。如果我們考慮從1999年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騷亂到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時期,我們看到了一段反全球化的時期。許多組織工作導致了其他反應,如2003年的反伊拉克戰爭抗議。這也為佔領運動奠定了基礎;許多參與佔領的人在反全球化抗議中積累了經驗。而現在不平等已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人們正在圍繞這一問題進行組織。
一位父親和他的雙胞胎在2016年7月參加了紐約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活動。塞思·韋寧/AP隨着“黑人的命也是命”和類似的當前組織努力,種族、階級、性別和性取向之間的關係正在以重要的方式被重新思考。這些元素之間的相互聯繫感更強了。任何反種族主義的鬥爭都必須是階級鬥爭,等等。從這些流派中湧現出許多轉變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