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我採訪了11個記者 文 | 範雨素_風聞

【正午跋】2017年4月，《我是範雨素》一文在正午發表，引起了廣泛傳播，這稱得上去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在那之後，很多媒體希望採訪範雨素，她拒絕了很多，接受了一部分。她從自己的角度，寫下了和這些記者的交談。你會再一次發現，範雨素是一個很特別的寫作者。

2017，我採訪了11個記者

文 | 範雨素

2017年，我因偶遇了一場沙塵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網紅。有很多記者採訪我，我接受了其中11位。因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們採訪了我，我也採訪了他們。

這11個記者中，老家在四、五線城鎮的七個，其中女性三名，男性四名。剩下的，來自發達農村的一個，來自發展中農村的三個。農村出身的女性一個，男性三個。和名人蔡崇達在《皮囊》中寫的一樣：中國的媒體是小鎮青年撐起來的。

就好像食物鏈一樣，大城市人不幹的活，小城鎮青年幹。小城鎮青年不幹的活，農民工全乾。這幾個記者，都是新新青年，年齡小。最大的30歲，最小的24歲。

這11個青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來自農村的記者。因為我和他們出身相同，我們在一起時，説的話多。

先從第一位來自發達農村的記者談起。我叫他劉興，他30歲，來自一家民營媒體。他從本省排名第一的大學畢業，從業快十年了。劉興對我説，他特別能吃苦，也很會賺錢，已經在一線城市買房了。有一次，去一個新聞事件現場，現場已被武警嚴防死守了，進不了一個人了。但他需要新聞圖片。他背上攝影器材，從一樓的下水管道爬到七樓的樓頂，拍到了圖片。

他為了取得我的信任，先和我聊了會傅山的書法。屈原的詩。《楚辭》《詩經》……把我震得腦子嗡嗡響，才切入正題採訪。

第二位記者，我叫他韓山吧。他來自發展中的農村，也就是貧困的農村。他臉長得胖，手也長得像包子，圓鼓鼓的。他畢業於本國排名第一的大學。在國營媒體上班。是文字記者。

他很聰明，用了我不會拒絕的方法，約到了我。

我們在黃昏見了面。那條街上沒有咖啡店，我們想找個飯店坐下來談談，可每個飯店裏的聲音都比菜場嘈雜。最後，我們坐在一家寫着“正在裝修”的店鋪門口的台階上，開始了採訪。

可是，我發現，他對採訪並不熱衷，只是呆呆地望着天上緩緩升起的下弦月。有一搭，無一搭地和我説話。

他説他心情一直不好。他上大學時，父親以他為榮。逢人就説，兒子考上了本國第一的大學。可他大學畢業後，掙的工資也不高，他父親現在也不喜歡他了。

他不需要和我見面，就能寫好報道。可他們雜誌社規定，要發稿必須要見到採訪對象。所以，他才想了辦法和我見一面。

我説：“你爸爸這人不咋樣，太勢利了。”他生氣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説錯話了。他爸爸不好，只能由他自己説，我不能説。我想向韓山道歉，可年齡大了，又拉不下臉説抱歉了。

於是，我陪他看了看天上的下弦月。和他一起發了一陣感慨，説在北京買個房子，就好比登月一樣難。

然後，就揮手再見了。

第三位來自農村的記者，是唯一的女孩，也是貧困農村的。小女孩是從本省排第一的大學畢業的。她很聰明，有一雙忽閃，忽閃的大眼睛。當她望着你時，你就會感覺到自己無所遁形。她長得和少年的我一樣。

我平時對自己的要求，是在腦子裏給自己設置一個“靜音”模式。因為，我個子矮，只有1米5。人家都比我個子高，目光平視過去，根本看不見我。我就像穿了神仙發的隱身衣。因為是隱身的，便不能出聲。所以，我為自己設置“靜音”模式。

這次，面對這個也不怎麼説話的記者女孩，我看到了少年的我。我決定補償少年的我，我的少年天天在過苦日子。

於是，我把腦子裏的“靜音”模式，轉換成“萬言千詞”模式。我對這個叫李蘭的女記者説了五、六個小時的話。説得詞源倒峽，滔滔連篇。全是侃侃忠言。我一直對着李蘭記者説到“口乾舌燥，詞源枯竭”狀態。

我積極配合了李蘭記者的工作。

這四個出身農村的記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安。他也是出身寒門，從本省排第一的大學畢業，在民營媒體上班。

他長得像閏土。樸實中帶着傻氣。他是做視頻的。今年28歲，已結婚了。

我説，你真不容易呀，農村出身的孩子們説媳婦多難呀！

他説：“對呀！”他媳婦太好了，沒要求買房，也沒要車，就和他結婚了。

他媳婦在他們家的地位，比英國女王要高。我連忙附和，是呀，要比俄羅斯女皇地位高才對。

我用要當個勞模的態度，配合周安拍視頻。

拍完了，我們閒聊了會。説到現在農民都過上好日子了。每個農民都有個醫保。解放前，好多農民都不知道得什麼病，就病死了，不明不白地病死了。現在農民有了醫保，得了病，都去醫院檢查一下。雖然，得了大病，還是看不起。但是，最起碼弄明白自己是得啥病死的，能死明白了。

這也很不容易了。看看歷史書，幾千年的歷史，只有現在的中國，才能死得明白。

我倆相對感嘆了一陣。我看他的手也和小包子一個樣。周安對我説，他的手是得了“凍瘡後遺症”。

他説，小時候，每天餓得發慌。冬天也到處掏鳥窩，找鳥蛋吃。年年長凍瘡。成年後，不捱餓了，但手有了“凍瘡後遺症”。我想起來了，韓山的手也得了個“凍瘡後遺症”。

我和李蘭的手，都不是腫的。我們小時候，手也得過凍瘡，但我們的手相對比男孩子活動得少。成年後，沒有後遺症。

我們又談了一會農村的現狀。周安説，他是89年生的，是超生的。小時候，每天爸爸媽媽領着他東躲西藏，躲超生罰款，過着游擊隊一樣的生活。現在，他拍的視頻，90%都是打假暗訪類。因為有童年的生活經驗，他的樣子和街頭混混，送快遞的，提灰桶的小工一個樣。走到哪裏，都不被人注意。

周安説，現在農村真好，不用交計劃生育罰款了，又不用交提留了（農業税）。

我説：“是呀，真好呀！比原來強好多倍。你經常拍暗訪視頻，要注意安全。”我們一起合唱了一首《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然後，揮手告別。

這兩天，又想到了這幾個年輕的記者。還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這些來自農村的記者，他們文能考上最好的大學，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們個個都是勤奮、踏實、敬業的。還個個都買不起城裏的房。

我的孩子，沒上過兩天學。14歲謀生。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才在城裏立足的。

還有那麼多送快遞的，做裝修的，收廢品的……這些農村青年生存是太不易了。

想着，想着，不禁淚流了滿面。

—— 完 ——

劉興、韓山、李蘭、周安均為化名。

題圖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