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當前金融風險真正嚴重的國家不是中國，是美國_風聞

         當前，關於美國金融風險方面，有如下四大現象值得嚴重關注：

        一、調查機構Informa Financial Intelligence首席宏觀策略師阿德爾(David Ader)表示，在低利率和投資者強勁投資慾望的刺激下，非金融企業債迅速增長至8.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45％以上。        根據美聯儲的數據，非金融企業未償還債務在兩年內增長了1萬億美元。        阿德爾説道：“事情惡化之前，怎麼都是好的。在經濟放緩，利潤下降之前，我們無需擔憂。”

        他表示，低利率鼓勵了企業借錢，但這筆錢不是用來擴張，而是用來提高其股價。

         二、根據美聯儲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去年二季度家庭負債總額同比增加了逾5000億美元，達到12.8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美國目前GDP的三分之二。以美國3.3億總人口計算，人均負債高達近4萬美元。

       去年 11月8日，美國媒體援引美聯儲的數據報道稱，美國消費者信用卡債務突破1萬億美元，為金融危機以來首次。根據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9月份，美國消費者貸款上漲208億美元，比預期高出175億美元。

        2016年全年，美國家庭負債總額上升4600億美元，年增幅創十年來最高，也就是説，增幅超過了危機前。

        三、截至目前，美國政府所承擔的國家債務已經超過20萬億美元。截至2016年9月上旬，美國政府的淨負債規模為20.16萬億美元。現在，這一數字已經超越了債務上限關口。當然，有些人已經開始被指責為造成這一問題的罪魁禍首。

        把上述非金融部門負債總額合計一下，為40.70萬億美元，相當於2016年美國GDP的220%。當然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非金融部門的總體債務在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屢創新高。

       2016 5月份據紐約聯邦儲蓄銀行就已經指出指出，美國家庭12.73萬億美元的負債，已經超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美國政府的負債一直在屢創歷史新高，已經是不需要分析的現象；

        美國公司債在GDP中的比重目前已達到自2008-09年經濟危機結束以來最高水平。

       四、 與此同時，最近兩年，美國商業銀行為了搶佔房貸市場份額，放鬆信貸要求和門檻的傾向有所加劇。美國兩大住房金融機構之一房利美的數據顯示，2017年三季度末，按揭貸款獲批的平均信用點數已降至726，與金融危機前2004-2007年的差距越來越小——2004-2007年期間，按揭貸款獲批的平均信用點數為716-717。        

        伴隨這一現象的是，美國的房價重回歷史高位，市場也開始擔心美國房地產是否又開始催生泡沫，次貸危機是否會捲土重來。

        如果美國經濟恢復強勁，可以順利實施貨幣收縮政策，那麼這些風險是依然可以得到控制的。

        但是目前美國經濟恢復非常脆弱，經濟增速一直在2%這個以前作為判斷經濟是否處於停滯的標準線上下震盪。以至於美聯儲的加息行動一直在猶豫中踟躕難決。於是一方面債務增長不斷；另一方面實體經濟資產上升困難。持續下去，市場悲觀心態再起，新的金融危機爆發，就會無可避免。

        可是國內外一大批財經理論專家對美國的這個風險熟視無睹，卻把風險分析焦點集中在中國經濟現象上。因為他們從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教條出發，把導致金融風險的槓桿率解釋為債務與GDP的比值。

        按照這個衡量標準，中國的這個比值的最大估計數是280%；而美國還只有220%，於是美國金融風險低於中國。

        儘管歷史上不止一次爆發了金融危機的國家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儘管中國的各項債務尤其是政府債務，對應着的是巨大的資產與居民儲蓄，而美國作為最大部分的政府負債，與作為第二大部分的家庭負債，並沒有相應的國有資產與居民儲蓄作為支撐；

        儘管中國的宏觀債務現象伴隨的是西方國家即使在黃金髮展時期也難以達到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長期只能在接近人口增長率的水平之上掙扎；

        儘管中國的宏觀債務現象伴隨的，是人民收入的持續較快速增長，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布魯金斯學會的兩份最新報告顯示，近幾十年來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几乎停滯，美國民眾收入差距繼續拉大，兩極分化趨勢愈加明顯。美聯社評論稱，一方面美國經濟呈現復甦態勢，另一方面美國民眾對當下生活現狀感到更不滿意。

          我們從常識分析可以知道，債務風險在於償還能力不足。而作為債務的償還能力的衡量標準有兩個：

        1、債務人的盈利能力；

        2、債務人的資產規模。債務人的盈利能力越強，或者對應債務的資產相對規模越大，債務風險就越小。

        而GDP並不代表債務人的贏利能力，也不是債務人的資產，憑什麼用債務與GDP的比值作為衡量債務風險的指標呢？

        原因在於，西方發達國家沒有多少國有資產可以用於債務的償還保障。在邏輯上可以被用來償還債務的，只剩下税收一項來源。而税收的規模是與GDP的規模成正相關的關係。邏輯上，如果債務與GDP的比值較小，從GDP活動中獲得的税收可用於償還債務的比率就會比較大，債務風險就比較小。至於常識中要求的資產負債率指標，西方國家已經沒辦法使用了。

        所以，儘管事實證明，沒有了國有資產收入的西方國家，已經不具備通過GDP的增長實現税收的必要增加，來償還不斷增大的債務，他們也只能指望這唯一的一項償債來源了——儘管這違背了一般的財務常識。

        從西方國家運用債務與GDP的比值作為衡量宏觀債務風險的指標以來，西方國家的宏觀債務風險一直在不斷加大。原因很簡單：他們之所以只能用這個指標作為分析手段，是因為沒有了必要規模的國有資產；而之所以會沒有了必要規模的國有資產，是因為GDP活動中的税收比重不斷降低，越來越不足以滿足政府調控經濟的需要，只好把國有資產賣掉了。

        而沒有了國有資產的西方國家政府，當然也就沒有了國有資產的收入。於是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進一步減弱，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慢，當然税收增長也就越來與不足以支撐政府的必要開支。政府債務因此也就越來越大。西方發達國家的宏觀債務增加，主要就體現在政府債務增長。

        統計數字顯示，2006年以來美國和英國的未償還債務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歐元區的債務則增加了50%。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08年至2015年間，英國民間債務佔GDP的比例下降了近30個百分點。宏觀債務大幅度增加的同時，民間債務佔GDP的比重大幅度減少，當然意味着政府債務更迅猛地增長。

      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像中國一樣，還有着大規模的國家資產，並有着可觀規模的國有資產收入，他們的債務規模增長絕不會這麼迅速。所以，用負債與資產的比值，而不是用負債與GDP的比值，作為衡量債務風險的指標，顯然更靠譜。這也應該是常識。

        而今天的中國，因為有着大規模的國有資產及國有資產收入，顯然是可以用負債與資產的比值，作為衡量債務風險的指標的。據有關部門報道，今年一季度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6萬億元，同比增長19.2%;累計實現利潤3120億元，同比增長3.2%。同時，央企債務槓桿有所下降，3月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66.5%，比上年年末下降0.1個百分點。

        捨去按照一般的常識應該採用的資產負債率指標不用，卻用經濟狀況與中國大不相同環境下，西方國家不得已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中國的經濟狀況，混淆了不同的事實區別，違背了一般的財務常識，得出的結論當然只能是錯誤的。

        所以，根據常識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當今世界上金融風險真正嚴重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