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未能公開的《舌尖》拍攝內幕_風聞

​轉自@京城吃貨日記

注：

　　這篇報道關於《舌尖上的中國》。它獲得了編輯們不錯的評價，也得以變成鉛字出版，但尚未大量印刷，已經印出的一部分雜誌即被主管出版社統統招回銷燬。重印之後，那期《財經天下》週刊裏不再有這篇文章。

　　這篇稿子採訪了央視不希望採訪的人。而且，我連續採訪了她九個小時。

　　事情是這樣的，央視紀錄片頻道最初拒絕了我的採訪（事實上，它幾乎拒絕了所有市場化媒體採訪），當我告訴他們我已經採訪了總導演時，他們態度積極了很多，主動要求我採訪他們。然而當我發去了採訪提綱，他們似乎又為難了，不再直接回復我。

　　他們已經想到了另外的方法。在我等待的時候，他們直接通過國家出版總署找到了我雜誌的主管單位黃河出版社。通過這層關係，他們 看了我的稿子，併發來公函，提出了幾條修改意見。有幾處事實上的錯誤，比如把陳曉卿的在紀錄片的職務寫錯了，但這類意見是可以改的，唯有一條意見，難以把 握，從而也決定了這篇稿的命運——“輿論導向有問題”。

　　我見過那封公函，那裏面並沒有提出撤稿要求。發出回收雜誌指令的人，我至今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我只知道他是黃河出版社——即租給我們雜誌刊號的主管單位的負責人。

　　這個稿子就這樣死掉了，知道它最終命運的那晚，我大醉了一場，在地上哭得打滾兒。主編請所有同事吃了飯。

　　那時我剛進媒體半年多，後來我才知道，比我慘得多的記者大有人在。我職業生涯至今也只遇上過這麼一次。

　　現在我在《亞洲週刊》，再沒有什麼人，能夠以“非技術原因”撤我的稿了。

　　兩年過去了。《舌尖上的中國2》熱播，今天，我只想把這篇稿子的初稿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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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謝夢遙 羅飛

　　這個事實已經無需詳述，《舌尖上的中國》，在2012年的這個初夏，火得一塌糊塗。在央視的平台上，第三輪的重播已經結束。你或許已經看了一遍，兩遍甚至更多。然而在鏡頭之外，有你所未見的故事。

　　一支體制外人士領銜的主創團隊，與央視正規軍攜手，完成了這個作品。這過程裏，有堅持，有抗爭，有妥協，有難以想象的艱辛，但無論如何，最終的作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這或許不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商業報道，然而我們想講述的一切，都與商業相關，與中國電視紀錄片產業的現狀相關，與這個時代相關。正如我們的總主筆李海鵬所説：它們是我們乘飛機經過這個時代時，通過舷窗看到的大地的孤獨的閃光。

　　如一台蒙塵已久的巨大引擎緩緩開動起來，中國電視紀錄片產業，攪起的聲響正在逐漸變大。

　　早在2010年10月底，國家廣電總局就出台了《關於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國產紀錄片是形象展示中國發展進步的重要文化傳播載體。

　　而啓動加速按鈕的時刻，始於2011年，這一年裏，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北京高清紀實頻道及中國文獻紀錄片頻道紛紛建立，紀錄 片頻道達到8家，中國紀錄片首播量高達16000小時。紀錄片開始大量出現在網絡平台上，中國網絡電視台、搜狐、新浪等視頻網站均開設了紀錄片頻道。

　　根據《2011年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只計衞視與紀錄片專業頻道，在2011年市場總投資就有8 億元。該報告的負責人張同道調研發現，此前全國紀錄片每年的總投資不過是4億。央視紀錄頻道成為紀錄片投資領域的絕對主力，2011年投資接近2億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舌尖上的中國》得以出爐。與央視之前出品的同樣高水準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故宮》相比，它另闢蹊徑，完全脱離了宏大敍事，講的是美食，而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的生活。

　　不管你是不是一個紀錄片愛好者，你都可以把接下來看到的故事，當成一部關於《舌尖上的中國》從無到有的歷程的紀錄片。

　　讓紀錄片重回黃金時段

　　從2011年1月創立，央視紀錄頻道已經開播一年多了，觀眾收看規模已達6.6億人，日收看觀眾人數最高突破9400萬，併成功實現收視份額一年內增長200% 。這是唯一的全國播出、全球覆蓋的高端專業紀錄片頻道。

　　然而《舌尖上的中國》首播，並未選擇紀錄頻道，而是影響力更大的中央一套。播出時間，亦是晚10點半的黃金時段。其實這早有鋪 墊，4月16日央視一套晚間節目全面改版，《魅力紀錄》欄目取代了電視劇，已經播放了三部BBC紀錄片。而《舌尖上的中國》，即是《魅力紀錄》播放的第一 部中國原創紀錄片。

　　“讓紀錄片重回黃金時段”，這是紀錄頻道總監劉文的一個夢想。在他的心中，整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先搭建一個國家級平台；聚攏一批專業化隊伍；再建立包括選題、生產流程、定價等在內的一系列行業標準；最後是吸引廣告的大量投放。

　　歷史、人文類紀錄片是央視紀錄片最常見的類型，此次選擇美食為主題，點子來自陳曉卿。他是央視記錄頻道的副總監，也是《舌尖上的中國》這個項目的全權負責人，而他更為人知的身份，是美食專欄作家。

　　“以前沒有紀錄頻道，這個都立不了項，沒有充足資金，拍不好，就一點點錢，實現不了。現在只要有好想法，能保證拍攝質量，就能得到支持。”於是，陳曉卿在他最擅長的領域裏申報了選題。

　　立項獲批後，在2011年4月，陳曉卿從紀錄頻道之外請來四位導演，擬作為主創團隊。這與紀錄頻道投資的大多數紀錄片不同，那 些是由央視之外的製作商通過競標來完成，而《舌尖上的中國》，是由紀錄頻道的運營團隊把持整體方向，控制成本預算，統領外聘人員完成製作。按該片執行製片 人朱樂賢的説法，叫做項目制。攝製組出差，需要報項目，住宿、餐費，都是有嚴格的標準。

　　這與一般意義上的製播分離不同，但這種模式並不意味着落後，以香港無線電視(TVB)和亞洲電視(ATV)為例，如今依然養着龐大的節目運行班子，大量節目依然自己製作，部門之間既依照上級指令行事，但又能按照市場價格體系商業化運作。

　　然而這一切的開始並不順利，第一天開會就有一位導演退出了。剩下的三位導演，意見也不相同，有人説就按着既定方案去拍，有人則認為文案行不通。

　　《舌尖上的中國》最初的文案，與播出時呈現的版本，毫不相干，是按柴米油鹽醬醋茶劃分七集，從周口店猿人遺址説起，有很多歷史的考據。其中還設置了一些小橋段，比如醋那一集，有房玄齡和唐明皇因為女人吃醋的故事；説到鹽，有潘冬子給紅軍送鹽的故事。

　　陳曉卿也覺得這個既有方案確實有問題，不太適合電視表現，他想以吃的角度來反映現代中國人生活發生的變化。“我需要在這個片子裏，看到中國人和食物的關係。”在和導演開會時，他強調。在他的説服之下，即將要散掉的幾股繩子又重新擰了起來。

　　此後的一個月裏，大家討論了多次，全班人馬還跑到杭州去和美食家沈宏非開過三天策劃會，新的想法不斷出現，有些被採納了，有些被否決。

　　在分集導演中，任長箴是意見最強勢的一位，甚至敢於衝撞領導。有一次，陳曉卿説了個想法，用名人來串場，第一集用小瀋陽，第二集用張朝陽。話還沒説完，任長箴就打斷了他，“要這麼拍，我絕不做！我絕不拍名人！”

　　“名人怎麼了，名人加美食才有收視率！”

　　任長箴回道：“如果小瀋陽，作為一個東北人的兒子，出現在我的片子裏沒有問題，但他如果作為紅人兒出現在我的片子裏，我覺得太邪惡了！”

　　這些行為在有些人看來或許是十分刺眼。但這些業務上的衝突，陳曉卿都能容忍了下來，並且聽取了意見。

　　另一位導演閆大眾覺得任長箴性格直了一些，但她的觀點值得認同。他認為這就是外聘制的好處，掛職於央視體制的人，在觀點表達上多些顧忌。

　　在框架設計上，陳曉卿和任長箴的共識是，“茶”這部分很難做，與前面六種不在同一個鏈條裏。他們想過一些替換方案，比如做一集叫做“素”，講素齋的，或是“鮮”，講海鮮的。但無論怎麼替換，內容很難分佈平均在七集中，難免深一腳淺一腳。大家始終感到不滿意。

　　最大轉折出現在了2011年5月初。任長箴接到央視方面的電話，對方説，“我現在通知你一件事，你可能會不高興。”

　　“不讓我幹了？”任長箴腦子裏第一時間冒出的想法。

　　“恰恰相反，讓你做執行總導演。”這是陳曉卿的決定。作為紀錄頻道的高層領導，他很忙，除了日常的事務性工作，他同時負責三個台重點項目，還得出國調研，參加各種活動。

　　任長箴認為，這次放權對日後的片子至關重要。“總導演怎麼説，我們只能反對，但我們不能改革。但我現在可以提出整個的想法了。”閆大眾知道這事後，也認為自由度變大了。

　　她決定把之前的框架全部拋棄，重新制定。她找來了台灣田野調查雜誌《漢聲》的前任編輯龔瑜。後者又找來幾人，一起當調研員。

　　他們沒有任何捷徑，下足笨功夫，從淘寶上一批一批地買中國出版的地理雜誌，這些雜誌最後堆起來，竟有三人高。大致讀完之後，他們再分揀、撕書、按地域入冊。在看完這些資料之後，找選題變得輕而易舉。

　　“在調研進行的時候，框架已經定了。從總到分，再到細分的過程。當我定下來，第四集是風乾、晾曬、醃漬、醃臘這個小框架後，對於風乾的部分，是做風乾海帶還是風乾牛肉啊，就是分集導演的任務了。”任長箴介紹。

　　現在，缺的是人了。作為一個龐大的系統，央視不缺人才。

　　官窯出來的工匠

　　“我是官窯出來的工匠。”任長箴是一名自由職業者，她強調了她對體制內外劃分的看法，“我的關係是體制外的，但我的頭腦、我的訓練、我的手藝是央視標準的。”

　　15年前，任長箴大學畢業即進入央視工作，之後調入央視的紀錄片欄目《人物》工作了6年。直至2005年離開央視前，她已經是 《人物》的編導中堅。此後，她擔任過《生活萬歲》、《留住手藝》等幾個大型電視紀錄片的執行總導演，在央視和地方台均有過合作，皆是以自由人身份。

　　她承認，央視做紀錄片，一定是地方台無法超越的。因為全國很多優秀的人才和可用的資源，都依附在中央台。紀錄片頻道雖然為新設的，但是央視的各個頻道，幾乎都有紀錄風格的欄目，早已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閆大眾也是原《人物》的編導，離職後和任長箴保持了多年的合作，兩人是黃金搭檔，任做導演，閆做攝影。陳曉卿找他來本是做分集 導演的。任長箴後來把他變為首席攝影師，“因為我覺得他文案能力稍弱，攝影能力更強。其實這不是一種降格，這是工種的轉換。因為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強項。”

　　如果是這樣，最初紀錄頻道請來的四位導演，只剩兩位了。鄔虹成了第六集導演，任長箴領下第一集。人手顯然還是不夠的，任需要繼續招兵買馬。

　　張銘歡是《人物》的編導，他最先被任長箴推薦加入了這個團隊。任長箴在《人物》認識他時，他還只是個實習生。六年過去，當年的實習生，已經成了三十歲出頭的業務骨幹。倆人保持着很好的朋友關係，平常見面很少談吃喝玩樂，大多是聊怎麼拍片子。

　　他被分配第四集——當時的名字還叫“鹽”，即講述醃製的一集。這集可選的內容極多，醃肉就有很多種了，所以作為分集導演，大量 的工作是篩選梳理，需要是特別認真的人。任長箴覺得張銘歡能擔此任。果不其然，後來大家各自呈交蒐集的資料時，有的導演只交了3頁，張銘歡交了110頁的 文案。

　　任長箴深知一點，這片子是講全國各地飲食的，不是在城市裏周旋的，是關於鄉土的，所以一定需要有鄉土經驗的導演。CCTV-7 是農業節目，她覺得人選應該來自那裏。於是她鎖定了CCTV-7的節目，連續看了好幾天。好在看的過程中，她也發現了不少好玩的故事，比如山東怎麼儲存 姜，四川如何摘辣椒，但是，片子的敍述風格都比較老舊。她安慰自己，要實在找不着導演，找點選題也行。

　　直到有一晚她看到了科教片《水生世界》，連續看了幾集，很有意思，讓她耳目一新。“不是站在農業的角度看海洋，而是生態環保的角度看海洋，我突然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片子。”她等着字幕出來，總導演是楊曉清。

　　楊曉清當時已經是科技苑的主編了，平時很少做小片子了，主要是幫導演改稿子。當她收到任長箴的邀請短信時，倆人還完全不認識。但是楊曉清毫不遲疑迅速同意入夥了。

　　至於怎麼把這位科技苑的主編從農業頻道調出來，倆人還商量了半天。任長箴寫了個申請，楊曉清拿去反覆修改了幾次，動之以情曉之 以理，她倆都覺得一定可以打動楊的頂頭上司——一位女領導。但最後這番精心策劃，完全沒有用上。CCTV頻道之間的調令不過是幾句簡短的話：“茲調楊曉清 同志……請批覆為盼。”

　　楊曉清加入不久之後，就跟任長箴提出，第四集醃漬和第三集發酵的故事有點混淆。她建議找她的一位同事過來，是生物發酵專業的，給大家辨析一下。

　　那人來了之後就説：“你們寫的文案太可笑了。醃漬是物理反應，發酵是化學反應。”大家讓她具體講講，她於是用形象的語言嘲諷了 醃漬，“多難看啊，弄一個缸弄點鹽，把那菜弄得皺巴巴的，毫無談論的可能性，不過就是鹽的大分子置換了植物中水的小分子，最後風味發生了改變。發酵就不一 樣了，那是一個美妙的過程。”

　　任長箴覺得這個人對發酵是充滿了感情的，而且她恰又不僅僅是發酵專家，而且是電視編導。“這姑娘之後用兩天時間迅速寫了個新文案，把發酵體系一下子就理順了。植物蛋白的轉化就是豆腐，動物蛋白的轉化就是奶酪。你一下就覺得這人腦子太清楚了。”

　　任長箴跟楊曉清商量，這人，咱們得把她弄進來。那已經是臨近開機前兩個星期了，於是唯一理工科背景的導演馬羽潔，也加入了《舌尖上的中國》。

　　就這樣，像日本電影《七武士》，一個個背景不同的人，先後加入，組成了一個團隊。除了陳曉卿統領，沒有一個人來自於紀錄片頻道，但所有人都有過央視工作的背景。

　　所有人都看重的，是紀錄片頻道這個平台。沒有人是真正衝着錢來的，一個分集導演的酬勞是税前8萬元，雖然在央視紀錄頻道而言，已經算是給出頂薪，但對於這羣平均年齡超過35歲的中年人來説，只是一個最基本的收入，意味着他們要全力投入一年甚至更長時間。

　　“我們的分集導演，在各自的領域裏，都是尖子。”任長箴感到很驕傲。

　　此言不虛，比如第二集導演胡迎迎，曾擔任過楊瀾主持的《天下女人》的執行製片人，已經有了自己的製作公司，也把公司的事務先放下，主動請求加入攝製組。

　　“手已經夠好了，要選槍了”

　　任長箴是技術控，很喜歡研究攝影設備。她注意到SONY新品F3即將面世，她知道相對於央視常用的大型攝影機HDW-750P，F3小得多，便於攜帶，更重要的是，可以換單反照相機的鏡頭，這意味着一次外景拍攝，可以帶多個鏡頭，拍出不同感覺的東西。

　　她向總導演陳曉卿提出了這個想法。這在央視是前所未有的——不用台裏提供的設備，購買另外的設備，陳曉卿回絕了她：“你記住，拿槍的手永遠比槍重要。”

　　一台F3，需要約8萬元，對於全片的500萬元預算而言，價值不菲。

　　“手已經夠好了，要選槍了。”但任長箴不認這個理。她和SONY溝通，對方同意她不付款的情況，試用F3一個星期。於是她拍了一段10分鐘的樣片，交給陳曉卿。

　　陳曉卿是攝影專業畢業，他馬上能看出影像品質上的區別。他告訴任長箴，會幫她爭取，他要任長箴寫了一份申請購買設備的報告。之 後，陳曉卿把報告修改了幾輪，把一份過於專業化的評測報告，改成了領導能看懂的版本。8月份，上頭批下來了，一共買3台F3，七集導演輪着用。這是F3第 一次在國內的紀錄片中使用。

　　使用能換單反鏡頭的F3，確實帶來了成功，大量的高清淺景深鏡頭得以完成。譬如第三集裏的毛豆腐，置於前景的豆腐纖毫畢現，而後面的景是虛的，儘管兩點之間距離很近，但是畫面突出了重點，顯得很好看。

　　並不是解決了“槍”，就能實現所有的拍攝效果，比如航拍。

　　在中國做航拍，手續是很麻煩的，一般來説，需要由軍方提供飛機。而費用對攝製組來説，也是不能承受之重，陳曉卿曾表示，一次拍攝可能需要60萬元。在國外的紀錄片裏，熱氣球也是航拍的重要工具，尤其對於低空拍攝而言，可以很穩的獲取畫面，然而在中國，這同樣難以實現。

　　BBC大中華區銷售總經理張告訴《財經天下》週刊，航拍需要很大的開銷，所以央視有時會以購買素材的方式，來使用這類鏡頭。

　　在第七集的城市農夫故事，攝製組希望拍到四合院裏的天台種植全景。他們打聽到，可以用遙控飛機裝上攝像頭，完成這個航拍。攝影 閆大眾在網上發現有一幫孩子玩遙控飛機，還把視頻傳上去了，於是就聯繫他們過來。但是折騰了大半天之後才發現，因為過程中躲避飛鳥和楊樹，拍攝的鏡頭不完 美，沒法用。

　　“這是中國紀錄片拍攝現狀，你們以為央視投資就多有錢呢，跟BBC他們一比，也就是草台班子狀態。”任長箴説，“如果是我控制經費，我死活要完成一組遙控飛機的航拍，用到某一個故事裏。”

　　所幸，這個片子還是獲得了一次航拍。在黑龍江九三農場拍攝時，需要從高視角拍攝機械化收割麥子。閆大眾聽説農場有灑農業的飛機，就請求調用那個飛機。“農場方面也很激動，因為央視來了，説咱們玩一個吧。”

　　閆大眾沒有任何航拍經驗，綁着一根麻繩當安全帶用就上了飛機。最後，那唯一的航拍鏡頭用到了片子裏。“回想一下，挺危險的。所有人都後怕。”

　　“中國紀錄片終於要一反陳詞濫調了”

　　陳爵，你或許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但他是電視紀錄片界的頭腦級人物。這個行業因為遠未市場化，並且播放渠道有限，絕大多數優秀的從業者，從未享有與能力相齊的聲名。

　　還在《舌尖上的中國》的籌備期時，任長箴給很少聯繫的陳爵寫信，請他來參加策劃會。她在電子郵件中寫了一段解説詞，是關於一個蒙古族家庭和酸奶的故事。

　　“清早，那日松推開家門，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今天他家的氈房要轉移到下一個地點。妻子正在為這場轉場準備着一天的乾糧，酸奶 已經做好了，乳清和蛋白自然分化，這種酸奶，是城市人無論如何也見不到，因為城市中的乳凝劑，已經使乳清消失掉了。酸奶是那日松一家轉場最重要的熱量來 源。”

　　“中國紀錄片終於要一反陳詞濫調了，要按照英美的路子做片子了！”這是陳爵的評價。在策劃會上，他激動地説：“我看到的不是一 個那日松和奶渣的故事，我看到的是，一羣中國人，他們在吃着什麼，他們在過着怎麼樣的生活。他們每天重複着一種動作，但其實他們堅守着一種信仰。”陳爵的 這句話堅定了任長箴的判斷。

　　這種平實而又充滿人文關懷的解説詞，在最後的成片中得以延續，也獲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仿“舌尖體”在網上風行。温暖、感人，是很多人看完此片後的感受。

　　這得益於主創團隊的目光並未緊緊盯在美食本身。“做紀錄片，文化的東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光講吃，不就跟美食欄目一樣了？”陳曉卿説。在他看來，記錄如何將自然的饋贈經過捕獵、採掘、加工、製作成食材，比像食譜一樣事無鉅細地記錄美味佳餚的做法更加重要。

　　任長箴對此有着更強烈的感受：“這些美食，對食客來説，是珍饈美味，但對於獲取它的人來説，只是勞動對象。我恰恰是在把它當成勞動對象上，花了很多筆墨。因為我的情懷是這樣的，我只是想説，它無非是什麼，你看到的，是食材跟人有關的故事。”

　　基於這些理念，《舌尖上的中國》除了講美食，還有豐富的生活故事，甚至還展現了那些出場人物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比如漁民林紅旗在船上吃的方便麪，種筍者老包把市價貴出20倍的冬筍替代春筍做的醃篤鮮、職業挖藕人勞作一天後吃的簡單飯菜。

　　張銘歡認為，難能可貴的是，主創人員的人生觀、價值觀都差不多，能夠迅速達成共識。

　　在每個分集最後，都有出場人物的笑臉鏡頭，那是任長箴給分集導演的規定動作，在前期拍攝就定好了。“我就是對勞動者表達致敬，沒別的。”這種人的表情直面鏡頭的回放，恰恰能把觀眾情緒，推到最高點。

　　任長箴2005年離開央視時，接拍的第一個合同是耐克的廣告，給當時尚未成名的李娜、劉翔等人剪輯一個訪談。她最初的版本，都是這些人在談人生理想之類的。但對方告訴他，不要這些。“你得拍李娜喜歡戴叮叮噹噹的耳環，你得説她喜歡穿粉紅色的衣服。”

　　最開始，任長箴對這些要求並不適應，但她後來明白，要學會去抓普通人最樸素的願望和有質感的生活細節。這種表達方式在《舌尖上的中國》有着充分的體現。

　　《時間的味道》一集中，有一位香港大澳島做蝦醬的老奶奶。本來這不在導演張銘歡的拍攝計劃中，但老奶奶在和他聊天時，突然哭起 來，她想到了去世不久的丈夫，夫妻倆做了一輩子的蝦醬。“當時我就想，這故事我一定得拍，可能這蝦醬不是特別吸引人，但這裏有人的情感以及時間的味道。” 張銘歡説。

　　許多觀眾這樣表示，《舌尖上的中國》中的温情是很多電視紀錄片所缺乏的。有不願透露姓名的主創人員認為，該片的成功在於創作組的堅持。“不然所有人看到的完全不會是這樣的，會是另外一種價值觀。”

　　以往，紀錄片的目標受眾是中年知識羣體。而這次，更多年輕人被吸引到屏幕前面。“你們每集裏都有喵星人，看來你們都是貓控。”一些類似這樣的留言，出現在主創團隊微博和博客裏。

　　外宣定位

　　在近一年的製作過程中，陳曉卿給了任長箴充分的信任。雖然倆人有過激烈的爭吵，但是僅僅限於業務層面。“陳曉卿可以叫停，可以 換人，這都是他輕易可以做到的。但他還是接納了意見。創作上有分歧，太正常了。”閆大眾説，“這個片子能達到現在的位置，要感謝陳曉卿。從最初的立項，到 最後送到央視一套去播，他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任長箴也説：“給我這個舞台、認可我的方案、同意我用F3，這些我要感謝他。我找來的所有分集導演，他沒有質疑，他是相信我的。”

　　雖然在拍攝中，陳曉卿沒有到過現場。但在後期，他投入了很多努力。導演胡迎迎記得，陳曉卿有次來她工作室一起剪樣片，一直忙到了夜裏三點。

　　陳曉卿的代表作有《森林之歌》、《龍脊》等，多次獲國際、國內電視節獎項。有着多次帶着大集團作戰的經驗，他有自己的方法論。在《舌尖上的中國》，他堅決不按地域劃分導演，讓每個導演只負責自己的鏡頭。這個做法，讓投入經費變大，但取得效果非常好。

　　《舌尖上的中國》立項之初，就定位於面向國外市場。陳曉卿曾反覆強調，要展示國家形象，要讓外國人能看懂。

　　任長箴在講香格里拉松茸的故事裏，寫過一句解説詞，“蘑菇這種東西在雲南只叫做菌，而不是叫做蘑菇”。她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但這句解説詞被陳曉卿認為毫無意義，刪掉了。“對於外國人來説，你這翻譯來翻譯去，不就是Mushroom嗎？”

　　外宣的定位，也難免讓內容上的審查更加嚴謹。

　　在第一集《自然的饋贈》最初的版本中，任長箴放置了一個八渡筍的故事：廣西去年因為大面積乾旱，潮濕炎熱的環境消失，八渡筍歉 收，羅文才經營了10年八渡筍合作社沒收到訂單。在看樣片時，有好幾位導演覺得特別好。“前面是天時地利人和，大家都喜歡轉折之後的故事。”任長箴對於這 個設計很得意。

　　但陳曉卿建議把八渡筍的故事剪掉，領導不喜歡災難。任長箴認為這故事對於整體結構至關重要，堅決不改。“這個都不算災難，它就是一場乾旱而已。我是為了表現主題，自然不是什麼時候都給你饋贈的，有時候也會收回他的饋贈。”

　　因為所有素材都在任長箴家裏的電腦裏，陳曉卿無奈之下提出了應對方法，如果不改，第一集只能挪到系列片的後面。“愛放哪集放哪集！”任長箴態度強硬。

　　但最後這故事還是被刪掉了。在任長箴的講述裏，這情節頗像電影。“陳老師讓我交50分鐘版本，我以為大家都交50分鐘版本呢。其實別的導演只交48分版本。那兩分鐘的故事就被陳老師親自刪掉了。”

　　今年4月份，《舌尖上的中國》被央視送往第65屆戛納電影節參展。公眾對電影節的固有印象是為了評價而設，但實際上，電影節也是為各國影片的交易提供了一個國際平台。央視的良苦用心收效顯著，《舌尖上的中國》是中國所有參展紀錄片中問詢量位居第二的片子。

　　央視旗下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負責該片的國內外的發行，公司海外發行部主任張琳表示：“《舌尖上的中國》有信心在發行上創造近年的一個高峯。”央視紀錄片頻道總監劉文透露，已與德國、韓國、日本、美國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機構達成銷售協議或意向。

　　但反觀國內，《舌尖上的中國》的走紅，更像一場偶然事件。為一部紀錄片開首映式，是央視前所未有的舉動。但2012年5月10日，《舌尖上的中國》首映式並無引起太多報道，百度新聞搜索，只有寥寥幾家媒體提及。

　　然而，從5月14日晚10點半在央視一套播出以來，這部片子就成了網絡上最熱的話題。首輪播出的平均收視率達到0.5%，超過一套之前同時間段電視劇的收視30%。這一切，對於紀錄片來説，實屬難得。

　　很多人是在首播當天，陳曉卿發了一條微博，才注意到有這樣一個片子。陳曉卿當時有約16萬粉絲，其中不乏意見領袖。微博上的快速傳播，和片子本身的口碑效應相結合，讓片子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網購也間接讓這紀錄片升温。不少網店賣家鄉特產時，已經打着“舌尖”招牌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第一集介紹了雲南諾鄧火 腿之後，一個賣諾鄧火腿的淘寶店立即產生了33筆訂單，其中32筆都是在當晚11點後產生的。淘寶商品熱賣的同時，也免費為《舌尖上的中國》做了宣傳。

　　沈宏非作為該片的總顧問，參與了前期策劃討論和後期文字潤色工作，他認為晚上10點30分的首播時間，恰好契合了人們“午夜發吃”的習慣，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在5月10日和30日，紀錄頻道舉辦的首映式和研討會中，央視領導和總導演陳曉卿均有參加，但現場並沒有其他主創成員的身影。“我們周圍這些人都不知道，只在微博看到這事。”攝像師李繼松説。

　　從商業運作的角度上考慮，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企業在領取榮譽的時刻，站出來的一定不會是公關公司。紀錄頻道意欲製造品牌效應，必然會主推其核心成員。陳曉卿成了當仁不讓的名片，CNTV專為他設立了名人工作坊。而任長箴等人，只是鐵打的營盤上流水的兵。

　　任長箴臨時組建的團隊已經解散了，《舌尖上的中國》只是他們的職務作品。胡迎迎和閆大眾去了青島拍企業宣傳片，楊曉清、馬羽潔迴歸農業頻道，任長箴則在家休息。

　　“我們也願意參與到這場巨大的勝利裏，我們從沒經歷過，我們有權經歷。”任長箴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