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道”與“霸道”的博弈…歷史學家這樣談崛起的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_風聞

汪榮祖，安徽徽州人,1940年3月7日(陰曆正月二十九)生於上海,中國近代史學家,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蕭公權先生,主修近代中國歷史。歷任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澳洲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復旦大學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政治大學、台灣大學等校客座教授。已出版中英文學術專著18部,散文集2本,譯著1本,發表論文101篇,書評41篇。包括傳記《康章合論》《史家陳寅恪傳》《章太炎研究》《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濤與道鹹同光時代》等;史學著作《史傳通説》《史學九章》《詩情史意》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著作《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等;英文著作有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追尋現代民族主義:章炳麟與革命中國》),Rejuvenating a Tradition: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振興傳統:現代中國的改革與革命》),Beyond Confucian China: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超越儒家中國:康有為和章炳麟的話語論爭》)等書,以及兩部散文集《書窗夢筆》和《學林漫步》。

在一次訪談中，汪先生説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近代以來,西方崇尚霸道、霸權,中國宜以王道對抗霸道。

對此，大家怎麼看呢？

下面附上訪談原文：

**管永前（以下簡稱管）：**汪先生您好！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經歷着歷史性的深刻變化：一方面，世界變革潮流更趨強勁，中國同外部世界的融合進一步加深，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更加緊密；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伴隨着綜合國力、民族凝聚力、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國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儘管中國崛起與世界歷史上任何大國的崛起都不相同，即中國不是通過損害他國利益謀求自己的強盛，更不是以實施對外擴張和掠奪來建立霸權，但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往往視中國崛起為新霸權挑戰舊霸權，甚至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作為理論依據。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待？

**汪榮祖（以下簡稱汪）：**中國之崛起既全面又快速，在一個世代的時間內總產值從小於西班牙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21世紀的重大事件之一，將會深刻改變世界原有的權力格局。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阿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有鑑於中國將要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勢必會挑戰美國的“太平洋世紀”（Pax Pacifica），因任何快速興起的強權必然會動搖現狀，故作文警告不要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引起廣泛討論。連習近平主席2015年秋天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做國事訪問時，也曾針對此話題發言。

    有學者發現，自1500年以來，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15件類似案例中有11件導致戰爭，其中最顯著的是德國。德國統一後逐步超越英國，成為歐洲的最大經濟體，於是在1914年和1939年由德國挑戰，英國反制，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新興的日本與美國爆發太平洋戰爭亦復如此。

**管：**當下的霸權是美國，中國之崛起又將如何？美國的霸權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特色？

**汪：**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18世紀70年代建國。美國的殖民祖先大都是由於不滿意歐洲舊體制而來到新大陸開創自由民主的新天地，他們認為廣袤的疆域是上帝的恩賜，因而產生一種使命感，想要讓他們信以為理想的理念與制度，不僅遍佈北美，而且流傳到全世界。到19世紀末，由於工業起飛，美國擴張到太平洋彼岸，成為橫跨兩洋的大國。到20世紀中葉，更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強國，富甲天下，其崛起之快速與成就，也是人類歷史上所罕見。

在崛起的過程中，因貿易需要，美國向海外擴張，奪取殖民地，以干預他國為“自衞”，以世界警察自居。事實上，美國也曾反對歐洲強權干預美洲事務，但卻用同樣的手段來干預別國，其本質無異於歐洲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

**管：**美國實行霸權主義有其歷史根源，並且其霸權行為一直延續至今。能否請您撥開歷史的迷霧，分析美國霸權信念產生的歷史根源？

**汪：**美國《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都界定一種使命感，認為美國生來就要推行民主、擴張疆域，將自主政府原則向全世界作為示範。美國的“彌賽亞（救世主）自覺”（messianic

consciousness）極具活力，除了來自傑斐遜（ThomasJefferson，1743—1826）所標榜的18世紀啓蒙精神之外，温斯羅普(John Winthrop，1588—1649)所表達的“新英格蘭清教主義”(New England Puritanism)同樣有推波助瀾之效。他們認為新大陸將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國，將點亮獨立、革命、民主的熱情。這種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熱情，認為尊崇上帝意志的選民只能是“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族羣的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顯然具有“種族主義”（racism）的內容。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為民主的典範成為強烈的美國性格。

    美國在19世紀領土擴張時，有句響亮的口號叫作“明擺着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帶有強烈的國家使命感，無疑是擴張主義的動力。此口號最初出現於期刊編輯歐沙利文 (John L. O’Sullivan，1813—1895) 的一篇文章中，但其含義早在殖民地時代既已有之。從新英格蘭到喬治亞，各州人士都深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命定擁有新大陸廣大的土地，並將民主自由與基督福音在遼闊的荒原傳播，最後遍佈到全世界。

管：“明擺着的命運”是一種自以為是的使命感？

**汪：**是的，“Manifest Destiny”在19世紀40年代尚是自我優越感的民族情緒，到了19世紀 90年代就成為擴張行動的精神後盾。面對美國在海外擴張的事實，1913年耶魯大學教授阿當姆斯 (Ephraim D. Adams，1865—1930) 為“明擺着的命運”理念做道德的解釋與辯護，説那是要與世界分享美國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與快樂。但另一位美國學者弗萊明（Denna F. Fleming，1893—1980）不以為然，斷言“明擺着的命運”根本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名詞。換言之，美國講究的就是霸權。

    美國因自覺有特殊的使命感，不認同老牌帝國主義，自認為是為了推廣文明，講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等價值，而非為剝削、壓迫與侵略。事實上，美國的擴張主義往往產生戰爭，使命感很容易產生過度的道德自負，以至於自以為是，因錯誤的假設導致遺憾的結果，長期的冷戰即基於錯誤的假設。共產主義在中國、朝鮮、越南等地的興起主要都是國內因素，而美國干預中國內戰，捲入朝鮮戰爭、越戰，誤作共產主義的擴張，造成傷人而又害己的無謂結果。

**管：**早在1903年，歐洲人施蒂(William Thomas Stead，1849—1912)就有“世界將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預言。這種美國化是通過什麼方式實現的？

**汪：**美國至今仍認為世界由其管控才感到安全，徹底美國化才是其使命的完成。美國化固然有異於古典式的帝國主義，並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與政治統治別國，而是在神聖使命感的激盪下，除政治、金融、軍事手段外，藉由思想、文學、音樂、電影、飲食、科技等文化滲透，以及間諜監聽、操縱外國政府與干預別國內政，以便達到美國化的最終目的。

    美國所進行的也可説是“隱性帝國主義”（covert imperialism），自然要比老牌的“顯性帝國主義”（overtimperialism）高明得多。當今許多國家與地區望風向慕美國，而不知美國因在道德上的自負產生的“政治褊狹”（political

parochialism），以其強勢炫耀武力，揮舞大棒，卻自認為是為了執行普世價值的正義行為，如在中東以推翻獨裁、推行自由民主為己任，卻造成失控的混亂與人道災難。

    對於這種局面，美國的有識之士，如外交史家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1921—1990），早已洞悉美國一意孤行的外交，認為“二戰”後美國五位總統持續的錯誤政策造成了無可避免的希臘式悲劇。所以美國的理想與現實並不完全是兩碼事，高尚的理想往往成為實踐霸權的動力。

**管：**西方主導的現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並不平靜，美國一意孤行的外交，造成在朝鮮、越南、中東等地損人不利己的嚴重後果。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傲人的西方現代文明不能為世界帶來和平？

**汪：**西方以尚武稱霸為榮，19世紀以來，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流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導致弱肉強食，使強者有欺凌弱者的依據，並聲稱宰制有色人種是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至19世紀，西方列強爭霸激烈，向海外擴張，奪取弱小國家的資源、勞動力、市場，甚至佔有他國領土，據為殖民地，劃分勢力範圍，成為以強凌弱、以大欺小的世界。大清帝國雖人多地廣，亦不免受到列強的欺凌，使中國受盡百年的羞辱。日本也東施效顰，步武帝國主義之路，中國受其害最深。然處此世界，弱小國家固然受人宰割，苦不堪言，而列強之間爭奪霸權，互不相讓，也不免走向戰爭。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史無前例的殘酷，生靈塗炭，財產損失，無從估計。日本雖於“二戰”後敗亡，然其軍國主義思想猶未盡除，日本人不能吸取歷史教訓，既不知認錯，難免不重蹈覆轍。“二戰”後的冷戰，美蘇爭霸，雙方擁有核武器，整個地球有毀滅之虞。蘇聯崩解後，美國一霸獨存，原有意統合全球化的世界，號稱“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s）。然而紅利既未得分享，世界也不太平。美國主導的世界，憑其經濟實力、優勢武力，依然強行其意志，結果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烏克蘭等地，烽火四起，不得安寧，美國的意志未遂而屢遭報復性的恐怖攻擊。其結果，既害到別人亦使自家受創。

    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因親睹歐戰之慘烈，感嘆“西方之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則感嘆文明衝突之不可避免，而重建世界秩序之不易，福山（Francis Fukuyama）則提出虛謬的“歷史終結論”。可以説，正是近代以來西方崇尚的霸道與霸權，無法為世界帶來持久和平。

**管：**中國作為新興大國長久以來堅持不稱霸，並無意取代美國的霸權，立場是一貫的。問題是西方強權以己度人，視中國崛起為新霸權挑戰舊霸權，故不惜圍堵，美國亦不能理解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平等互惠的“新型大國關係”。中美之間會不會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轍？

**汪：**中美之間價值觀與戰略矛盾雖大，衝突狀態雖然形似，但兩國之間經濟密切，有異於希臘城邦各自的貿易系統，中美之間有千絲萬縷的大國關係，牽涉到太多的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合作與互動，更何況還牽涉到許多其他國家。兩國也都有諸多亟待處理的內部問題，又都擁有先進軍備以及核武器，也沒有冒核戰風險的可能。當前中國雖觸動美國霸權的敏感神經，但鬥而不破之勢顯而易見。

    中美之間之所以不會重蹈覆轍，因今昔情勢大異，無論時空與政經都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兩國曆史經驗迥異。明代史家于慎行指出，歷史經驗非不可學，唯須得法，若謂“天下之事，有異情而同形者，當曹操伐吳之時，則降者亡而戰者勝；及魏鼎既成之後，則戰者敗而守者全。何也？前之形未成而後之勢已定也。”如只知其勢而不知情，正好學錯了歷史經驗，反之亦然，因“天下之事有同事而異功者”，相同的一件歷史事件，由於情勢的不同，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學習歷史先例而不知情勢有異，很可能適得其反，做錯誤的類推是誤讀歷史，甚至會造成難以挽回的災難。

我認為，中華文化的精髓是王道精神，王道乃中華所尊奉的悠久傳統，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精神依據，正可補西方世界崇尚霸權之不足。中美之間的矛盾不是霸權挑戰霸權，而是中國要以王道來對付霸道。就此而言，並無所謂的爭霸問題，也就不會重蹈“修昔底德陷阱”。

**管：**如何從中華文化傳統中理解王道精神？能否從歷史經驗中獲得一些有益啓示？

**汪：**中華文化傳統中原有尊王黜霸的王道精神。古代中國有獨特的睦鄰政策，講人道，興滅國，求和平。聖賢之中幾乎無人願談西方人所謂的“戰爭的權利”（the right of war），莫不知戰爭得不償失，侵略戰爭尤不被允許。也許除了法家之外，無不崇尚天下太平，儒家與墨家最甚。即使是兵家，也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原則。墨子提出非攻的思想，其宗旨更加明確：“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説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按照梁啓超的説法，墨子發明了非攻的真理：“其所非的是攻，不是戰。質言之，侵略主義，極端反對；自衞主義，卻認為必要”。侵略別人的國家絕對是不義的，但為保家衞國而戰絕對是正義的。我們可以説，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家之中，普遍存在着和平主義思維。

儒家都是“和平主義者”，尤其愛好和平，講究德治，動武乃不得已之事。在儒家政治哲學裏，幾無倡導戰爭的概念。孔子面對戰爭，譴責暴力。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認為好戰者要服重刑。孟子又説“仁者無敵”，指仁者討伐暴君，受暴君之害的民眾必起而回應，迎接王師，故不勞征伐。《尚書》載有“苗討而不服，感德之後，不討而自動來歸”的故事，充分説明儒家相信以至誠感頑劣的道德力量，不允許未有“威讓之詞”，就“脅之以兵”。

孔孟思想中對世界秩序具有正面的理想，即孔子所提倡的王道精神。王道就是用説理而非動武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認為以武力要人就範，不足以服人心，唯以德才能服人，王道精神成為中國人的最高政治理想。已故著名政治哲學家蕭公權曾説，中國在兩千多年前雖已放棄了商鞅，然而歐洲仍敬重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視其為近代第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中國的王道精神與西方的馬基雅維利思想迥異，因中國深信和平為最佳處理人際與國際關係的方式，對和平與正義共處具有信念，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和平與正義的世界秩序之中。固然在動亂的戰國時代，也有如商鞅尚戰功者，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打下基礎，但中國的主流傳統既不好戰，也不贊同嚴刑峻法，在漢初已認為強秦之速亡，即歸因於其好戰與無道。

    中國缺乏尚武精神，兩千多年來的重文輕武使現代中國人深感在軍事上過於保守。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就覺得秦始皇修長城，明代又重修長城，雖在軍事上無效，卻“生動地呈現了中國被困在長城之內的心態”（vividly expressed China’s siege mentality）。雷海宗也指出，中國長期積弱的原因或很複雜，“但最少從外表看來，東漢以下永未解決的兵的問題是主要的原因”。但是愛好和平並非消極無能，王道精神不是消極地淪為別人刀俎上的魚肉，而是積極地不僅要能自衞，而且要有能力維繫世界和平。中國雖被霸權欺凌百年，但自振興以來，至今沒有侵略戰爭，只有衞國戰爭，在國際上也絕無霸道行為。中國的衞國戰爭以及在非洲的經營已見王道與霸道之區別。

**管：**今日中國崛起，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勢必在世界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中國如何以王道精神來應對環球的變局？“一帶一路”能否理解為王道精神的落實？

**汪：**王道、霸道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崛起的中國推行以王道精神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必將令世人耳目一新。中國應對環球變局，唯有王道可行，而傳統國學中藏有豐沛的王道意識有待發揚與闡釋。王道的實質內容不外乎仁義道德。廣博愛人、無私而彼此感通，謂之仁，但絕不容忍害羣之馬，姑息惡徒，即孔子所謂“勿求生而害仁”。辦事客觀公正而合宜謂之義，但絕不一意孤行。義與仁又不可分，在儒家學説中仁義並稱。循路而行，謂之“道”。道乃達到目的途徑，以人類的福祉為目的之路。道分兩途，恰似王霸兩道不相為謀，霸道只圖私利，而王道能“存亡繼絕”，維護秩序與安寧。王道長，霸道才能消，世界才有可能實現天下太平，成為人類共由之路。德者，得也，“內得於己”，就是人類有天賦的良知，能夠自省，有所戒懼而不蹈覆轍；“外得於人”，就是自身之外得到外在的成敗經驗，二者相合不僅是做人之道，而且是處世之道，得到共同的是非之心。如在世界上國與國之間以仁義道德為最高準則，王道行矣！

    當前中國實施的“一帶一路”就是令人振奮的和平發展的宏偉計劃，必將打破被分隔的區域經濟，徹底改變點狀、塊狀的發展格局，跨越華東、華中和華西，連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並且向中亞、東盟、南亞、歐洲、非洲，以及延伸到動亂的中東，不僅將有利於加快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同時提升從東到西許多貧窮地區與國家的經濟，改善各國廣大人民的生活，實現互惠互利、真正的雙贏。難怪包括英、法、德等大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聞風響應。

    美國刻意阻攔失敗，反而顯得尷尬與霸道；日本聽命於美國，更顯得彷徨無主。“一帶一路”一旦實現既定的目標，真可為全世界增加樂利與和平，可説是王道精神的具體落實，與美國霸道所造成的動亂與損人不利己的後果，大異其趣，足可讓全世界人知道王道之可行也。王道才真正是擺在世人面前的“明擺着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

**管：**謝謝汪先生接受訪談。祝您人筆兩健，在京期間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