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關係曖昧受歷史與現實因素使然_風聞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洋】

日台關係曖昧受歷史與現實因素使然

“本店正在受理2018年台灣東部地震捐款——店主”

昨天，筆者在學校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偶然看到了這樣的告示。自2月6日深夜，台灣花蓮縣發生6.5級地震以來，日本民眾紛紛在網上應援台灣，像這樣的募捐在東京其他地方也能看到。

事實上，類似這樣的募捐活動並非是日本政府主導，而是日本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有媒體報道稱，日本民眾之所以對花蓮地震如此關注，主要是為了報答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台灣民眾的熱情踴躍支援（據統計台灣捐款數最多，為200億日元）。

誠然，在人道救援方面，不應存在任何意識形態或世俗偏見。但是，如果回想1895年《馬關條約》後日本對台灣長達將近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殘酷的侵華戰爭，那麼時下日本與台灣如此友好的氛圍不禁令人感到費解，畢竟現在距離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不過七十餘年，日本右翼政客在歷史領土問題上的叫囂仍不絕於耳，曾經的痛苦記憶也還不能稱之為遙遠。

因此，本文擬通過對1945年戰後日本與台灣發展關係（以下簡稱日台關係）的梳理，來探究當下日台之間如此曖昧不清的原因。

戰後日台關係的起源

戰後至今的日台關係始於1952年的《日華和平條約》，並以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為界，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者是1952-1972年，即日本與台灣之間擁有“官方外交關係”；後者則是1972年至今，即日本與台灣斷交且沒有任何“官方外交關係”。

如果進一步劃分的話，則可分成三個時期，即1952-1972年、1972-1991年、1991年至今，也就是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冷戰的終結為時間點。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則是由中國內戰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因此正如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呂耀東指出的那樣，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僅是一種民間關係，是隸屬於中日雙邊關係的一種對外交流形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向全日本發表《終戰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此後，以美國為首的盟軍進駐日本，開啓了長達7年的對日佔領（1945-1952）。

佔領期間，日本在美國的要求與協助下，重新制定了憲法，並於1947年5月3日起實施，在《日本國憲法》中寫入了“日本國締結的條約及已確立的國際法規，必須誠實遵守之。（第98條）”儘管憲法中有明文規定，但是結合此後至今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可以看出，憲法規定並沒有被充分遵守。

日本戰敗投降後，中國又經歷了4年的國共內戰，最終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0月1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敗走台灣，繼續維持中華民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執政理念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在“一箇中國”問題上雙方是有高度共識的，並不存在所謂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換言之，雖然國共內戰結束後，出現了兩個政權，但對於國共兩黨而言，台灣歸屬中國是無可非議的。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不久，東西方冷戰開始（1947-1991），此後又爆發了朝鮮戰爭（1950-1953），在美國的慫恿推動下，於1952年4月28日恢復國家主權的日本政府與蔣介石方面簽署了《日華和平條約》，由此確立了日台之間的“外交關係”，而該條約則成為了戰後日台關係的起源。

美國當時要求日本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不僅是為了配合其東亞政策的實行，而且也是出於冷戰反共的需要。同時，《日華和平條約》簽署之際，朝鮮戰爭尚未結束，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事實上，當時日本方面對於和台灣簽署條約存有疑慮，一來若與台灣簽署條約，則意味着將不能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二來，與中國大陸廣闊的市場相比，台灣過於狹小，與之建立關係得不償失。

不過，時任首相吉田茂卻主動追隨美國。吉田在1951年12月24日的一封致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信中表明，日本政府將與台灣當局簽訂合約，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約、建交的政策方針，並宣稱《日華和平條約》不僅適用於台灣當局所控制的各個島嶼，也適用於“將來進入其統治下的一切領土”（即第一次吉田書簡）。由此可見，吉田政權積極配合美國，並且支持蔣介石方面反攻大陸。

1952年《日華和平條約》的簽署，在筆者看來主要產生了3方面影響。

首先，該條約為戰後日台關係奠定了法理基礎，使得日台官員可以相互往來、相互設立常駐辦事機構等。

其次，該條約間接限制了此後日本歷屆政府的中國政策的自由度，與中國大陸僅能維持經貿關係，而不能發展政治外交關係，即“政經分離”。

最後，該條約直接拖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進程，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算起，日本與蘇聯恢復邦交正常化用了11年（1956年《日蘇共同宣言》）、與韓國恢復邦交用了20年（1965年《日韓基本條約》），而與中國恢復邦交正常化則用了長達27年的時間。因此，如果沒有《日華和平條約》的話，那麼中日兩國間的發展關係將會更加快速順利。 

穩定與摩擦並存的日台關係

雖然《日華和平條約》為戰後的日台關係確定了法理基礎，但從1952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這20年裏，日本歷屆政府在處理與中國大陸、台灣的關係上，並非完全一致。

吉田茂政權（1952-1954,注:吉田政權較長,此處以日本恢復主權劃分）促成了日本與台灣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互設“大使館”等。1952年4月28日，《日華和平條約》在台北簽署，蔣介石“以德報怨”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款，由此獲得了日本民眾的廣泛認可（1972年中日建交時，中國大陸也沒有要求日本進行賠款）。蔣介石在接見日方代表團時表示，要與日本共建東亞和平等。由於當時日本尚未完全從戰爭的廢墟中走出，所以吉田政權時期的日台關係並不十分密切。

鳩山一郎政權（1954-1956）時期，日台關係出現摩擦。鳩山一郎與吉田茂素來不和，用日語來形容兩人關係的話，就是“犬猿”關係。鳩山上台後調整了吉田緊跟美國的外交路線，轉而致力於發展與中國、蘇聯的關係。因此，在鳩山政權時期，日本與中國大陸的民間往來呈現上升勢頭，而且鳩山上台後曾表示“中共與台灣都是獨立的國家，日本希望分別與這兩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由此招致了台灣蔣介石方面的強烈抗議，令日台關係出現低迷。

鳩山後，日本迎來了石橋湛山政權（1956-1957）時期，由於在鳩山政權時期，日本與蘇聯恢復了邦交，所以石橋便把重點放在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上，並對中日兩國的民間貿易積極支持。然而，擔任首相僅2個月的石橋後因疾病便匆匆告別了政壇，所以其外交影響有限。

岸信介政權（1957-1960）時期，中日關係走低，日台關係高漲。岸政權具有濃厚的親台反華色彩，岸上任後不久便迅速訪問台灣，成為了戰後第一位在任內訪台的日本首相。事實上，1952年-1972年，日本僅有兩位任內訪台的首相，一個是岸信介，另一個則是他的胞弟佐藤榮作，而這兩個人又與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有着血緣關係，岸是安倍的祖父，佐藤則是安倍的外叔公。

或許正是因為岸政權濃厚的反華色彩，所以在其任內發生了著名的“長崎國旗事件（1958年4月30日兩名日本暴徒在中國產品展覽會上扯下中國國旗，被當場抓住，但岸政權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進行處罰並迅速釋放兩名暴徒，造成中日關係陷入低谷）”，由此造成日本與中國大陸的民間經濟、文化往來全部中斷。

池田勇人政權（1960-1964）時期，中日關係緩和，日台關係出現倒退。以“低姿態”“寬容與忍耐”為政治標榜的池田勇人在中日關係上雖然沒有跳脱“兩個中國”“政經分離”的桎梏，但至少要比其前任們走得遠一些。

1962年11月，日本前通產大臣高崎達之助率日本企業代表團訪華時，與中央外聯部副部長廖承志共同簽署《中日長期貿易綜合協定（簡稱LT貿易）》。在當時中日兩國沒有正式邦交的背景下，通過該協定，雙方互設聯絡處，利用政府擔保資金進行半官方半民間的貿易活動。藉助於LT貿易，不僅能夠深化當時中日兩國的經貿往來，而且LT貿易也能夠起到連接中日兩國政府的作用，進而有助於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

LT貿易簽署後不久，在日本又發生了著名的“周鴻慶事件”使得日台關係觸底。1963年10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油壓機械代表團成員周鴻慶借到日本考察的機會，本想叛逃至台灣駐日本“大使館”，但由於路線不熟的原因，誤入了蘇聯駐日本大使館。蘇聯方面最終將周鴻慶轉交日本政府處理，當時，蔣介石方面要求池田政權將周鴻慶交由台灣，但最後池田政權基於法律考量還是將周鴻慶移送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這樣一起外交風波，旋即引發了蔣介石方面的強烈抗議。1963年12月底，蔣介石方面接受“駐日大使”的辭呈並召回其他駐日“大使館”館員。此後，在台灣又發生了抵制日貨、抗日遊行等。1964年1月14日，日本駐台灣“大使館”遭到台灣民眾暴襲。

由於此時的日台關係瀕臨“斷交”邊緣，所以池田勇人派前首相吉田茂作為特使訪台進行溝通，才使得這場外交風波得以平息。1964年4月4日，吉田茂在訪台回國後，向蔣介石方面“秘書長”張羣致信，其主要內容為雙方達成的反共共識——《中共對策要綱案》予以確認（即第二次吉田書簡）。

佐藤榮作政權（1964-1972）時期，日台關係緊密，中日關係冷淡。作為戰後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佐藤榮作在任內並沒有積極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儘管在其政權末期也曾努力尋求與中國建交，但卻並非出於真心，更多的是受1971年“尼克松衝擊（1971年1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宣佈將要訪問中國）”影響。

1967年9月，佐藤榮作以首相身份訪問台灣，與蔣介石舉行會談（1975年蔣介石去世，佐藤曾親往台灣弔唁）。同年11月，蔣經國以台灣“國防部長”身份訪問日本，蔣經國的訪日標誌着日台關係的加強。

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前夕，佐藤政權妄圖保住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也進行了一定的干涉攪局，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佐藤下台後，中日邦交正常化在田中角榮政權（1972-1974）時期實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田中角榮曾派高級官員赴台説明情況，尋求台灣理解等。1972年9月29日，時任外相大平正芳在記者會上表示“作為日中關係正常化的結果，《日華和平條約》存在的意義終了。”當日晚，台灣方面發佈與日本“斷交”的通告。

1972年至今，曖昧不清的日台關係

基於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日本與台灣不再有任何“外交關係”，但這並不意味着日台之間的聯繫徹底斷開，事實上雙方在政治、經濟等領域依然藕斷絲連。

1988年蔣經國去世標誌着台灣的“兩蔣時代”結束，李登輝時期（1988-2000）開始，日本與台灣開始頻繁勾結互動。

這一時期，“台獨”教父李登輝多次發表媚日言論，美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歷史；日本右翼政客訪台或發表涉台言論，如1993年細川護熙內閣成員小澤一郎稱台灣為“國家”、1999年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以東京都知事身份訪台，成為日台“斷交”後首位訪台的知事；台灣高級官員訪日，如1990年7月台灣“立法院副院長”劉松藩訪日，1993年12月台灣“外交部長”錢復訪日、1994年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訪日、2010年王金平以“立法院長”身份訪日等。2001年李登輝還曾以接受治療為名訪問日本，儘管此前中國政府強烈抗議，但日本政府最終依然選擇放行。

李登輝後的陳水扁時期（2000-2008），日台關係同樣曖昧不清。比如，2004年台灣選舉期間，陳水扁遭遇槍擊後，日本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親自致電慰問、2006年陳水扁以“總統”身份會見到訪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台灣“行政院長”以避颱風為由停留沖繩並與沖繩縣知事舉行會談等。

此後的馬英九時期（2008-2016），日台關係可以用“政冷民熱”來形容。所謂“政冷”並不是説日台之間沒有了互動，回到了像池田政權時期那樣冷淡的關係，而是説馬英九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堅定態度致使日台關係冷淡。2011年東日大地震引發核泄漏後，馬英九方面也及時禁止進口日本受災地區食品，也為日台關係增添了一層陰霾。“民熱”則主要指，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期間台灣對日本的捐款數目位居世界第一，近年來日本民眾訪台、台灣民眾訪日數量不斷攀升。

菜英文時期（2016-）的日台關係，若結合目前來看，則屬於曖昧上升期。蔡英文在還未上台前，就與日本政界有着頗多的互動。2009年3月，蔡英文以民進黨主席身份訪日，與自民黨、公明黨、民主黨（現為民進黨）高層舉行會談；2010年10月，安倍晉三以前首相身份訪日時，與蔡英文舉行會談，並且還訪問了台灣的“立法院”；2011年9月，安倍再次訪台，並與蔡英文、馬英九等舉行會談；2015年10月，蔡英文在訪日期間獲得了安倍晉三首相胞弟、眾議員議員岸信服的親自接待，並在東京都內與安倍晉三“不期而遇”。

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日台之間的互動就更為密切了。2016年，蔡英文贏得台灣地區選舉後，安倍政權在第一時間給予祝賀；2017年3月，安倍內閣總務副大臣前往台灣參加活動，成為1972年以來日本訪台最高級別官員；2017年10月，自民黨贏得參議院大選後，蔡英文還第一時間向安倍首相表達祝賀；2017年12月，自民黨籍國會議員鈴木馨祐在台灣出席活動時稱，由岸信夫牽頭的自民黨“親台派”組織正在研究制定日本版《與台灣關係法》的可能，並預計兩三年內取得進展，對此有台灣民進黨籍“立委”表達積極贊同，呼籲儘早立法。

由於蔡英文與安倍在歷史問題、政治外交理念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近年來日台關係呈現上升態勢，特別是蔡英文與其前任馬英九不同，她在釣魚島問題上態度並不強硬，並且解禁了日本受災地區的食品進口。

日台關係為什麼曖昧不清

通過以上對戰後至今日台關係史的梳理其實可以發現，日台關係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受《日華和平條約》的影響，使得關係發展迅速。雖然日本注重發展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但因該條約的關係，在政治外交層面則常常更加顧及台灣的感受。

1972年至今，中日兩國的“四個政治文件”儘管已經從法律上鞏固了兩國的政治關係，但由於日本政府始終未能遵守文件精神，使得日本與台灣依然維持了曖昧不清的特殊關係。具體而言，筆者認為日台相互勾結的手段可以分為如下3點：

第1，以非官方組織進行“官方”互動。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後，日本與台灣設立了許多協會，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如1972年12月，日本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在台北成立，台灣方面的“亞東關係協會”在東京成立，這兩個協會均肩負着“大使館”的職能。此後，“亞東關係協會”又在大阪、福岡、橫濱設立分支，而“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則在高雄設立分支，即扮演起了“領事館”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於2017年1月1日起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而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則於2017年5月17日更名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相較於此前模糊的表述，更名的目的是企圖提升日台實質關係。因此，日台之間的“外交關係”並沒有完全消失。

同樣是在1972年，日本自民黨內少壯派右翼議員組成“青嵐會”，其成員包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等。該團體的成立目的是反對中日友好、反對日台“斷交”，矛頭直指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

1973年3月，由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成立，至今依然發揮着影響。該團體成立之初約有150名成員，鼎盛時期將近300人，佔國會總數的40%。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道，在花蓮地震後，“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幹事長還曾向駐日代表謝長廷表達慰問。當然，類似的組織還有很多，日本與台灣藉助於這些民間組織進行着積極的“官方”互動。

第2，日本政府授勳台灣人士傑出勳章，鼓勵民間發展日台關係。

自1972年日台“斷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政府幾乎沒有授勳給來自台灣的人士。根據原朝日新聞記者野島剛的整理，從2005年起日本政府開始積極授勳台灣人士。比如，前台灣日文教育委員會暨東吳大學客座教授蔡茂豐，因長年推動日文教育而獲得“旭日中綬章”；台日經濟貿易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李上甲也獲得了“旭日中綬章”；2012年，台灣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集團前董事長辜濂松和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獲得“旭日重光章”；2015年，作為幕後安排李登輝訪日的彭榮次獲得了“旭日重光章”；台灣知名親日派財經人士、奇美企業的許文龍也獲得了“旭日中綬章”；2015年獲得“旭日重光章”的則是李登輝時期前駐台代表許水德，系台灣受勳者中級別最高的。由此其實可以看出，日本雖然不能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但是通過授勳給那些推動日台關係發展的人士，以此來達到長期強化日台關係的目的。

第3，加強日台經貿往來，給予台灣民眾特殊待遇。

根據日本外務省發佈的統計顯示，日本是台灣第2大貿易伙伴，台灣則是日本第5大貿易伙伴。日本與台灣在生物製藥、人工智能、環境保護等方面有諸多合作。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統計顯示：2012-2014年，日本進入台灣的直接投資流量分別為1.19億美元、3.3億美元、4.71億美元，並呈逐年上漲趨勢。同時，2014年日本對台灣投資項目數減少至488件（2013年為618件），但投資金額卻上升至5.49億美元，平均每個項目投資金額為112.5萬美元。日本加大對台灣的經濟投資，既促進了台灣島內的就業，也來進了日台之間的關係。

時下，蔡英文當局對於由日本主導的TPP也頗感興趣，似乎有可能參與進去。日本政府對於台灣民眾也給予了特殊的待遇，比如免籤、留學優惠等。這些小恩小惠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台灣民眾對日本的親近感，而日本流行文化對台灣社會的衝擊也增加了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好感度。。

當然，除了以上3點外，日台政治家對日台關係的重視程度也不容忽視。比如，吉田茂的兩封書簡在日台關係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岸信介、佐藤榮作以及安倍晉三對台灣的特殊感情，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反複製造“台獨”等。儘管這些在日本與台灣關係中未必能發揮主導作用，但卻有可能影響具體的政策制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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