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日環球時報發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_風聞

2002年04月01日《環球時報》第十四版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配合美軍登陸，討論中國未來——1945年，毛澤東想見羅斯福》。有意思的並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文章的分量與發佈的時機。​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美軍觀察組成員。“迪克西”的使命1942年新年伊始，當時身在重慶的周恩來便開始與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範宣德、謝偉思、戴維斯等人積極接觸，並建議美國一些較務實的駐華人員去延安看一看。1943年1月23日，謝偉思在回國述職報告中向美國政府提出“中共軍隊的價值不容忽視”，“美國應要求國民黨解除封鎖，並將租借物資分配給共產黨”，“應當派代表訪問中共根據地”，看看中國共產黨人控制的地區到底是什麼樣子。3月，在與戴維斯的一次長談中，周恩來建議美國派一批軍官作為觀察員到陝西、山西的抗日根據地去，並希望“這個觀察組是常駐的”。　　1944年1月15日，戴維斯將他的對中國國內事務的備忘錄，以建議的形式遞交給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並將副本交給了羅斯福總統的助手霍普金斯等人，希望他們能提請總統注意中國局勢。在報告中，戴維斯表示：“我們需要趁着還受歡迎的時候，立即派一個軍政代表團到共產黨（控制的）中國（地區）去搜集情報，協助並準備從那個地區開展一些活動。蔣介石對共產黨人搞封鎖，從而使他們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這就迫使他們逐漸依附於俄國。”與此同時，美軍正在謀劃在即將到來的對日決戰中在中國華北地區實施登陸作戰，羅斯福也認為這一行動的成功有賴於在此堅持敵後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支援，遂於同年2月19日致函蔣介石，向其提出了向抗日根據地派遣觀察組的要求。　　然而，蔣介石並沒有答應羅斯福的請求。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銜羅斯福總統之命訪問重慶。華萊士在談判桌旁與蔣苦鬥3天，終於以美國駐中國大後方的B—29遠程轟炸機隊需要根據地情報為藉口，迫使蔣答應美方向延安派遣觀察組的要求。美國人給這個觀察組起了個綽號，叫作“迪克西使團”（TheDixieDivision。“迪克西”意指美國內戰時期叛亂的南方諸州，在這裏則借指陝甘寧邊區，以此暗喻延安相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説是一個對立的區域）。在選擇觀察組負責人時，史迪威將軍提出：這名負責人應當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並會講中國話的軍官”。最後，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包瑞德上校成為這支觀察組的第一任組長。　　“這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延安方面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給予了高度重視。黨中央在《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這次……美軍人員來我區及敵後根據地……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1944年6月下旬，毛澤東得知消息後，立即給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發報：“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發自重慶的電報。電報説：“美觀察組頭一批9人，定於20日飛延。他們主要商量在邊區及敵後根據地建設機場問題，瞭解我實際情況，觀察我與蘇聯的真實關係。人員包括有陸軍、航空、電訊、醫藥等方面的人。希望每月通航一次。”為迎接美軍觀察組的到來，中共中央特安排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專門向交際處傳達有關接待事宜，其要點是：要積極主動地協助美軍觀察組進行工作，“他們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凡屬我們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在生活上，我們要熱情、周到，給予優待和照顧”；要“廣交朋友，建立友誼”，“既要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胸懷、氣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外交分寸”。　　初到延安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　　8月1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據説，社論標題上的“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在審稿時親自加上去的。社論説：“美軍觀察組戰友們來到延安，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意義。”　　好客的共產黨人為美軍觀察組準備了當時全延安最“豪華”的住處。他們被安置在延河邊的窯洞裏。窯洞的窗户糊上白紙，地面是用灰磚墁地而成。每間窯洞內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臉盆架和一個毛巾架，每人一張木牀。在觀察組到達延安後的當晚，中國共產黨人為他們舉行了當時延安最盛大的歡迎宴會。在會上，朱德總司令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周恩來副主席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問候，並向觀察組成員贈送了帶尖角的軍帽和土布中山裝。觀察組成員穿着這身衣服，興致勃勃地照了相。　　兩週後，觀察組第二批人員也平安抵達延安。　　“他目光遠大”　　約翰·斯圖亞特·謝偉思是觀察組中美國國務院的代表，一位出生在中國的年輕外交官。在他的履歷上，因為有了這次同中共的接觸，導致其自20世紀40年代末起美國政府和輿論長達20年的不公正對待。90年代初期，在與有關研究人員的通信中，謝偉思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經逐漸意識到，大多數美國人通過官方渠道得到的對中國的看法過多地集中在了國民黨和蔣介石家族身上，而被國民黨封鎖和隔離在抗日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人，卻可能像大多數美國人期望的那樣在將來的中國發揮重要作用。當時持有類似看法的美國外交官不止謝偉思一人。1943年6月，美國駐華外交官戴維斯也向政府提出，希望美國政府能夠適時調整對華政策，以防止蔣介石藉口消滅共產黨將美國捲入和蘇聯的衝突之中。謝偉思後來回憶：“毛澤東是一位令人難以忘懷的人物。”當他向他所接觸的中國朋友打聽，為什麼毛澤東能夠成為共產黨內公認的領袖時，回答都是一樣的：“他目光遠大。”　　在延安，謝偉思同毛澤東一共進行了50餘次談話，並據此撰寫了100餘份有關延安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報告秘密呈送美國政府。當時中共對這些報告內容並不知曉，直到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時，才從附件中初次見到這些報告的端倪。　　在延安，毛澤東曾對謝偉思説：“我們共產黨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説，內戰將意味着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　　在談到對戰後與美國關係的設想時，毛澤東説，戰後美國必然在太平洋地區發揮重大影響。美國是防止中國走向內戰的重要因素，中國的戰後政治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有賴美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美國是民主國家，在中國，國民黨並未實行民主，只有中國共產黨正在這樣做。因此，中共有與美國建立合作關係的基礎。在政治鬥爭中，共產黨人已經學會了接受現實的政治因素，並已準備好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與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敵手進行合作。　　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使謝偉思等人相信：“中共早晚會成為執政黨，……中國的命運不決定於蔣介石，而決定於他們。”延安與重慶的強烈反差也使他對貪污腐化成風的國民黨政權更為厭惡。謝偉思的觀點在當時在華的美國人中很有代表性。就像費正清教授1971年為美國國會中國問題聽證會作證時所説：“在1945年，許多美國人認為，如果當權的政府垮台，中國人還好過些。”　　1944年8月下旬，美軍觀察組成員在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做了兩次美國陸軍訓練方法的演講，還向八路軍戰士做了爆破錶演和美國爆破器材使用方法的介紹，並在葉劍英的陪同下來到距離延安45公里的南泥灣，觀看了359旅的軍事表演，參觀了部隊內務，見到了359旅戰士在“大生產”運動中自己縫製的被褥、衣物和鞋襪。觀察組成員參加部隊召開的翻身會，親耳聆聽戰士對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控訴。8月26日，美軍觀察組在南泥灣附近觀看了八路軍718團進行的戰術演習。　　1945年1月21日，美軍觀察組惠特爾西上尉和翻譯李紹唐到達太行二分區機關駐地——榆社縣堡下村參觀考察抗日根據地，突遇日軍200餘人襲擊。惠特爾西同李紹唐等人躲入村民院中，李紹唐用力抱住惠特爾西往牆頭上舉，但惠特爾西體重，土牆又高，一次次被舉上去，又一次次從牆頭掉下來。一羣日軍狂叫着衝進院子，惠特爾西當場犧牲。惠特爾西犧牲的噩耗傳來，延安軍民深感悲痛。朱德總司令親筆在匾額上題詞，將位於延安鳳凰山麓的美軍觀察組食堂命名為“惠特爾西紀念堂”。　　毛澤東未實現的願望　　美軍觀察組的到來使毛澤東對與美國的合作充滿了希望。但是，就在毛澤東充滿信心地宣佈：我們“要美國幫助的政策確定了”的時候，從美國吹來的風突然轉向了。　　1944年10月22日，對中共抱有好感的史迪威將軍在蔣介石的一再打壓下被羅斯福召回。11月8日，羅斯福的私人特使赫爾利來到延安，與對他還不摸底的毛澤東等人談了一整天，弄出了個《五條協定草案》，毛澤東在上面鄭重地簽了字。但是赫爾利把這個條約草案帶回重慶後，被蔣介石一腳踢翻。赫爾利深怕自己落得同史迪威同樣的下場，轉而勸説毛澤東接受蔣介石的條件，交出人民軍隊，到政府中去與蔣介石“合作”。深知蔣介石為人的毛澤東當然不能接受這個條件。　　1944年12月初，觀察組成員海軍上尉希契秘密回國。臨行前的一天傍晚，同在延安工作的新西蘭醫生馬海德來到希契的房間，示意他“悄悄出去，不要驚醒別人”。希契穿上一件外衣，隨馬海德步行400米來到八路軍的指揮機關，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毛澤東遞給希契一封由朱德總司令親筆簽名的給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金上將的英文信件。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表示：如果美軍在山東半島發起登陸作戰，中國共產黨願意進行配合。假如美軍可以提供戰爭物資和武器裝備，毛澤東承諾按照美國規定的信號在中國沿海從日軍手中奪取一塊25英里長的環形防禦地帶作為美軍的登陸場，並保證堅守24小時。　　1945年1月6日，肩負毛澤東委託的希契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作了有關延安情況的報告。在此前，希契已將毛澤東的信件連同自己的簡要報告交給了華盛頓。　　然而，毛澤東並不知道，美軍此時已經取消了在華北登陸的計劃。希契的報告在華盛頓沒有受到歡迎。隨後，他被調到海軍情報局菲律賓處工作。毛澤東的密信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此時的毛澤東並沒有放棄與美國合作的希望，他想繞過赫爾利，直接同羅斯福會面。1945年1月9日，周恩來受命向美軍觀察組代理組長克羅姆利少校轉達了毛澤東的願望———希望到華盛頓直接面見羅斯福總統，與他討論感興趣的中國未來問題。周恩來特別提醒克羅姆利，此事不可讓赫爾利知道，因為中共懷疑問題的癥結出在赫爾利身上。儘管如此，赫爾利很快知道了這個消息。1945年初，包瑞德被免去美軍觀察組組長職務，而由更符合赫爾利胃口的、在莫斯科當武官時即以“堅決反共”出名的耶頓上校取代。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反對中共的聲明。4月4日，美軍觀察組離開延安。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合作的第一次接觸就此結束。　　毛澤東與包瑞德（右一）在延安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