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的全球治理意義_風聞

2018年兩會議程安排舉世矚目，其要點不僅在於這是十九大之後的首次兩會，更在於影響深遠的修憲之舉。此次修憲，與既往既有相似，亦有不同。相似者，乃遵循黨的領導原則與憲法修改慣例，在黨代會報告之後將重要的新理論觀點與方針政策納入黨章及憲法範疇。不同者，此次修憲雖非大修，卻立足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新起點而規劃出內外協調的“新憲法秩序”。這一新憲法秩序在促進黨的領導憲法化及推進包括監察委在內的國家機構改革的同時，相對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憲法的世界觀與秩序理想。“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即標誌着這一憲法世界觀的概念凝結與政治成熟。

從比較憲法來看，一國之憲法的主要功能在於建構本國優良政體及安排本國人民之權利保障與共同發展。通過憲法規定超出國家範疇的世界秩序理想及全球治理目標，在憲法史上並不多見。但是，一個大國之憲法在其序言或文化中載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價值主張及制度規劃，將本國政治秩序的建構作為一種“代表性秩序”，亦有先例。作為大國憲制秩序規劃，其承載文明、通達內外、塑造秩序的全球治理責任擔當，有其歷史合理性與政治正當性。

比如美國憲法序言對其普遍主義價值已有所表述，作為制憲者論辯書的《聯邦黨人文集》第1篇更是借漢密爾頓之口和盤托出美國憲法的典範性與普遍性，美國19世紀以來的憲法文化則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自詡。蘇聯1936年憲法序言更是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理想性色彩。只是經歷冷戰及後冷戰的秩序演變和歷史考驗，無論是美國的“昭昭天命”，還是蘇聯的“國際共產主義”，都未能帶來一種與本國憲法秩序真正實現價值融貫及利益共享的全球治理秩序。相反，蘇聯本身陷入了憲制崩潰，而美國的“民主全球化”則帶來了耶魯法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所謂的“起火的世界”。美蘇冷戰及美蘇在各自勢力範圍內輸出“憲法秩序”的實驗性失敗，是一種西方式帝國主義傳統在戰後全球治理秩序中的失敗。

與之對照，當代中國對全球治理秩序的價值理解、政治實踐與憲制規劃則顯示出了融合東西方智慧的進步性和比較優勢。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頂層憲制概念，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國家憲制理想及實驗方案，以“一帶一路”作為連接內外秩序的互聯互通動力機制，以“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發展主義治理哲學作為超越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中國修憲正在改變世界。這些關於國家憲法秩序與人類理想憲制秩序的豐富想象力及堅定有力的制度化實踐，也是人類憲法文化及秩序的新實驗與新方向。如此，則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時代”與此次修憲規劃的“新憲法秩序”，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頂層概念，就使中國憲法大大超出了國別憲制的範疇，而具有了一種“代表性秩序”的實驗探索意義。在全世界陷入西方帶來的民主民粹化及逆全球化的秩序變動與重組週期裏，這一努力的全球治理意義必然更加凸顯，也必然更受世界矚目。

“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相對成熟的憲法元價值及全球治理新方案，立足於其穩健的價值基礎與實踐根據。從價值基礎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源於中共治國理政所承載及綜合的多元價值要素：其一，立足民族復興的理性民族主義；其二，立足共產主義理想的國際主義；其三，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天下主義；其四，立足改革開放與全球化的世界主義。這些價值維度彼此間存在張力甚至衝突，在20世紀革命史中充分張揚而瀰漫於中共的歷史實踐過程，但中共以對民族和人類共同負責的歷史使命感與文化精神，通過艱苦卓絕的奮鬥、犧牲、探索與進步，最終凝聚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制度體系。觀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包含着豐富的價值凝定及東西方融合的特徵。西方有種族中心論的“東方主義”，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卻通過文化反思與政治實踐而逐步克服了類似的種族中心論而提出了更具普遍性及可接受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圖景。

從實踐根據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着紮實的歷史基礎和當代實踐的依據：其一，作為歷史實踐範疇的“一帶一路”銘刻了中國對外交往及共同建構安全、繁榮及共享性憲制體系的古典努力與實際成就，為當代實踐留下了豐厚的歷史遺產；其二，西方人亦曾在殖民史與全球化過程中接觸、命名甚至重塑“一帶一路”，但並未取得持續性的文化與制度成就，反而造成了所在區域的秩序混亂與文化衝突；其三，當代中國推展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和平發展”為價值內核，以中國資本、中國文化、中國治理模式、中國式全球治理觀為藍本和綱目，充分尊重及吸納參與各國的價值、利益、意見及貢獻力，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整個國際社會形成了較強的價值吸引力、可靠的朋友圈、逐步深入的當地文化社會互聯網絡及共同的安全協作秩序，實際結成了越來越牢固的“命運共同體”。

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進入憲法序言，是“一帶一路”倡議具體實踐與制度化的結晶，是中國國家憲法理想維度的結構性拓展，也是中國共產黨治理哲學之國際主義因素的規範性整合。堅持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統籌協調，堅持對本國人民負責與對世界負責的辯證統一，堅持以和平發展共享性價值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這些超越於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中國模式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秩序探索的新希望和新方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標誌着中國憲法自主性與理想性的完備建構及全球治理之平行競爭和有序演化進入了關鍵性階段。當然，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憲制進程不會一帆風順，與之存在競爭關係的西方治理秩序與力量必然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以遏制，而中國修憲之後面臨的內外價值與秩序不斷再平衡的壓力也是必需要承受和化解的。然而，任何結構性全球治理秩序的演變都必然經歷這樣的不確定性和反覆性的陣痛週期，新秩序也必然是在“分娩之痛”中產生、成長及成熟。

（本文原載“今日中國”網站，系2018兩會特別稿件，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