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記】大年初七，鄰居熊大爺自殺了_風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雷望紅】

大年初七，正是闔家團圓的日子，鄰居熊大爺卻喝藥自殺了。

熊大爺的家境並不差，他有一子四女，平時與兒子住在一起，對老人也還可以，偶爾會與兒子兒媳發生點嘴角，但不至於影響到老人的日常生活，吃住都好。老人老伴早逝，孫子孫女都已成婚，家庭情況較好，孫輩和兒女們都算孝順。在我回家期間，看到他經常在門前走動，還和他打了幾次招呼，儘管老人的臉龐因病有些浮腫，但還未喪失自理能力，經常在外散步。不料，在她三女兒特意前來照顧他的次日清晨，他就選擇喝藥自殺。據村民推測，他是擔心過年即將結束，親人們紛紛要外出務工，為了不耽誤他們工作，選擇在此時喝藥。

熊大爺的死讓我想起了文二爺，他也是選擇了用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

2017年11月6日清晨，正是一週的開始，原本該去鄉鎮照顧孫兒上學的文二爺，在給親家打完電話請求幫忙照顧孫兒後，隨即喝農藥自殺，喝藥前將2萬元錢放在桌上用於喪葬，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文二爺69歲，是越戰老兵，有兩女一兒，均已成家立業，大女兒是90年代的大學生，經過多年打拼，已在北京立足，買房買車，有穩定的事業，對老人非常孝順，經常接老人到北京遊玩。二女兒嫁在鄰村，夫婦二人勤勞肯幹，哪裏能掙錢去哪裏，還購買新農村建設統一規劃的樓房，對老人也比較孝順。小兒子夫婦二人同樣勤勞肯幹，都在本市務工，已在市區買房。文二爺的老伴7年前去世，他一人種地，種有四畝大田作物，1畝多的葡萄，農業收入有1萬多元，加上他的軍人補貼，一年有2萬元的收入。可以説，文二爺在經濟上是較為富足的，完全不缺錢。他之所以自殺，主要是精神層面的問題。

文二爺的老伴7年前去世，在老伴去世以前，夫婦感情非常好，二人實行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文二爺主要負責田間農活，老伴負責家內家務。結果，老伴不幸因鼻癌去世，文二爺不僅失去了可以傾訴家常的伴侶，也失去了生活依靠。在老伴去世以前，他自己從未做過飯、洗過衣裳，老伴去世後，由於兒子兒媳要在外打工維持家計，老人要自己獨立面對生活，既要照顧自己還要照顧孫兒的飲食起居，生活的一切需要重新開始學習。由於不善於打理生活，加上思念老伴，他內心十分痛苦孤獨，逐漸將自己封閉起來，不願與人交流。儘管在外打拼的子女會經常打電話給他，但他總是報喜不報憂，將自己內心的孤寂隱藏起來，默默自我消受。直到11月，也許是難以承受孤獨，最終選擇自殺。

我們長期在農村調研，對老年人自殺現象多有關注。在老年人自殺集中的地區，主要是由於代際關係淡漠，子代將家庭資源集中投入到下一代身上，忽視父代的贍養問題，一些老人不堪慘淡的代際關係選擇自殺，自殺的節點一般是生病後喪失自理能力，或者與子代吵架之後。筆者的家鄉是老年人自殺的高發地，老人喝藥、上吊較為常見，自殺原因與已有研究基本一致。近些年來，村民經濟條件好轉，生活水平改善，老年人的收入機會有所增多，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有所提高，老人自殺數量減少。但是，文二爺與鄰居熊大爺當前的自殺選擇，仍舊不得不引發我們關於老年人養老狀況的一些思考，物質條件的改善能夠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他們空虛的精神世界卻成為壓垮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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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在村主力的老年人及其閒暇

我的家鄉位於江漢平原，土地肥沃，農業條件優越，是典型的魚米之鄉。從90年代起，由於難以承受沉重的農業負擔，年輕人紛紛外出務工，留下中老年人在家種田。即使2007年左右，家鄉風靡起葡萄種植，成為地方著名的“葡萄之鄉”，許多農户因種葡萄賺到錢，但種植主體仍舊是中老年人，不能吸引年輕人回鄉，他們仍然堅持在外務工。

隨着葡萄種植遭遇市場風險，大量村民退出葡萄種植，甚至放棄種地，中年人紛紛外出打工，以在本外地做小工為主。近些年來，地方房地產經濟發展繁榮，中年人基本上能夠在本市找到工作，日薪200元/天-250元/天，比起種地更加穩定，只是時間不自由。年輕人和中年人都選擇到城市務工，在村羣體就剩下了一些老人，他們成為村莊生活與勞動的主力。

由於中青年人外出就業，將村莊中各種經濟機會留給了老人，比如土地種植、撈魚摸蝦、為農業大户打小工等。如果種植大田作物，在全程機械化的情況下，純收入大約600元/畝，一位老人可以種4畝。撈魚摸蝦運氣好且勤快時可以掙10000多元，一個小組大約有2-3個老人會從事此項勞動。農業小工包括葡萄塑果、套袋，一天120-130元。再有一些老人會去撿芝麻、撿黃豆、挖半夏等。只要有勞動能力，都可以在村裏找到掙小錢的機會。若能力再強一些，還可以尋找到一些非農就業機會，比如一些60多歲的老年婦女，會到市裏的餐館洗碗、小區打掃衞生，老年男性則到附近工廠看門，一個月1500-2000元，工作相比於務農更加輕鬆，收入也穩定。

此外，老人還有國家養老金，子女每年節日和生日給的孝心錢，所以經濟上的問題都不大。老家老人都有攢養老錢的習慣，他們在子女成家立業以後，就會為自己謀劃，將自己的收入、養老金和子女的孝心錢攢起來，用於平時的生活與消遣，雖然錢不會太多，但是用起來會更自在順手。

總體上來看，家鄉老人的經濟問題都已解決，幾無日常生活感到困窘的老人。在解決養老的經濟問題以後，所面臨的就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他們的閒暇時間如何打發的問題。老人們最常見的娛樂方式就是打牌。儘管此前有一些老人嘗試過其他的娛樂方式，比如跳廣場舞、打腰鼓，但老年人蔘與甚少，一是觀念上放不開，總是覺得跳舞是年輕人的事，他們學習起來也較費力。二是身體懶得動，經常勞作本身就是一種鍛鍊，他們不需要廣場舞來舒展身姿。因此，只要有時間，他們更加願意打打牌來緩解緩解身體的勞累。

打牌作為一種公共娛樂活動，能夠以牌為媒介，增加老人們之間的互動，以此緩解部分老人精神的空虛，幫助老人度過餘生孤獨的時光。但是，打牌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將不會打牌和不願打牌的老人排斥在集體生活之外，使得他們成為村莊公共娛樂生活的邊緣人。貧乏的娛樂生活，將部分老人推向社會交往的空白地帶，使得他們斷絕與社會的聯繫，過早地進入“社會性死亡”狀態。即使有家人的關心與照料，有充足的養老資源，但缺乏社會交往的他們，極易變得自怨自艾，認為自己是家庭和社會的負擔，在無法承受內心的孤獨時，就會“理性”選擇自殺，安靜地離開這個世界。而當前鄉村社會的變化，使得打牌的公共性和交往性降低，鄉村娛樂的無聊感和虛無感增加，進一步削弱了老人晚年生活的意義感。

鄉村公共空間的衰落與空虛的老年人

在村裏沒有興建樓房之前，村民們會相約關係較好的朋友到家裏打牌，但是在建了樓房，尤其是在一樓堂屋鋪上地板磚之後，若在家裏打牌，弄髒家裏不易收拾，沒有人再願意將人聚集到私人房屋中打牌，要打牌只能到村裏的“牌鋪子”裏去。

“牌鋪子”實際上是鄉村中的雜貨店，俗稱“小賣部”，售賣零食、煙酒、日常用品等雜物，為了增加收入，老闆一般會兼營打牌的生意，專門提供打牌的桌椅、棋牌和茶水，針對牌客收取少許服務費用。

作為村裏為數不多的公共空間，牌鋪子承載了諸多功能，不只是售賣貨物、供人打牌的場所，還是村莊中的信息交流中心、閒話輿論中心和社會交往平台，除了購物的顧客和打牌的牌客，常會有許多閒暇村民坐在牌鋪子裏瞎侃神聊。晚上吃完飯之後，即使不打牌也會情不自禁地走到牌鋪子門前坐坐聊聊，打發無聊的夜晚時光，待到7-8點回家看會電視就睡覺。由於多重功能重合，使得牌鋪子成為村莊中最為熱鬧的場所，承擔了豐富村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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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農村經濟和鄉村交通的發展，小賣部的功能逐漸分離。由於小賣部所輻射的範圍有限，一般只能夠服務兩三個小組，因此採購的貨物量不多，商品不齊全。為了盈利，一般不會選擇有市場統一訂購價的品牌商品。而對於村民來説，他們有了提高生活品質的要求，更加傾向於選擇使用品牌商品，因此會常去鄉鎮大型超市購買物美價廉的品牌商品，小賣部中所銷售的“物次價廉”的商品逐漸在鄉村中失去市場，小賣部的銷售量越來越低。

村中的一些經濟精英看中村民消費習慣的轉變，開始在村中開設超市，通過售賣價廉物美的品牌商品，增加貨物的品種來吸引顧客，並擴大服務範圍。村中曾有一家小賣部，從1999年經營至2017年，售賣貨物兼營茶館，小賣部至2007年時生意一直都不錯。從2007年開始，小組內有一對中年夫婦在路邊自建房前開了一家超市，銷售幾百種商品，囊括了鄉村生活所需的各類物資，包括各種高中低檔零食、煙酒、鞭炮、油鹽醬醋、簡易五金、禮品等，服務範圍涉及四五個小組，對小賣部的生意直接構成了威脅，小賣部只有香煙還有點微薄利潤，其他商品多數時候日銷售量幾乎為零，主要靠打牌的服務收入維持運轉。

當鄉村中出現商品超市之後，促使購物與打牌二者功能實現分離，從而弱化了鄉村小賣部作為公共空間的功能。新開的超市只專注銷售貨物，不提供打牌服務，村民們買完東西就離開，不會逗留，超市老闆也無空招待，而小賣部則以打牌服務為主，銷售日用品的功能日益下降，由此使得鄉村小賣部的功能實現了分離。超市因品種齊全、服務範圍廣等原因，盈利能力較強，一家鄉村超市一年的收入可以達到8萬元左右，只有有經營頭腦的中青年人能夠經營運轉。淪為牌鋪子的小賣部只能依靠收取打牌的服務費用盈利，儘管開銷不大，但由於服務羣體主要是中老年人，不能收取過高的費用，以免影響牌客打牌的積極性，因此只有年紀大的老人才會願意維持利潤微薄的牌鋪子，收入是其次，主要是方便自己打牌。

我所在的小組一直有三家牌鋪子，兩家是60-70歲的老人開的，A店經營了18年，一直是小賣部，銷售貨物，兼營茶館，利用自家住房開辦，服務村中中老年人，收費2元/人；B店經營了10年，利用橋頭一家破舊的房屋開辦，服務中高齡的老年人，收費1元/人。兩家牌鋪子的共同點是，由於收入菲薄，一年不到10000元的收入，老闆沒有動力改變器具和環境。在失去商品銷售市場以後，A店的經濟收入直線下降，A店的麻將字丟失後老闆也沒有動力更新麻將，直接用其他的麻將配字。B店的凳子缺胳膊斷腿，燈光黑暗，夏熱冬涼，沒有廁所，老闆既不想也無力改變環境。

還有一家牌鋪子C店，由一對打工返鄉的中年夫婦開辦，是超市+茶館的模式，以超市貨架的模式銷售貨品，主營打牌服務，主要服務打大牌的年輕人，按照胡牌的賭資抽成，提供餐點。但這種模式也失敗了，由於二者合一，超市規模有限，不敵商品齊全的超市，因此在商品銷售這塊不掙錢。同時，打大牌又有季節性，只有年末和年初年輕人在家時，生意才好一些，其他時候生意慘淡，最終逼迫老闆娘再次外出打工，留下家中男人和老人在家看店。

A店的老闆於2017年初意外去世，其子女因收入太低且麻煩不願繼續開辦。曾在A店打牌的村民一時間沒了去處，每天無所事事倍感無聊，多次勸説老人的子女繼續開辦但遭婉拒，又勸説小組的另外一位老人開辦，該老人以難以打掃衞生為由拒絕。小組裏一位愛打牌的婦女見狀，遂嘗試開起來了專業牌鋪子D店，D店沒經營多久，就因老闆娘愛打牌、服務不周、捨不得借錢、收入低等原因關門停業。後來村民們實在沒地方去，又讓她重新開辦起來，但提高了服務費用，打花牌費用不變，每人2元，打麻將每人5元，用麻將機打大牌，每局抽成。由於服務費用較高，到D店打牌的羣體主要是中年人，以及少數經濟實力較強的低齡老人。

在村莊中，小賣部功能分化即銷售空間和打牌空間實現了分離。曾經的小賣部作為村莊公共空間的功能弱化乃至消失，牌鋪子只是一個打牌的地方，那些不打牌的老人不好意思再去牌鋪子消遣，以前可以藉助買東西的名義在牌鋪子逗留聊天，現在不打牌就不會再去牌鋪子，不僅那些不打牌的人失去了一個娛樂休閒消遣閒暇的場所，那些打牌的牌客也只是不斷地重複無聊的牌子，人際之間互動溝通的密度和深度降低，看似安靜的環境相比於以前小賣部中的熱鬧場面，實則更加無聊無趣。

在銷售空間與打牌空間實現分離之後，打牌空間又進行了再次分化，不同羣體選擇在不同的空間中去打牌，老人們只能去環境差的B店打牌，他們需要忍受昏暗的燈光、殘缺的桌椅、露天的廁所；中年人去環境較好的D店打牌，在D店，出不同的錢待遇不一樣，只有用麻將機的牌客才可以享受空調；年輕人去C店打牌，享受全程高標準的服務待遇，由此實現了羣體的區隔。

由市場供給鄉村公共娛樂的後果就是，作為鄉村生活主體的老人所享受到的服務最差，在市場邏輯之下，完全按照支付能力享受娛樂服務，那麼經濟實力最弱的老人只能被擠壓到最邊緣地帶。村裏為老人提供打牌服務的B店只能容納4-5桌牌，環境極其糟糕，由於不掙錢和服務麻煩，必然面臨着後繼無人的困境。待到B店無法開辦下去時，老人們就會喪失了娛樂空間，要想出來玩玩，就只能花費更高的服務費用到以純粹掙錢為目的的牌鋪子中打牌。

因此可以看到，在國家不介入的情況下，鄉村社會的發展遵循市場邏輯，牌鋪子的公共性降低，淪為具有區隔功能的經濟空間，不斷擠壓老人的娛樂空間和意義空間，而社會自主供給能力和調試能力又極其微弱，老人們的精神生活變得無處寄託。

文二爺在老伴去世後，從不打牌，在村莊中沒有去處，最終無法排遣內心的孤獨選擇自殺。熊大爺以前打牌，後來身體不適就再也不去牌鋪子了，又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只能一個人在門前踱步，在路邊走走，滿心淒涼。文二爺和熊大爺是想不開的老人，選擇以極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還有一些“想得開”的老人，由於缺乏有益的娛樂方式，他們又不打牌，會選擇去鎮上找尋找刺激。

對於當地老人而言，他們解決了養老的經濟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要滿足精神需求。儘管家庭是他們的港灣，但客觀來講，子代有子代的任務，不能時刻在老人身邊照料，也無法顧全老人的情緒，需要村莊社會來承擔和填充這一功能。村莊社會要為他們提供一片休閒娛樂的空間和多元的娛樂方式，填補他們內心的空虛，轉移他們的注意力，排遣他們的孤獨，增強他們晚年生活的意義感，以此降低他們選擇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或尋求非法刺激的可能。

鄉村振興與重振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又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系統闡釋。需要明確的是，鄉村振興，首要解決的是在村羣體所面臨的問題。對於大多數中西部地區的村莊而言，老人是在村主體，沒有老人，村莊就徹底空心化了，有老人存在，就存在各種治理需求，同時也將城與鄉勾連起來，因為有老人與土地，在城務工的年輕人在村莊還有牽掛，才會關心村莊的發展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老人即是鄉愁，讓老人過得好，年輕人在城市掙錢才會安心，城市中的寄居者才會對農村有着更美好的期待與盼望。因此，解決老人養老問題，是鄉村振興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事實上，對於大多數老人而言，經濟問題是其次的問題，精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需求，老人的消費水平低，依靠務農、養老金、子女孝心錢可以維持日常生活，如何安排閒暇時光、如何解決他們在病痛時期的心理障礙更為重要。

一些地區在這方面進行過有益嘗試，比如江浙等地農村早在多年前就全面推廣老年人協會，賀雪峯教授在湖北沙洋、洪湖也嘗試建立老協，對於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改善效果都非常明顯。老年人協會為老人提供一個可供娛樂的場所，老人們可以看電視、打牌、聊天、打球、跳舞、打腰鼓等，老協成為村莊中最熱鬧的場所，甚至吸納了中青年人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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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村莊中有一塊屬於老年人的天地時，能夠使得他們尋找到自己的位置，確認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們在集體互動中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和生活的快樂。在一些老人家庭地位低的地區，為老人提供專門的公共空間意義更加顯明，老人擁有專門的公共空間，就意味着在村莊中有地位，村莊中的地位可以傳遞到家庭中，由此減少家庭內部對於弱勢老人的邊緣與犧牲。

對於大多數中西部地區的鄉村而言，當前鄉村振興的當務之急，是拯救鄉村老人們的精神世界，為他們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增加他們生活意義感，降低他們生活的虛無感。這不僅對於老人具有重要意義，對於鄉村社會的維續與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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