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衞戰：知其不可而為之_風聞

    丹麥記者何銘生（Peter Harmsen）曾服務於法新社、彭博新聞社、經濟學人智庫等國際知名媒體，早年曾在台灣大學學習歷史，1998-2009年在中國大陸生活和工作。何銘生2013年曾出版過《上海1937：法新社記者眼中的淞滬會戰》，該書出版後被《紐約時報》評為年度暢銷圖書，在歐美世界引起了較大程度的反響，一些歐美國家的讀者正是通過該書首次瞭解在1939年納粹德國閃擊波蘭和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發生在中國戰場的這場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戰事。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引進出版了何銘生的《南京1937：血戰危城》。這本書的意義同樣重大。書作者耐心的梳理了包括《拉貝日記》等1937年的那個可怖冬日裏，見證了日本獸軍暴行的歐美人士寫下的見證著作，以及中方、日方民間和官方提供的記述資料（特別是以往很少出現在中方民間和官方著作中的日本著作），無可辯駁的揭露了日本軍隊1937年12月-1938年1月的六個星期時間內，在南京實施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書作者指出，僅以南京大屠殺為例，侵華日軍的所為，其殘暴和險惡程度就大大超過了納粹德國對於猶太人及德佔區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施虐烈度。

這本書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介紹了南京大屠殺之前延續了五個星期之久的南京保衞戰。這場保衞戰的奇特之處是，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對於如何保衞南京，如果堅定保衞如何投入足夠的軍力和軍械，在保衞戰同期如何撤出民眾，如何設計必要的撤軍路線（南京保衞戰之前，淞滬會戰失利後，國民政府軍隊的撤退毫無條理和秩序，因此演變為一場巨大的逃亡災難）等等關鍵問題，毫無章法。蔣介石出人意料的選擇了他的高級將領中指揮水平最差，也基本上不具備對於抗戰軍民有着道德感召力的唐生智作為保衞戰的指揮官。參與到南京保衞戰的軍隊，主要是從淞滬戰場上撤下來的潰兵的集結部隊，以及部分川軍等地方軍閥的部隊，他們的使命主要是為了避免國民政府背上撤出國都不戰而退的罪名。誰都沒有想到，這樣一些部隊可以抵抗日軍精鋭部隊如此之久，更沒有想到，英勇抵抗等來的是日軍對於平民的空前暴行。

                      （圖：唐生智）

《南京1937：血戰危城》這本書開篇就指出，在淞滬會戰落敗以後，其實國民政府的高層就完全清楚南京將無法守住，蔣介石已經在啓動西撤到重慶及武漢的進程。當初選擇在上海進行會戰，某種程度上是蔣介石有意為之。書中分析認為，蔣介石的考慮是：首先，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有着眾多的外國機構、商户和平民，日軍的作戰行為很可能因此引發西方輿論的譴責；其次，長江三角洲的豐富河道地形會導致日軍坦克難以通行，還能提供更多保護，使得中方部隊免遭日軍飛機的襲擊；第三，讓日軍就此陷入曠日持久的漫長作戰。淞滬會戰以日軍在杭州灣突然登陸，切斷中國軍隊後路而導致態勢扭轉。國民政府在所謂的黃金十年武裝起來的德械精兵，在撤退中演變為大潰敗。

“沒有任何詳盡的計劃來指導撤退行動如何進行，沒有為每支不對指定具體的撤退路線，也沒有時間表，其結果便是大家為了活命而瘋狂掙扎。三個月來曾經肩並肩作戰的士兵為了逃命而成了競爭對手。”

與之同時，日本政界和軍界圍繞應當如何進行中國戰事，原先一度巨大的分歧開始有所彌合。主張從上海儘快西進，通過襲佔南京，而迫使蔣介石政府下台的鷹派佔據了優勢。

危險正在襲來。白崇禧、張羣以及國民政府的德國顧問都反對固守南京。而蔣介石信賴的幕僚劉斐則堅稱南京應當堅守，以維持整個國家的士氣。蔣介石優柔寡斷，他作出的最後決定是進行“戲劇性的最後一戰”，為了宣傳目的。這就決定了南京保衞戰中投入戰場的，不會是最可能起到保衞作用的、裝備良好的國民政府軍隊，而是徵調自四川等地的雜牌軍。蔣介石此舉也是為了削弱地方軍閥的力量，畢竟國民政府不久後就會遷往西部。書中不無諷刺的寫道，向着南京、太湖方向行進的川軍，遇到了西撤的國民政府中央軍，“那支部隊衣着齊整、裝備良好，似乎根本就沒有經過戰火的洗禮，反而看上去好像剛剛離開了軍營，吃飽了肚子，精力充沛。許多川軍士兵心頭都在問着相同的問題：難道我們就該冒着生命危險去確保他們這些士兵撤離嗎？難道他們不比我們更有戰勝敵人的優勢嗎？”

儘管如此，川軍等地方軍隊，仍然義無反顧的抵達了作戰目標。與過去相比，這些軍人開始擁有使命感，為了自己的祖國而戰的緊迫感。他們共同的名字是中國軍人，所以無怨無悔的去履行並不公道，也沒有精明指揮的作戰使命。

應該説，向着南京進發的日本軍隊，進軍速度在當時有所遲緩，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糟糕的天氣狀況，影響日軍的重型武器裝備；二是從上海出發的日軍，一路打下了蘇州等地，每到一地，就是一次“洗劫盛宴”。兩相結合，日軍在追擊中國國民政府軍隊的過程中，愈發顯得疲憊和焦躁。

留在南京的主要是這座城市的窮人，還有軍人。國民政府儘管下了文件要疏散南京的婦女和兒童，但政府西遷調用了所有的船隻和車輛，所以，能否離開南京，還是由不同民眾的經濟實力決定的。國民政府軍隊招收的士兵，多是貧民子弟。可以認為，擔負着守衞國民政府首都這樣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就是窮人。書中記述了一個有意思的細節説，有從上海回來的傷兵要去國立中央醫院，但沒有錢，而三輪車伕免費送他。這是因為愛國主義情感首先使得窮人武裝起來了。

南京城本來有其天然屏障，如東邊的紫金山，以及南邊的雨花台。書作者不無惋惜的指出，由於保衞南京的部隊是從其他省份抽調，所以無法將這些天然屏障和人造防禦工事很好的結合起來，從而削弱了防守的嚴密性。儘管如此，國民政府保衞軍仍然不惜犧牲的抵禦日軍。

《南京1937：血戰危城》書中援引戰爭的日方親歷者的話指出，日方在發起侵略中國的動員過程中，將侵華描繪為解放中國、擺脱西方控制的光榮使命，所以自上而下灌輸的是拯救觀念，這種觀念很快就因為與事實之間呈現出巨大悖謬。使命感破碎的日本軍隊，隨即將怨氣發泄在了中國平民身上；很顯然，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也讓日本的士兵丟掉了任何意義上的道德約束，散發出其本性中最骯髒的一面。

書中還引用了1937年12月11日，即南京徹底淪陷而陷入野獸暴行的那一天，作為當時中國最高軍政長官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的內容。蔣介石對於顯而易見的軍民慘遭屠戮，流露出的仍是平靜，仍在自欺欺人，只要“有了正確的精神”“戰敗則可轉敗為勝”。他仍然視延安是最大對手，害怕延安將南京失陷轉換為做大的機遇，然後將抗日戰爭演變為西班牙內戰。

《南京1937：血戰危城》這本書也用了相當的篇幅去控訴日軍在南京的殘暴行為。這場暴行帶來的一個連鎖反應是，希特勒決定拋棄中國，而將與日本的合作提速。而與之同時，斯大林大大方方的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軍事援助，多達904架飛機、1516輛卡車、1140門大炮、9720挺機槍等，還有相當數量的飛行員。雖然蔣介石對於美國和英國仍然對於日本侵華袖手旁觀感到極度失望，但中國沒有被這場失敗所打垮。順道提一句，那些在戰爭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野獸，在二戰戰後，一批人經由東京審判而處決或判刑，另一批人則成為了蔣介石的座上賓。

所評圖書：

《南京1937：血戰危城》

作者：（丹麥）何銘生（Peter Harmsen）

譯者：季大方、毛凡宇、魏麗萍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