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我這輩子，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_風聞

2018年2月6日凌晨，饒宗頤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道路，與世長辭。也許在這個時代“大師”是個讓人不得不謹慎使用的詞彙，但稱饒宗頤為大師，沒有人會覺得突兀。

饒宗頤先生，1917年生於廣東潮安，出身書香名門，自學而成一代宗師。其茹古涵今之學，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書畫金石，無一不精；其貫通中西之學，則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臘楔形，楚漢簡帛無一不曉。

人謂‘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錢鍾書説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説他是‘心目中的大師’，法國漢學家説他是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當代最偉大的漢學家，一代通儒。

季羨林先生認為饒先生“涉及範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並世學人中並無第二人”；並直言“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他。”

許嘉璐先生則斷言：“他是中華傳統文化呈現於20世紀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説：50年之內，不會再出第二個他！”

饒先生是第一位講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學者；第一個系統研究殷代貞卜人物；他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於世，又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一人；他是撰寫宋、元琴史的首位學者。這些領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等13大門類，他出版有著作60餘部，論文400多篇，著述3000萬言，僅《二十世紀饒宗頤學術文集》浩浩12卷，就達1000多萬字。

先生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6國語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有的在其本國亦少有人精通，而饒宗頤先生以中國人，卻能通乎異國“天書”。他還精通古琴和中國音樂史，中國書法、繪畫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

1962年，年方45歲的饒宗頤，即榮獲號稱“西方漢學之諾貝爾獎”的法國法蘭西學院“儒蓮獎”；此外還榮獲法國文化部文學藝術勳章、香港海外文學藝術家協會授予的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和國學大師榮銜，以及香港大紫荊勳章。

由於他幾十年來致力於推動中國學以及漢學發展，促進中國學在海內外的推廣和交流，2013年3月23日，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授予饒宗頤“世界中國學貢獻獎”。2014年1月，饒宗頤先生當選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

饒宗頤治學70餘年，足跡遍佈五大洲，他先後在新加坡大學、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法國科研中心、法國遠東學院、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從事講學或研究，學生、弟子遍佈全球。

事實上，饒宗頤既非學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濃厚的文化薰陶、自學成長的大學者。

饒宗頤出生於廣東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為當地知名的考據學家、工商金融界名流，饒鍔四兄弟都開了發行錢票的錢莊，週轉海外僑匯和國內軍餉，幾代皆為潮州首富。

饒家不僅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更是深厚。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喜愛西洋建築的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受父親影響，饒宗頤時常浸泡在此，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早已爛熟於心。

家學淵源和富裕的家庭條件，使饒宗頤從小便擁有了大多數人望塵莫及的學習條件，當其他孩子都步入學堂讀書的時候，饒宗頤感覺學校的教育並不適合自己，總感覺學校教的“太膚淺”，他寧願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裏自學。這位後來學富五車的漢學大師，是一個連初中都沒畢業的少年。

他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是自己的父親。饒鍔做學問是按照清朝樸學的路數，對詩詞歌賦和佛學皆感興趣，並寫過一本《佛國記疏證》，為佛學經典《佛國記》作注，年幼的饒宗頤充當父親的助手，為其抄寫整理，直到晚年，他仍然能背誦《佛國記》的一些段落。

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饒宗頤打下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根基，培養了超強的自學能力，可謂一目十行，過目不忘。雖然再未獲得正式學校文憑，也未曾留學海外，但後來卻在海內外二十餘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國語言，還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文字，皆得益於他的自學能力。

在成名後，曾有人問他，為什麼能夠成為這樣一個“超級大師”？

他説超級大師不敢擔，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上大學，“因為大學能夠學到的只能是一兩個門類，但是父親給我打開的天空、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按照中國傳統的做學問方法，其實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不幸的是，饒鍔為編纂一部專以網羅潮州歷代文人學者的詩文學術著作及地方歷史文獻的大著作——《潮州藝文志》，花十年之功，大索遺書，鈎稽排纂，在即將編完的時候，終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才15歲的饒宗頤，沒有讓父親的心血之作爛尾，而是秉父遺志將其完成，並連載於嶺南大學的《嶺南學報》。

這部採用新材料、新體例和新方法編撰的著作，連同他後來在核心刊物《禹貢》上發表的多篇文章，引起學界高度關注。1935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創建了廣東通志館，委任著名學者温丹銘為主任，温老先生隨即舉薦饒宗頤，將這位年僅18歲、初中肄業的才俊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

當時中大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那段時間，饒宗頤幾乎將館裏收藏的所有地方誌都看過，這段編纂地方誌的經歷，對於他後來學問多面開花起到基礎性的影響，後來他編寫的《廣東易學考》，就直接得益於此時豐富的地方誌藏書資料。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佔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澄江。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雲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

饒宗頤後來常説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緣分，因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場大病，他的命運從此發生轉折。

王雲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他發明了一套四角號碼，用來查甲骨經文，後又想在此基礎上編一本八角號碼的《中山大辭典》，年輕有為的饒宗頤成了他的助手，幫助做一些圖書記錄工作，這也使饒宗頤第一次接觸到許多經文的甲骨書，從此開始對古文字產生興趣，並研讀大量的經史子集。

葉恭綽是有名的書畫家與收藏家，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建國後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當時，葉恭綽正在編《全清詞鈔》，他請饒宗頤幫忙收集清詞，這段經歷讓其對詞有了更深入的瞭解，為後來的詞研究打下基礎。

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這一年也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轉折年。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而他的家屬、孩子都留在了潮州，他後來回憶道，“要是當時回去的話，我現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從1952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中國的學者沒有地位，直到離開港大，他仍然只是講師，沒有評上教授。按他的話説，“因為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在他對身外浮名並不看重，在學術的天地裏，自得其樂。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與大陸學者相比，身處香港的他，不僅沒有因為各種戰亂和政治運動中斷學術研究，甚至還可以接觸到海外的漢學研究。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裏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並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後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後，他又在法國、意大利等地，陸續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饒宗頤終於出版鉅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此書一經出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發表評論，並加以推介，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因為這部著作的發表，1962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也因此，饒宗頤（號選堂）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分別號雪堂、觀堂、鼎堂和彥堂）並稱為“甲骨五堂”。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將其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與錢鍾書並稱“南饒北錢”，但正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風生水起的時候，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掃校園，而錢鍾書在五七幹校勞動或翻譯《毛澤東文選》。

文革中大陸的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在滿世界留下了腳印。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出現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了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從一個領域跨到另一個領域，且在許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成績，這不能不説是託香港之福。

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根據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説，“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遊子”。

2009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十四卷二十冊，超過一千二百萬字，包含專著八十餘種，論文一千多篇。學者稱其“業精六學、才備九能”，他則以“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這樣氣勢磅礴的對聯，來表現其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則致力於中國精神史的探求。季羨林曾評價他最善於發現問題，絕不固步自封，隨時準備接受新的東西，饒宗頤則説季老懂我。

王國維曾把“新發見（現）”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陳寅恪則説，“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饒宗頤對新材料、新證據的重視和掌握，讓人吃驚。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遊，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地下發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饒宗頤對國外的考古發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國內一些偏遠地區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而他則無不注意。

事實上，人們將饒宗頤與季羨林並稱不無道理，他們兩人皆通曉多國語言，研究領域皆極為廣泛，在梵文、吐火羅文、敦煌學、佛學等領域有交叉研究，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兩人惺惺相惜，互相評價甚高。

有人説，饒宗頤鑽研的學問，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艱深的語言寫就的。他在40多歲學習梵文，60歲以後，學同樣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這些都是為了能直接讀懂最原始的經典。

説起他學習梵文，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在港大教書的時候，因為已經出版了甲骨文專著，一位北大的學生向他請教問題，這個人是印度駐港領事館的一等秘書白春暉，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後來尼赫魯訪華時他還擔任翻譯。

很快，饒白二人成了朋友，饒宗頤要他教其梵文，此後又隨其前往印度遊學，他的足跡遍及印度南北，得以對梵文佛經有深入研究，僅僅一年之後，他就被聘為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和永久會員。

同時，他與法國漢學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閲讀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落後於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一口氣。不久他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

1978年前後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一書，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而《敦煌白畫》一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這兩部著作的問世，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還是敦煌學研究，饒宗頤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證據，他的習慣是每一個問題都要窮追到底，去學習不同的語言文字，也正是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來，“這個過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罷不能。我的求知慾太強了，這個求知慾吞沒了我自己。”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17年，讓她最難忘的是饒宗頤永遠對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顆童真的好奇心，“正因為每天有了這一顆好奇心，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

饒宗頤經常説，“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他風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識海洋裏的“兩棲遊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裏，到了下午説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着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越是沒有人去過的地方，沒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沈建華介紹，饒先生的寫作通常是同時寫幾篇文章，並駕齊驅，比如説上午寫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許寫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簡帛，遇到問題就放一下，等到把這個問題想通了，再繼續寫。

“有的文章幾天寫完，但是有的文章積累了三十年，像《漢字符號》這本薄薄的小書，他積累了三十年，一點一點寫。”所以，在她看來，雖然饒先生的文集已經出版，但是還有一些舊稿沒有發掘整理出來。

不少人將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相比，認為他們在治學上既博且深，在許多領域開風氣之先，但王、陳二人皆沒有饒宗頤在藝術上的成就。

饒宗頤精通古琴，善於詩賦，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隨年歲日長，他的書畫作品越來越精到，已經呈現出一種與前人全然不同的風貌。2003年饒宗頤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在香港大學建成饒宗頤學術館，這裏掛滿了他的各類書法和繪畫作品。

有人評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磨鍊，師古人，師造化，得心源，他在技法上已經從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與人生觀，也圓通無礙地融在畫中，使其畫作成為了傳説中極其罕見的學者畫。因為熟悉甲骨學、敦煌學，在他的書法之中又融入了許多古文字筆法。

饒宗頤平生最欽佩莊子的“參萬歲而一成純”，這句話出於莊子的齊物論，齊物論的主要思想是將多與少、一萬年和一瞬間，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萬年的精華提煉為純度很高的一瞬間。

饒宗頤在書畫創作上也運用了很多齊物論思想，比如説在一般人看來，臨摹畫和創作畫是兩碼事情，但是從齊物論思想來説，他認為，臨摹本身就是一種創作。他在臨摹過程中，也有自己的構型、用筆，每一筆是他自己創作出來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饒功”,是一種瑜伽，一種打坐方法，有空就會在家練習。他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我閉眼的時候，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幾萬年、幾千裏之外，此時我同天地融為一體，我已敲開了莊子的門。

可能正是因為對老莊和佛學的參悟，讓他對生死有超越性理解，也是他長壽的秘訣。曾有人問及他對王國維的評價，他説王國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這對他做學問乃至詞學創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

“首先，他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偉大，而且對於叔本華的哲學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其次，王氏對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對道教也缺乏瞭解，不知道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所以，王氏做人、做學問，乃至論詞、填詞，都只能侷限於人間。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

他認為，陶淵明比王國維要明白得多，陶淵明生前就為自己寫下了“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的輓歌，由人生聯繫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國維學康德，對其精神並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講境界，講到有我、無我問題，雖已進入到哲學範圍，但無法再提高一步。王國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問中，再加入釋藏及道藏，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他常對人言，做學問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態，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

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

而我就靠在樹底下

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

我就猛然撲上去

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而已。

（原載“歷史研習社”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