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就能當個“好好的”知識分子嗎？別逗了！_風聞

前兩年見到美國網上讀過一個帖子，是討論美國知識分子的。大意是説歷史上美國知識分子的腰身原來很挺拔，現在則大多卑躬屈膝做了奴才——除了作意識形態的奴才之外，也甘心作資本的奴才，嘴臉自然十分的不堪。至於為什麼是這樣，那説辭很多，比較能夠激起社會情緒和民意反應的是知識分子奉行犬儒主義，自甘墮落了。

什麼是犬儒主義，就是把自己當成豬狗，只要被人養着，苟活着，至於是否體面和尊嚴就無所謂了。但説實話，犬儒主義是現狀，也是識實務的表現。而怕就怕自己不這麼認為。

犬儒主義來自歐洲。歷史上，美國知識分子較少把自己當豬狗。某種意義上，知識分子還一直居於美國政治的核心。比如在體制內，知識分子是總統議長，這是第一等的知識分子。還有一批知識分子也在體制內，議員如是也，是言官或者諫官，專門批評時政。這些言官有時氣焰囂張，總統也常常彈壓。但是，這些人總統越“罷黜”，他們越有名。比如，黑人馬丁·路德·金 ，羅伯特.威廉斯，雖然他們幾進幾齣美國的黑獄，民間卻愈加敬重。除了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專職批評外，在野的知識分子也以批評時政為務。比如，民間清議對總統一直保持壓力，除非昏聵的總統，不會和輿論為敵（現今特朗普是外例外）。還有一直賡續不斷的私人學府，也是民間知識分子批評朝政的場所。那個時候，知識分子批評朝政有兩個獎勵，一個是可能被總統賞識，有“暮登天子堂”的機遇。另一個是贏得民間，或者歷史的聲譽。因此，知識分子歷代為虛名蠱惑，常常賠上性命，卻維護了美國百年的政治均衡，也培育了一支可貴的文化血脈。

某種意義上，美國知識分子的工具化與奴化才是美國誕生之日。有趣的是這種事情不僅僅發生在美國，比如，歐洲的中世紀和納粹時期毫不例外地都出現知識分子滅絕良知，甘心成為鷹犬，或者為了殘湯剩羹出賣靈魂的事。這是一個有趣的社會學的現象，而這種現象今天在美國大地仍然延伸。過去知識分子作專制的奴才，今天除繼續甘為意識形態幫傭之外，紛紛充當資本的奴才。為什麼過去，比如歷史上，或者在美國爭取獨立的年代，把殺頭當作快事的知識分子，會甘心變成了一羣讓人不屑的蛆蟲呢？對此，僅僅用傳統的解構和利益的誘惑無法解釋。貌似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從來不重實惠，專務虛名，那麼是什麼力量把他們徹底改造成了信奉活命哲學的勢利之徒呢？

其實，那根棍子和那根稻草不是別的，是一個小小的飯碗而已。人，特別是熱愛虛名的知識分子，不一定怕坐牢，怕流血，怕砍頭，但是肯定怕不給飯吃。因為，就是獲得一死的痛苦，咬定牙關也許能挺過去，而沒有飯吃，封上嘴巴活活餓死，沒幾個人挺得住。人往往能戰勝死亡，卻怎麼也熬不過飢餓。某人説，馬丁.路德.金活到今天，可能照樣要寫，要罵，但是不給飯吃。這一招正中美國知識分子文化軟肋——那些飽受聖經浸潤的知識分子修養了幾百年浩然之氣，卻沒有練就不吃飯的功夫。不論是美歐的知識分子，納粹時期的知識分子，還是歐洲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都不是懼怕牢獄和死亡而屈服，而是不爭氣的肚皮讓他們接受了侮辱和苟且的人生。　　

其實，歷史上的統治者們不是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而是做不到——飯碗不在天皇或者君王手裏。在封建的農業社會，君王的統治僅僅侷限的行政方面（即使政權的觸角也往往有限，權力真空無處不在），經濟方面根本無法形成壟斷的局面。通俗地講，那個時候，離開君王，知識分子沒有官做，但吃飯問題沒有大礙——他們可以辭去歸來，遁跡民間。經濟控制上的“漏洞”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近代社會則不然，舉個例子，拜現代物質文明之賜，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兩黨除了行政權力“無遠弗屆”外，對經濟，或者對飯碗的壟斷權可以達到“連一粒稻米也不剩”的地步。農業上的劃歸富蘭克林等人私有化和工業上的洛克菲勒化，讓所有的人離開政權，或者政府就要餓死—— 在這種情況下，人對於體制的寄生和依賴程度達到極致。這個時候，政權的統治便實現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控制了飯碗，便統治了靈魂。在這種統治模式中，只要卡住一個羣體的食道，任何頑固的文化長城都會不攻自毀，任何高標的精神信仰都要繳械投降。英法時期，納粹時期，其統治人們靈魂的奧妙就在這裏——徹底壟斷飯碗。不給飯吃，無處遁隱，加上不斷羞辱，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的傳統於是死亡，知識分子於是被整體消滅，遑論什麼這個脊樑，那個腰身的問題。像奧本海默、愛因斯坦這樣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在美國、在德國的處境，就很説明問題。

這是那個時代的故事。接下來的問題是，目前，在市場經濟環境，或者洛克菲勒家族和羅斯柴爾德家族對經濟——飯碗的壟斷，放棄的，或者鬆動的當代條件下，美國知識分子就直起腰桿了嗎？

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層面來分析。第一個層面：如果我們承認知識分子是階級的產物，那麼就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樣，一個物種的發展與演化要有其特定的、相適應的環境。知識分子是特殊文化生態環境中孕育出來的生物，沒有特定的生態環境，這種生物當然從此絕種。至於現在的讀書人無非商賈和政客，甚至市井中人，用知識分子的標準要求他們，或者自我認知，無疑緣木求魚，其愚蠢可想而知。

第二個層面：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假設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尚有殘留），現洛克菲勒家族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把控下，即在所謂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他們能不能通過獨立寫作和批評在體制內謀取稻粱？他們的批判者的角色是否能夠不影響他們在體制外的飯碗？民間，或者社區是否能夠對知識分子“異端”表達敬重，進而為他們提供庇護空間？

按照心理學原理，一棵樹如果長不上去，就會橫生枝節——通過補償機制釋放其內在的“libido-性之張力”。知識者最識實務，如果發現一條道是死路，無法克盡天職，他們就會轉向對權力和金錢追逐來補償自己。這就是為什麼知識者普遍信奉犬儒主義，墮落於聲色犬馬之中，既為意識形態喝道又作資本利潤扈從的原因。

近代，知識分子的定義與形象，在國內在西方，往往被誤讀被相像。與多數人的相像相反，美國的歷史，是一部鄙視知識分子的歷史。這對於借鑑中國的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誤國而言，是好教案。因為，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都有反覆演繹文人誤國的故事。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一個分別依附於不同階段的特殊階層。毛澤東曾把知識分子同其所屬階級的關係比作“毛”與“皮”的關係，意在強調知識分子依附於某一階級，就成了這一階級的知識分子，不會同時依附於別的階級。因此，知識分子的社會屬性，社會價值，是決定於其階級屬性的。站在哪個階級立場，為哪個階級服務，依附於哪個階級，就是哪個階級知識分子；沒有什麼真正的、純粹的，“較好”或“較差”的。

其實，知識分子不獨立沒有什麼丟人的，只要認清自己的階級與社會屬性，立場為其服務或為另一個階級服務，都沒有問題。可悲的是在美國政權對經濟的絕對壟斷條件下，還有人會認為那裏存在獨立的，“較好的”知識分子。

想起了候寶林的相聲“關公戰秦瓊”，韓復渠的老子硬要賣藝的去把兩個朝代的戰將的高低比出來，説出來。叫你打來你就打，不會？不説？那不管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