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夢——前三十年、後三十年與新三十年_風聞

王毅 (中國夢“三五”戰略工程組委會執行主席、北京拓維研究院院長、首都高校博士團發起者、林州市人民政府總顧問)

2016年12月31日

現在，世界與中國都處於大轉型之中。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亦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我們處於建國之後的第三次大轉型之中，第一次轉型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推進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表現為社會根本制度的轉變;第二次轉型是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主要表現為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第三次大轉型則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主要表現是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單極發展向五位一體均衡發展而轉型。

為此，建國之後的百年中國夢可劃分為前三十年(1949-1978)、後三十年(1979-2013)以及新三十年(2014-2049)。3個30年分別形成了3個時代的3個領導核心，前30年是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後30年是以鄧小平為總設計師的改革開放時代;而目前則有望形成以習近平為“改革開放新設計師”的全面綜改時代，其影響力應該會輻射到整個新30年。

前面的兩個30年已經成為歷史，到2049年中國會變成怎麼樣，就取決於今後的30年。今後的30年怎麼走?未來的中國精神與中國道路將會是什麼?這還得看前面的兩個30年是如何走過來的。

在建國以來，前30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精神力量，奉行理想主義，主張“精神變物質”，注重社會公平，當時的人們被貧窮禁錮卻能感受到精神上的愉悦。後30年是“以經濟建設為核心”，強調物質力量，奉行現實主義，主張“發揮市場作用”，注重效率提升，現在的人們富裕自由卻有某種程度的信仰缺失。前30年後30年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其發展的邏輯是一種歷史的反向運動。前30年、後30年無疑都有其可取性，前30年的信仰，後30年的機制，都是時代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現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我們已經進入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三個階段。事物經過否定之否定之後，第三階段作為第二階段的對立面必然與第一階段有某些特徵相似，但這僅僅是“彷彿的回覆”。第三階段經過兩次揚棄，吸收了前兩個階段的優點，是更高級的新東西，是一種自我完善。

前30年、後30年與新30年，這是不可避免的話題。因為我們前後三十年執政理念如何迥異，以至於已經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內在的撕扯。前後30年孰優孰劣之爭也正在分化着中國社會，左派與右派為此而爭論不休。

前後30年如何在互補否定的基礎上相互融合?固然首先是思維範式的轉變，從“取其一半”、“非此即彼”的單極思維中跳出來，因為“公平與效率”、“精神與物質”、“集體與個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並不矛盾。

其次，前後30年融合的關鍵在於市場經濟的升級，由“初級市場經濟”向“高級市場經濟”轉型。我們要在後30年形成的“機制”基礎上加入前30年的“信仰”，使“原始的市場經濟”進化為“有道德的市場經濟”。事實上，道德性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曾經説過“市場經濟是最道德的”。因為後30年處於半市場經濟的狀態，隨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佔決定性作用”，隨着這幾年的反腐消除市場扭曲，隨着“新常態”的到來，這種市場經濟進化的時機已經來臨。事實上，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最有道德與社會責任的人最終會勝出;這樣整個社會的發展才能夠越來越良性。以社會為出發點與目的，以市場為機制與手段，這就是未來30年的發展路徑。

從前30年蘇聯原教旨社會主義建設的角度，這意味着給社會主義加入了底層的運行機制——市場原則;從後3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角度，這也意味着從“初級市場經濟”向“高級市場經濟”的進化。市場經濟走向高級階段必然要加入道德元素。所以，這是社會主義理論的革新。

中國的前兩個30年的發展道路，表面上看來，在治理形式上雖然方向迥異，但終極指向上都是在尋求一條大國復興的道路，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歷史過程。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量的累積，走到了漸進式道路的“收口”階段。“收口”階段的基本表現就是定型，我們的道路、制度甚至是行為習慣都有趨於定型的內在要求。道路收口、制度定型、民族塑形，客觀上要求中國的頂層設計與治理體系前所未有地強化其政治統籌。

未來30年的發展牽扯到一個理想社會模型。未來30年，中國社會應該是“三重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人和人和諧、人與自身和諧)與“五位一體”(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同時也實現了“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把這樣的社會簡稱為“三和五治”社會。

真正成熟的社會，應該是兩種極致思維的結合。前30年主張“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後三十年則主張“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處處體現了市場交換的本質。以物權法與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充分激活了人的創造力，因為通道的多元性，也使社會更自由與公平，其優點是無法抹殺的。然而，這只是硬幣的一個方面。如果將這種市場交換機制與市場思維方式無限制擴張到社會領域的話，將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在改革開放後期正是因為市場對社會的全面侵蝕而形成“市場社會”，導致社會的全面潰敗、信仰的徹底坍塌。現在必須要將“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主義倫理觀再次復活，以拯救現在的已開啓“互害”模式的“市場社會”。有人可能會隱隱擔心，這會不會又是某種打着意識形態口號的陰謀?這會不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在市場已經作為一個基本運作機制的今天，歷史已經不會重演，不會再有“‘計劃經濟’—‘人身奴役’—‘思想控制’”的邏輯發生。正如只有“法治嚴明”我們才能更“寬容”一樣，正是因為市場機制的相對成熟保證了付出與結果的相對公平，我們才更能夠倡導人們要無私奉獻，並在這種無私奉獻中獲得人性的成長與潛能的釋放。

西方的資本主義為什麼不像我們這麼道德敗壞?就是因為西方市場經濟之外還有宗教信仰的存在，宗教信仰提供了對整個社會的彌補力量，提供了公平與正義的源泉，起到了糾偏的效果。而在中國社會，因為缺乏信仰，只能以道德力來糾偏。這種道德力可以來源於紅旗渠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倫理觀，也可以來自於主張“克己復禮”的傳統文化。

從百年中國夢的角度看3個30年。2015年11月29日，在中國夢提出三週年之際，中國頂層智庫——拓維智庫首席專家王毅院長提出了“中國夢思想理論體系”的構想，相關的理論與訪談文章發表於人民網等權威媒體。在“中國夢思想理論體系”中，我們認為中國夢是一整套思想理論體系，中國夢可以大致分為中國現代化道路選擇的三個階段：“追夢(1840-1949)”、“造夢(1949-2013)”和“圓夢(2014-2049)”，分別對應中國道路的選擇階段、中試階段和成型階段，這分別對應於這3個30年。在中國夢“追夢(1840-1949)”的百年道路探索階段，在林則徐、魏源、嚴復等的思想啓蒙之後，我們先後歷經了五種道路選擇，分別為：太平天國(農民階級)、洋務運動(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維新道路—戊戌變法(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道路—辛亥革命(革命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在中國夢“造夢(1949-2013)”的道路中試階段，又經歷了三個階段：蘇式社會主義道路階段、毛澤東獨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而在中國夢“圓夢(2014-2049)”的道路成型階段，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契機，中國走向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國由此必將開啓一個從單一的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新階段。

從社會主義五百年的角度看3個30年。“1516-2016 社會主義五百年”：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中“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提到“社會主義五百年，經過了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實踐到多國發展的過程。二〇一三年一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分六個時間段對社會主義五百年的歷史進行了系統回顧和梳理，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和發展進程。”社會主義五百年分為六個階段：空想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並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後我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我黨做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前30年與後30年融合，這是在新的時期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將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倫理觀的新一輪的融合，將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次重要躍升。這是最為穩定的一種狀態，將公平與效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精神與物質、集體與個體完美融合，這是成熟的社會主義階段。

3個30年的關係如下：前30年是初級社會主義階段，後30年是矯枉過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未來30年則是前後三十年兩相結合的成熟社會主義階段。前30年是學習蘇聯模式，後30年是學習西方模式，而第3個30年則是我們開創的一條嶄新道路。

現在整個社會“人心思變”，都在渴求信仰的滋潤和明晰的路徑指引;且反腐後的新常態也提供了風清氣正的氛圍。將前後三十年結合進行信仰重建，為中國道路收口定型的時間到了。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231/c1001-289916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