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為何在中國北方很少有像中國南方那樣的祠堂祭祖文化？這種文化是否該被淘汰？_風聞

作為一個在南方（福建）生活了幾年的北方人來講，個人認為——祠堂祭祖文化的起源不是文化，而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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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建為例，初到福建給我印象就是——廟多，祠堂多。基本上一個村子一個姓氏至少一個祠堂，曾經在一個村子見過一個姓氏有三個祠堂，其中兩個是分支的祠堂。

而福建的祠堂宗族的文化形成就必須追溯到福建的開發，福建歷史上有兩次大開發，這兩次大開發從民間信仰就可以初見端倪。閩南祀開漳聖王陳元光，閩北祀開閩聖王王審知。

陳元光是唐朝中期平定泉潮蠻獠反叛的陳政之子，為開發閩南地區做出了極大貢獻。平叛軍的到來為閩南地區帶來了87姓，這些人及其親眷以及流民的到來形成了現在的閩南語區。

王審知是唐朝末年的農民軍，進入福建後形成了與中原王朝朝貢的地方武裝割據，而其帶來的中原部署基本上落户閩東地區，此時中州人和當地人雜居從閩方言裏分化出閩東方言。

而之後福建戰亂頗少，進入了穩定的發展期，在北宋時出現進士2600人，南宋時進士4544人。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進士縣，只有18個縣，其中福建省佔4個。據盧美松編寫的《福建歷代狀元》一書中列舉46名文狀元。

而，恰是宋朝的時候官修家譜的禁例被打破，私修家譜成風，為了光宗耀祖，追本溯源，官宦之家有實力，也有話語權的把自己家世往魏晉時的門閥士族上靠，畢竟之前只有門閥才有譜牒，而門閥的譜牒也會“自然而然”的上溯到三皇五帝的。

現在修譜成風，許多族譜世系可以捋出幾千年不斷，這就有點“呵呵”了。我老家有個劉氏大族，前幾年修譜據説追溯到劉邦的第四個兒子，又説是中山靖王的後代，其實我更相信是中山靖王，畢竟劉勝生了120多個兒子……

最新出了一個新聞，建議過去一覽盛況

劉強東"尋祖"：找出來的族譜，到底靠不靠譜

其實最多找個郡望就不錯了，福州有個大學叫“福建江夏學院”剛開始很納悶怎麼叫了一個武漢的地名，後來才明白——原來這個省屬公辦大學的第一大金主是世紀金源集團的黃如論（捐款4.6億），而黃氏又以江夏為郡望，號稱“江夏黃氏”，所以這所公立大學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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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所以祭祀祖先這種事情老百姓是不能幹的，只能貴族階層才能享有的特權。祭祀的場所稱為“廟”也就是“宗廟”，死去的老子在祭祀的時候還得起個廟號，如唐“太宗”就是廟號，但是呢？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死一個建一個廟，隨着時間的發展，死的太多了，廟也太多了，於是保留第一二個，中間保留幾個成績特別突出的，剩下的統統拆了統一放進一個廟裏祭祀，稱之為“祧廟”，《禮記》就明文規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不準設廟。後來可能是嫌麻煩，一個廟一個廟的拜來拜去，於是到了東漢就整合成一座，像現在的北京“太廟”。

而先秦時代能夠建廟祭祀的都是貴族，當年孔子問禮就是跑到了周王室的宗廟，而且此時宗廟不止祭祀祖先，並且用來收藏國之重器，如天子之徵的九鼎，當年舉鼎被砸的秦武王就是在太廟作的死……

先秦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個廟（祠）裏只祭祀一個人，這個時期遺留下來的可能只有唐叔虞祠了，就是現在的晉祠。

太原·晉祠（國保）

祭祀祖先這種事情太重要了，因為《禮記·祭義》裏説“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這還沒完，因為人死後你去祭祀他“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但是沒有祭祀的人呢？《禮記·祭法》説“庶人庶士無廟者，死曰鬼。”這一個“鬼”就是我們説的悽悽慘慘的“孤魂野鬼”了，所以孟子才説“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真不是讓孩子來養老，而是為了祭祀，所以才有了絕嗣和絕祀；要不然叔梁紇也不會在年近七十的時候生下第十一個孩子孔丘，因為叔梁紇本身就是大夫爵位可以建三個廟，而自己又是族長，是祭祀中的祭主，而大兒子伯尼（孟皮）是個瘸子是不能祭祀的，所以只能再生一個了。

而孔子死後魯哀公為其在故宅修建的紀念館，就是最早的孔子廟，多少在家廟的基礎上多了一些國家祭祀的意思，後來隨着孔子的地位不斷的上升，祭祀場所的不斷擴建，孔廟就逐漸從家廟變成了國家祭祀的國廟了，在大成殿舉行舉行家祭和公祭兩種不同的祭祀孔子的典禮。

曲阜孔廟·大成殿（國保）

但你以為這是家廟嗎？當然不是，這是祭祀孔子用的，真正的孔氏家廟比這個小的多，位於孔廟的左路後部，而位於家廟前面的是崇聖祠，用來祭祀孔子的五代先祖，為啥不再繼續往上追溯了，因為古代有五代親絕的規定，所以五代之上就算了……

（孔廟裏的家廟）

既然祭祀這種事情太重要了，以前老百姓沒有這個權利，於是劉三在奪得政權之後就充分的利用起這個特權，定都長安後就在櫟陽立了宗廟，這個時候他那個不知道名字的爹劉太公尚在人世，而劉邦世系不明，實在不知道此時其宗廟中所供奉者為何人。他老爹死後，劉三便在長安修了廟，並且打破慣例，讓屬於小宗的各個諸侯國都給修了廟。等他死後N年他那個穿着草鞋上朝的兒子劉恆深怕他老爹的英靈從城北的墳墓裏出來到到自己的位於城南的高帝廟裏去享受祭祀路途遙遠再給累壞了，於是便在劉邦墓邊上又給修了一個原廟。身為孝子慈父的漢文帝為了不給兒子漢景帝添麻煩，沒死的時候便在長安城裏給自己修了顧城廟，他一死劉啓就給他遷到到霸陵去了，然後給自己修了廟。於是生生不息的劉漢王朝初期的皇帝們對修廟充滿了無限的想象和樂趣。（一是皇帝生前為自己立廟；二是不建在皇宮之左；三是各廟皆別居一處，互不連屬；四是令各諸侯國在本國都給皇帝建廟；五是在各帝陵旁建本陵主的廟。）

也就是漢代，市井出身的劉三都能修廟祭祀了，於是各地的公卿豪門紛紛在墓地設立祠堂（墓祠），也就是享堂，但規模也比較小，如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國保一批）和武氏祠。在城裏設計家廟的比較罕見，但是到了魏晉時期門閥崛起，家廟逐步興起，架空歷史劇《琅琊榜》裏的士族豪門都是有家廟的。

濟南·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國保）

到了唐代形成了一定的家廟制度，一、二、三品官員必須建廟，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貞觀六年，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愧其心”，不修廟在自己家裏祭祀是要被彈劾的！！！最後李世民出錢給他修了一個私廟，而此時私廟不是修在家宅裏的，而是在城市裏找個空閒地就修了，到了宋代，修廟依然是官僚階層特權，必須政府批准，沒有品級是不能修的，品級太低也不能修，只能在自己家的寢堂祭祀先人，但此時民間的祠堂（享堂）應該還是存在的。但是有些大的家族也會在家族墓地建設寺廟用來祭祀（源於唐代、盛於宋代），如擅長打小算盤的司馬光就在自家墓地旁邊就專門建設了餘慶禪院，河南三蘇墓的廣慶寺，建設墳寺的風頭到了南宋更是甚囂一時，南京江寧的建中村之前就是秦檜家的墳寺旌忠寺，最著名的無外乎由“褒忠衍福禪寺”演變成的杭州嶽王廟了。

杭州·嶽王廟（國保）

在此之前佛教只稱呼為寺，而此後因為和祭祀“鬼”的廟的功能結合了，雖然兩者不是一樣的東西，但是還是有了寺廟的稱呼，那現在有沒有叫做“廟”的佛教寺院呢，答案是有的，如上海的“下海廟”。

上海虹口·下海廟（區保）

（墳寺到了明清時期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變種，就是太監廟，太監沒有子嗣，有繼嗣的還好，沒繼嗣的將來可是沒有人祭祀的，於是便出現了太監供養寺廟，年老在此養老，死後在此享受香火，有京西名剎法海寺，現為中國佛學院的法源寺，最著名的就是建設八寶山革命公墓之前的褒忠護國寺了。）

（法源寺的鐘）

到了南宋時期，情況依然如此，如著名詩人陸游即使在85歲壽終正寢給他兒子口述遺囑的時候都沒忘記顯擺一下自己的身世“家祭無忘告乃翁”，這説明他家裏是有家廟的，而比他小五歲的福建人朱熹恐怕就沒有這種待遇。

朱熹的父親朱松雖然也入朝為官，但是官運並不太好，最後被任命為知州，還沒上任就去世了，恐怕朝廷並沒有給他設立家廟的待遇，也許他的兒子對此覺得這很不爽，於是對祠堂制度進行了完善，其在《朱子家禮》中説“ 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雲。”意思就是：家廟的設置呢？古代沒有記載也沒有規定，所以呢普通人家也不懂怎麼辦，所以呢都叫祠堂，所用的儀軌和規制就是人家咋辦就咋辦。於是朱熹就巴拉巴拉的闡述和頒佈了自己的創造的方式。

從其他史料上來看，朱熹是在撒謊，普通人不懂得咋辦是真的，那是因為家廟的設置普通人是不涉及的，最多就是在墓地旁邊建個祠堂或者乾脆在寺廟裏找個地方供奉祖先作為祠堂。而朱熹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把家廟改為祠堂，讓普通階層可以以修祠堂的名義修建家廟了。

在此之前祠只能建在墓地或者附近，只有經國家批准家族，或者享受官方祭祀神祗先賢的場所才能叫做廟，如五嶽五鎮四瀆的山神河神都有屬於自己的廟，還有各地馬神廟、城隍廟、火神廟、財神廟等等。

山東泰安·岱廟（國保）

朱熹在《朱子家禮·祠堂》裏説“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這個“東”就是抄了的現成的，因為左東右西，以左為貴（有爭議，不爭辯），《周禮·考工記》裏就寫到“左祖右社”，對國都的建設提出的明確的規定，這個規定一直影響到現代，天安門的東面是太廟，西面是社稷壇，而天安門廣場的東面是國家博物館（此為祖），廣場西面為人民大會堂（可謂社稷）。

（天安門廣場平面圖）

家廟是國家授予的特權，而祠堂即使被朱熹理論上合法化，但是也沒有大範圍的出現，畢竟有能力建設的人還是有限，有限的人又恰恰可以去申請建設家廟，成為一種小範圍的壟斷。

而福建最早祠堂據傳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而同樣是宗族傳統勢力深厚的珠三角地區卻沒有發現明代之前的祠堂。祠堂真正的興起是到了明代——

明代大孝子皇帝嘉靖為了他爹合法化具有羣眾基礎和輿論聲勢，於嘉靖十五年批准“許民間皆聯宗立廟”並取消只祭祀上溯五代的規定（在此之前即使有品級的官員祭祀也只能按照先秦的禮法，上溯五代，五代親絕），但之後國家正式的禮儀典籍萬曆版的《大明會典》依然保存着《品官家廟》對家廟的建設予以規定，但是廣大勞動人民羣眾活學活用嘉靖十五年關於民間立廟的規定，不受五代限制只要往上找到能有設立家廟資格的祖先就開始建設家廟，實在找不到還是設祠堂，畢竟能找到的不是很多，在江南地區尤盛，此時蘇南地區商業發展，有錢的土豪紛紛設立祠堂，但修建都很內斂簡樸，畢竟打擦邊球嘛，所以祠堂逐步建立起來並且逐步替代了家廟而成為普遍的稱呼，以致於青少年時期生活在蘇南的曹雪芹在《紅樓夢》裏也是用了宗祠這種叫法，如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位於長三角地區的南潯古鎮在清末也是富甲一方，祠堂眾多，但也只有劉鏞家族建的是劉氏家廟（小蓮莊），並且牌坊上刻“聖旨”二字。

浙江湖州·小蓮莊（國保）

不只是普通人家，即使所謂貴胄，只有被封為王的宗室才能建家廟，王爵以下的只能去墓地祭祀，《清文獻通考·羣廟五》:“（順治）十年,議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於家廟，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於墳墓。”

所以雖然明代中期對民間建廟立祠開了一個小小的口子，但是靠近皇權中心的北方建廟立祠依然是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小心小心再小心的，雖然過去有一種説法就是“皇權不下縣（鄉），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不是皇權不想下去，是皇權下不去，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和地方宗族在團結中鬥爭，在鬥爭中求團結而已。一旦地方宗族做大，皇權是一定要出手的，比如宋仁宗就在嘉佑七年綿裏藏針的誇讚3900餘口、歷15代、330餘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諧共處不分家的“義門陳氏”説“陳氏孝義太盛，散至各地作忠孝典範，教化民風”強迫分家，分遷至今天的16個省（區市）的125個縣市中。

即使作為天下第一跪府的曲阜孔氏在恩寵之餘也是不斷受到政府打壓，其中一項就是禁止跨省修譜，只能在山東省內孔氏族人的範圍內修譜，明顯是為了限制宗族勢力；孔府曾經規定“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為期”，但從乾隆甲子（1744年）到民國九年（1920年）再次修譜已經過去了176年，將近三個甲子。

孔府都收此打壓，更別論別的家族了，例如山東滕縣大塢張氏出過布政使和巡按，建的依然叫做祠堂，而不敢叫家廟（當然私下是叫家廟的）。

山東滕州·張氏祠堂（省保）

而其他家族更不敢隨便建設，直到清中晚期皇權沒有那麼強勢，再加上家庭成員還有功名，才敢修建祠堂，如下山東滕縣大劉莊劉氏家祠。

山東滕州·劉氏家祠（省保）

有功名的家族尚且如此，其他家族怎麼辦？廣大勞動人民還是有辦法的，北方普遍是在紅紙上先畫出廟堂，然後再填寫上列祖列宗的名諱，然後祭祀完焚化，隨着社會的發展逐漸演變成一種祭祀儀式，現在也不用自己畫了，有了工業品叫做“布家堂（祠堂的意思）”或者“家譜軸子”。現在河北以及東北還比較流行，方便，也不用焚化，還可以當做家譜使用。

布家堂·家譜軸子

但同時段的南方地區，山高皇帝遠，皇權所不及，宗族勢力強勢，祠堂林立，但是敢叫做廟的也是很少，像福建省長汀縣這個建於清嘉慶九年的汀州李氏家廟牌坊上方就刻有“恩榮”二字，這就表明是皇帝批准的。

福建長汀·李氏家廟（縣保）

當然也有即使皇帝批准，但還是習慣叫做祠的，被譽為“客家第一祠”的上杭李氏大宗祠，雖然很任性的叫做祠，但是“恩榮”兩個字還要高高刻上，然後再在牆上刷上“廟”表明自己的尊貴的身份。

福建上杭·李氏大宗祠（國保）

而福建地區以其特殊的條件，經過明清兩代的發展，到現代已擁有全國數量最多的祠堂，達到了13272座，而從族羣分佈來看，閩西的客家語族分佈區的密度最高，其次就是閩南及閩東地區，這就更加説明了宗祠的實際效果。福建被稱為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資源極其有限，宗祠出現是為了團結同一家族的具體物化表現，隨着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尤其是清朝康乾時期的人口大爆炸，不同家族為了搶佔有限的資源便開始械鬥，這就造成了閩粵地區械鬥風潮，而清代福建駐軍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平息家族械鬥。

勤勉無雙的老幹部胤禛就在雍正十二年，頒佈訓誡漳泉械鬥的諭旨：“閩省文風頗優， 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 人才又在他郡之上， 歷來為國家宣猷效力者, 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強悍一節, 為天下所共知, 亦天下所共鄙。”後來雍正有説明其原因“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強悍，好勇鬥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眾盛，欺壓單寒，偶因雀角小故，動輒鄉黨械鬥，釀成大案。及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尤為著名，此中外所共知者。”

這種風氣還隨着移民帶到了台灣成為18世紀中到19世紀末著名的“漳泉械鬥”。1903年晉江爆發的“都洪蔡冤”大械鬥持續6年，死亡300多人，“將對方陣亡者放置於枯潭中，用鹽醃着，以備日後屍體對換。其地因屍體腐敗惡臭難聞，人稱“鹹鮮溝”，晉江五易縣令都沒解決掉，最終才由泉州知府李增蔚親臨督辦方才解決；1924年泉州晉江前後港的大械鬥持續5個月，涉及上百個村；1927年泉州惠安的張吳械鬥持續了三年，雙方共死亡108人，甚至連在新加坡的僑工都在海外互毆。而福建的械鬥之風一直延續到1998年（僅個人所見材料）。而械鬥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為了田，主要是閩西，二是為了水，主要是福建沿海地區，於是就有了“十案械鬥八案水利”的説法。

過去有一種説法就是“皇權不下縣（鄉），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不是皇權不想下去，是皇權下不去，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和地方宗族在團結中鬥爭，在鬥爭中求團結而已。一旦地方宗族做大，皇權是一定要出手的，比如宋仁宗就在嘉佑七年綿裏藏針的誇讚3900餘口、歷15代、330餘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諧共處不分家的“義門陳氏”説“陳氏孝義太盛，散至各地作忠孝典範，教化民風”強迫分家，分遷至今天的16個省（區市）的125個縣市中。

即使作為天下第一跪府的曲阜孔氏在恩寵之餘也是不斷受到政府打壓，其中一項就是禁止跨省修譜，只能在山東省內孔氏族人的範圍內修譜，明顯是為了限制宗族勢力。

所以以祠堂為載體的祭祖文化其根源是為了生存。當現實條件下，鄉村生活逐步從農耕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的時候，祠堂文化才會像所謂鄉紳一樣讓人有了一種錯覺，以為是一種美好。而兩者是有重合的，因為所謂鄉紳一般情況下也是地方大家族的族長。

其實現在在南方一些地方宗族勢力還是很強勢，並且有一些不好的苗頭如2013年廣東就有兩起很著名的事件，吳川低垌村（易氏）上千村民集體抗法事件和潮汕地區博社村（蔡氏）掃毒事件，簡單的看都是基層治理事件，但是深層次的都是家族性案件。尤其是潮汕地區宗族勢力根固發達，這裏也屬於閩南語區，其實這和歷史上為了生存而必須團結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到今天宗族傳統如果不向着公益事業的方向發展，真的不好説是福還是禍。

另外今天的台灣地方政治中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就是宗族勢力，而這些根深蒂固的家族基本上都是閩南語族和客家語族，這也和長久以來為了生存和抱團密不可分。深受宗法血親制影響的宗族傳統，在當今社會如果以簡單的宗族利益為考量而去影響政治，想必也不是什麼好的事情。

血緣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一種跟不斷的天然聯繫，人們常説“五百年前是一家”但也並非如此，明之前祭祀也只是上溯五代，五代而親絕。

以禮治天下的儒家是以“仁”開張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講的就是一種仁，一種天下大同的精神。而到了宋代程朱理學出現之後，其“存天理、滅人慾”就異化了儒家學説，放棄了“仁”，而強調拔高了“禮”，竟然説出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後世對程朱理學的解讀便更加異化，使之成為宗族制度的倫理基礎而拋棄了儒家的“仁”。

祠堂祭祖文化是宗族制度一種表現方式，他的存在和發展是依託在原有的宗族制上的，當今社會宗族制逐步走向瓦解，是因為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了，而剝離掉宗族制的祠堂祭祖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存在也未嘗不可，但這種存在的生命力可能很就像伴隨着農耕文明走向消亡的鄉愁一樣脆弱。然而“尋根文化”的興起和哲學上“尋找回家的路”一樣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這種“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的存在也許是祠堂祭祖文化的一種最好的延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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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性是不能進祠堂的，但是有沒有女性祠堂？是有的，已知國內有四座:安徽徽州的“清懿堂”、贛南白鷺古村“王太夫人祠”、福建南靖縣的“奎文祠”、詔安的“葉太恭人祠”，這些人無外乎就是節孝，莫大的犧牲才能進入一個只有自己的祠堂，但是有記載的女祠還有更多，但是因為不是家族祠堂，年久失修都坍塌湮滅了，如正在湮滅中的福建漳州詔安縣山河村的葉太恭人祠。

葉太恭人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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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北方也逐漸把家廟稱呼為祠堂，但是建築形制上還是廟的制式，如山東微山西萬張氏宗祠，連華表都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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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封建社會之後廟就可以隨便建設了，也就不要政府批准了，於是就出現了各種各類的廟——

廣東江門·主席廟（祀毛澤東主席）

福建惠安·解放軍烈士廟（祀英烈廿七君）

為何在中國北方很少有像中國南方那樣的祠堂祭祖文化？這種文化是否該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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