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取消普通話考試、侮辱國旗，香港還有愛國學校嗎_風聞

上個週末（1月21日），一則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煽動學生“佔領”學校辦公室，要求全面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的視頻在網上流傳。視頻中，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甚至粗口辱罵老師，對老師大喊大叫，其還聲言“現在是我們Judge（評判）你”。（觀看視頻點這裏）

最終，事件以校方的退讓結束，也讓人不僅惋惜：香港的大學到底怎麼了？

最近幾年，香港社會總髮生爭議極大的政治性事件。如“佔領中環”、“旺角暴亂”、“立法會辱國”等等。迴歸20餘年的香港，仍舊存在“反中”因素，固然令人氣憤與不解。然而因特殊歷史際遇形成的晦暗不明的心態，也一次次進入內地民眾的視線。

去年12月，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的畢業典禮上，香港學生不尊重國歌的行為，以及該校校長陳卓禧“這是一所愛國愛港的學校”的回應，即是香港複雜多元的體現。一邊是瀰漫社會的“恐共懼共”氛圍；一邊是極為堅定的愛國力量。

在香港現存的1000多所中小學中，愛國學校只有10多所。專上（大專以上）教育層面，僅有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一所。所謂“愛國學校”，指傳統上與親國民黨學校相對，1997年之前就升五星紅旗，教育學生認識國情，認同新中國的學校。迴歸之前，愛國學校的畢業生多任職於中資機構，有些赴內地深造，或明或暗受到社會歧視。

隨着時間的流逝，愛國學校“國共鬥爭”的色彩淡化。現在愛國學校生源來自各個階層，背景各異，沒有特別指徵。愛國學校之一的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愛國學校數量雖少，卻坐擁“中國化”與“國際化”雙重優勢。在中國走向世界、推進“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這些紮根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學生，理應有一番作為。反過來在推進愛國教育方面，傳統愛國學校也義不容辭。

愛國學校在港發展

香港的愛國學校，大多成立於抗戰勝利之後。這一時期，香港是國共鬥爭的緩衝地帶，左（親共產黨）右（親國民黨）派學校相繼出現。前者如香島中學、培僑中學、福建中學、港專，後者如珠海中學、華僑書院、香江書院、聯大書院等。雙方各有官方報刊，兒童讀物、中小學文藝雜誌、大專學生的書刊。50年代初，香港大多數社會矛盾均與國共兩黨暗湧相關。

1956年，香港爆發“雙十暴動”。起因是當年10月10日（台灣“民國政府”國慶），親台灣人士懸掛的青天白日旗被移除，引發右派人士不滿。親國民黨團體發起罷工和示威，升級成嚴重暴亂。事件中，左右派學校大打出手，有愛國學校在衝突中被燒燬。暴亂造成至少60人死亡，300人受傷，超過1000人被逮解出境後前往台灣。國民黨的力量在香港有所減退，親台學校亦受到影響，愛國學校迎來短暫的春天。

香港雙十暴動

1960年代，世界青年掀起反叛浪潮。面對政治覺醒的大趨勢，傳統左派除了宣傳愛國主義宗旨，在不挑戰港英政府殖民統治前提下，爭取香港青年認同祖國外，也嘗試在大專學界加強影響，如派出社會服務隊去偏遠及貧困地區幫助修路，貫徹左派向來主張的社會關懷。

1967年5月，香港“六七暴動”爆發，左派的行動過於激進，社會掀起“防共”心理，保守主義興起。不過，愛國學校卻在此時“逆勢上揚”，迎來短暫的春天。鄧飛將愛國學校沒有受到社會大勢影響，反而得到良好發展的原因，歸結為三方面。

一是部分人認為，北京接收香港是遲早的事，可能不會等到1997年，因此不如送子女去愛國學校。二是彼時尚未普及義務教育，收費低廉的愛國學校，變相為基層子弟提供讀書機會。三是相繼出現的中文、保釣以及“反殖”運動，激發了青年的民族意識。

香港社會及學校的左傾思潮

2016年，台灣文化學者龍應台在香港浸會大學訪問時，問及該校副校長周偉立，你人生的啓蒙歌曲是什麼？周偉立在現場1000多名師生面前回應，“是大學師兄們教的《我的祖國》（歌詞：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由此可以想見，香港的火紅年代，是怎樣影響了一代人。

關於學校和社會的愛國風潮，筆者還可以舉兩個例子。其一，來自五六十年代，在愛國學校讀中小學的港人。他自述其父30年代來港，供職於英資洋行，對舊中國的苦難以及洋人對華人的壓迫有強烈感受，對新中國充滿嚮往，將子女全部送到愛國學校。

60年代初的愛國小學，班主任會定期介紹“好書好報”，如《十萬個為什麼》、《雷鋒的故事》、《兒童月刊》；教唱新中國歌曲，如《讓我們蕩起雙槳》、《花兒朵朵像太陽》、《祖國祖國我愛你》、《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六十年代中期，政治性有所加強，背誦“老三篇”，“鬥資批修”，唱《東方紅》、《社會主義好》等。“六七暴動”之後，這位當事人每天路過銅鑼灣裁判署，看到上面的米字旗，會想什麼時候能換成五星紅旗。

其二，來自抗戰老兵。他年輕時曾隨國軍入緬抗戰，1947年在東北退伍，期間聽聞共產黨軍隊紀律嚴格，作風嚴謹，遂產生好感。50年代接觸左翼文學作品，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覺得“振奮人心”。加上當時香港社會各種因素釀成的反殖民氛圍，使他決定加入工會，成為左派。

文革期間，他白天去香港中國旅行社（中資機構）上班，晚上去工會，有時乾脆留宿。早晚吃“憶苦思甜飯”，背誦毛主席語錄，唱樣板戲。終於有一天，夫人對他的“行徑”忍無可忍，訓斥“白天返工，晚上也不回來吃飯，這還是個家嗎？”。思量再三，他對工會負責人説，“在中旅做事是為祖國做貢獻，在工會也是為祖國做貢獻，以後還是以中旅為主吧”。老人告訴筆者，他並不後悔過往，只因紅色背景連累其子，不被警校錄取而遺憾。

愛國學校的式微與轉變

7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發展成為社會共識。內地政治狀況的變化，也讓香港的浪漫主義無處而終。與此同時，愛國學校一直面臨港英政府打壓：輕則以檢查衞生或紀律為名騷擾，重至不準畢業生讀師範學校、考公務員，限制其出路。70年代末，義務教育在香港普及，大批公立學校出現。愛國學校生源嚴重萎縮，困難時教職工工資都發不出，大量學校倒閉，剩下的勉力支撐。

香港傳統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前立法會主席、民建聯創黨主席、前培僑中學校長曾鈺成的經歷，很能反映當時狀況。

曾鈺成

1968年，曾鈺成以一級榮譽從香港大學數學系畢業，在友人的介紹下來到傳統愛國學校——培僑中學任教。談及進入左派學校的原因，他表示是因為在大學時讀過馬克思和毛澤東的著作，看過愛國學校的升旗儀式，欣賞60年代初內地人人振奮的精神面貌，所以逐漸產生左傾思想，開始相信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認為自己屬於祖國。

來培僑教書，他的薪資從擔任港大數學系助教的1400港幣，下降到600，而校長也只有400。他自述，作為港大畢業生，去左派學校任教，在當時幾乎是“斷六親”——所有朋友都不再來往。而另一方面，因為其他同事都是本校畢業，認為港大畢業的他是“小資產階級”、“還沒改造好”。

他憶述當時學校的情況：老師、同學和校長共同勞動，清潔書房、教室、備菜。每天早上，學生有40分鐘的讀報時間，閲讀《大公報》和《文匯報》，也可以閲讀親台灣的《華僑日報》或其他立場較為中立的報紙。早課時，學生會廣播時事，班級組織討論國際國內大事，也有舞蹈、乒乓球等文體活動。

他總結，在愛國學校裏：因為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所以氛圍比較融洽。師生關係親近，可以一起坐在地上聊天。學生尊敬老師，老師尊重校工，優良的校風校紀得到全社會公認。60年代末，培僑的學生從幾百人，發展到3000多人。可惜好景不長，70年代，愛國學校因為是私立學校、以中文授課、思想左傾而不再吃香，陷入極為困難的境地

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迴歸在望，愛國學校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卻也不免捲入雙方的政治鬥爭中。一方面，愛國學校站在中方的立場上，反對英方在撤離香港之前，倉促推出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學校需要港英政府的經費資助。政治和經濟上的矛盾，令其兩難。幾經較量，倖存的愛國學校多數在1991年得到政府資助，走上“體制內”道路。

如今的愛國學校，除了在課外介紹國家最新發展之外，課本、教材、師資來源與其他學校無異。以往的政治色彩雖不再濃烈，可優秀的校風校紀得以保持。鄧飛表示，囿於整體社會傳統，香港最好的學生習慣選擇英文學校或傳統名校，愛國學校收不到一流的學生，但得益於學校良好的風氣，高中會考的成績一般比錄取成績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