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之父”的傳奇與中國企業家的“土氣”，其實是“血統”與“勤奮”的文化碰撞_風聞

前兩天“宜家之父” 英格瓦·坎普拉德去世，在國內文青界激起了一陣浪花。

我也覺得頗有趣。然而這件事的有趣之處，不在於“宜家之父”的傳奇經歷，甚至不在於國人對宜家的某種情懷，而是，為什麼“宜家之父”的傳奇感這麼強呢？

外國企業的創始人，似乎都有着某種傳奇色彩。

網上一搜，坎普拉德幼年即展示出充分的商業天賦：

他年僅5歲時開始出售火柴掙錢，7歲時，他開始使用自行車向地域更廣的住家售貨。他發現可以通過郵購在斯德哥爾摩以低廉的價格大批量地購買火柴，再以稍高的價格單個出售。從火柴開始，他擴展到出售花籽、賀卡、聖誕樹裝飾品。小男孩從銷售中發現了巨大的賺錢樂趣：“那是一種驚喜，當你發現自己能夠如此便宜地買進各種東西，然後再以稍高一點的價格賣出時，你就會感受到這種驚喜。”

開設第一家店面時他又悟到了“扁平封裝”，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宜家傢俱的模樣：顧客在宜家看好傢俱後，可以到倉庫自提被分裝拆好的傢俱，回家之後再自己組裝。

其實就是買了個半成品，省事兒的是宜家：扁平封裝的傢俱便於運輸，也為倉儲式銷售提供了可能，“拼裝”這個動作則被丟給了顧客。然而，宜家給這事兒找了一個非常高大上的理由即“搭建自己的家”，於是顧客反而覺得拼裝傢俱變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並且實踐證明，很多人確實始終對自己“親手搭建的第一個小窩”念念不忘。

廉價傢俱一旦有情懷加持，那基本就是有了市場份額的護身符……

其實，坎普拉德的童年故事看着似乎有點莫名的眼熟。

比如，還有沒有觀友記得——

9歲的時候，巴菲特和朋友拉塞爾跑去拉塞爾家對面的加油站，數飲料售賣機裏掉出來的瓶蓋數。這可不是9歲少年的無聊舉動，他們是在做市場調查。市場上賣了多少瓶酷士牌橙汁？賣了多少瓶可口可樂？賣了多少瓶無醇啤酒？他倆會把這些瓶蓋運到巴菲特家的地下室裏分門別類地堆成堆。他們想知道哪種飲料的銷售量最大，哪家公司的生意最好。

似乎商業大佬，幼年時總是能表現出過人的天賦。而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突然迸現出靈感的火花，從而實現了卓異的商業成績。與中國人改革開放之後的激流勇進，一次次被打垮相比，他們的故事相對來講會更輕鬆一些。即便如喬布斯，曾被趕出自己親手創建的蘋果公司，將他的受打擊程度跟褚時健做個對比，也很容易看出箇中差距。相比之下，中國的商業人物，總是一生浮沉坎坷，明明暗暗，不是在辛苦，就是在辛苦的路上。

所以不明就裏的人，就會將這些商業大人物視作傳奇，並且嚮往那種依靠天賦的“輕鬆的成功”。

故以此類推，他們也會覺得國外教育更好：巴菲特可以有大把時間數瓶蓋，坎普拉德小時候不用去補習班，賣火柴就可以了。是這樣的“自由教育”，讓每個人的天賦得以充分釋放。

實際上，這些小故事十年前經常被用於説明國外教育方式的優越性。

這裏就很有趣了。

注意這個詞：天賦。

在討論天賦問題之前，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跟巴菲特一起數瓶蓋的人，後來怎麼樣了？

天賦者，先天稟賦也。天賦是天生的，那麼潛台詞就是，後天的努力，也很難改變這一切。

巴菲特天賦過人，坎普拉德天賦過人。言外之意，二位生下來就是要成功的。因而，他們做很多事情都會更順利一點。

而“天賦”的另外一面，是“沒有天賦”。

天才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是普通人。

巴菲特在路邊數瓶蓋，數出一代股神；但那個一起與他數瓶蓋的人呢？

這一個控制變量法，足以證明，“數瓶蓋”這個動作不是最關鍵的，“天賦感”才是。而“放養天才”的代價，就是沒有天賦的人徹底淪為平庸。

而“天賦”這一思想，在很多西方文學作品中其實都有體現。

我們最熟悉的《哈利·波特》，主人公哈利遭受挫折時，親友常常安慰他的話是：

“你身上流着莉莉和詹姆的血”；“你的眼睛很像莉莉”；“你繼承了詹姆的魁地奇天賦”。

言下之意，哈利的優秀是天生的，是傳承的，而不是通過後天努力獲取的。

説得好聽些，叫做主角光環，説得難聽些，幾近於血統論了。

而血統論的後果就是，一些血統勢必比另一些血統更為高貴。

龍生龍，鳳生鳳，而老鼠的兒子就該打洞。

貴族貴族，其貴與否，首先是要靠血統的遠近來劃定的。貴族不只天然擁有執掌政權的合理性，更是在道德、身體、智力等諸方面都要優於“更低血統”的人——想想純血家族馬爾福對於赫敏“泥巴種”和羅恩“劣等巫師”的嘲諷吧。

而甚至連霍格沃茨眾人都願意承認，哈利的勇氣和魔法天賦，是他的父母遺傳賦予的，而不是七年霍格沃茨教育的結果。

那是根治在“天賦”思想中，更為隱蔽卻深刻的部分。

而中國人的思想，恰恰是與之相反的。

“天賦”這件事情，也時見於史書，但更多地表現在帝王傳記之中，如滿室紅光異香，“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夢與龍交感而孕，更多地是對其執掌政權提供一個“天意”的合法性背書。而且“天意”也並非永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都是明白寫進史書裏的。説白了，如果失去天意與人心，就算血管裏流着龍血，也救不了這個王朝。貴族可以存在，卻並非永恆。

至於普通人的奮鬥之路呢？“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強調的是“一直在路上”。

而所謂“知”“仁”“勇”，皆可通過後天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齊治平而習得，一部《大學》便是一部聖賢教科書。這種情況下，真正的高尚是後天修習而得的人格完滿，而非與生俱來的天賦的大放異彩。

因而中國故事裏，有天才的王勃，卻也有泯然眾人的天才仲永；即使如曾國藩，讀書讀到小偷都會了他還沒背會，克己努力功夫到了，也可與少年高中的楊廷和並列名臣榜。

與先天註定相比，後天賦予的奮鬥機會，無疑對於人們來説是更為公平的。

想想孔子的“有教無類”，與霍格沃茨的“選擇性寄出入校邀請函”吧。

海格説：“哈利的名字生下來就在霍格沃茨名單上了！”

言外之意，更多的孩子，生下來，他們的名字就不會在霍格沃茨的名單上。

因而中國的奮鬥者並不飄逸，而似乎總有着平凡的出身與艱辛的奮鬥史；但也惟因如此，他們才對後來的中國人一直有勵志意義。

理解了這樣的文化差異，我們就更容易明白，為什麼國外的企業家總是能彰顯個人天賦，活得瀟灑恣意，終成一代傳奇；而中國的企業家卻總是起起落落，沾滿泥土氣息，並無過人天賦，也沒什麼吸引人的軼事。

因為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而外國的企業家是天才的成功，中國的企業家，是普通人的成功。

而哪一種，是我們更需要的企業家，更需要的成功路，更需要的中國夢，也就不言自明瞭。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