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中國模式_風聞

摘要：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以歷史環境為起點，立足經濟區域發展、資源分佈不平衡基本國情，以滿足現代化、跨越式發展的需要為引領。它所取得的主要經驗是，保障人民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相統一，以協商民主為主要方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逐步擴大人民權利，採取問題推動和試點推進策略。今後要通過分層次擴大有序政治參與、推進和提高協商民主、加強權力制約和民主監督，積極穩妥地推進民主政治建設。

關鍵詞：民主； 中國道路； 經驗； 策略

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後，民主政治是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中國正處於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之中，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在普遍趨勢之下，各個國家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則是多種多樣的，需要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具體國情，選擇和建構適合自身發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

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在歷史文化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深刻影響下，在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的長期奮鬥和探索中，形成了既體現民主基本價值和普遍原則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

一、中國民主道路的決定因素

民主在價值層面的含義是人民主權，這一點在當今世界獲得了廣泛共識和普遍的法律確認；在人民主權得到法律確認的條件下，民主就成為一個實踐問題，意味着尋求和建立實現人民主權的民主形式、政治制度。

實際上各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歷史起點、歷史任務不同，深刻地影響着不同國家的民主政治道路。

從近代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英國的歷史情況看，英國民主政治最早起源於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鬥爭，因此權利保護成為英國民主的起點和重點。

法國民主政治起源於法國社會內部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誕生於下層階級反抗上層階級的階級鬥爭之中。因此，長期以來爭取自由成為法國式民主的主題與鮮明特色。

美國民主誕生於反抗外來壓迫的獨立戰爭，由於歷史和地理條件等特殊原因，美國獨立建國時較之歐洲國家有較大的制度選擇和建構空間，使得許多源於歐洲的民主觀念與政治原則在新大陸上的表現勝於舊大陸。美國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即實行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雙重開放，這是歷史賜予美國的禮物。後世各國的民主政治鮮有建立之初即實行權利與權力的雙開放。

無論歷史還是現實之中，無論在西方還是第三世界，探索和建立適合需要的民主形式都非一帆風順。第三波民主浪潮的退卻告訴我們，民主具有普世性，發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追求，但西方的民主模式並不是普世的，民主還是要走自己的路。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能夠採取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主要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國情和國際環境等三大因素，其中發展的階段性是最重要的。這一認識是中國民主研究在近年來取得的一個理論成果。

在民主政體之下如何正確地歸納概括人民的意志，形成有效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也就是如何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困擾民主政治實踐的一大問題。

當代西方民主從表面看體制十分複雜，理論表述亦相當深奧玄妙，而它的基本社會功能無非在於解決“權利”和“權力”關係問題，即限制社會的公共權力、保護個人權利。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其主要任務無一不是實現國家的發展與富強，而且這一歷史任務要在西方發達國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實現，大大地加劇了實現現代化的難度，西方民主政體則難以滿足這種需要。

歷史環境、現實國情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起點和基礎，滿足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需要是推動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的民主建設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根據自身實踐經驗，這是根本之道。

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受到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資源、人口分佈的重要影響。

經濟區域發展不均衡和資源分佈不均衡是中國國情的顯著特徵之一，以1935 年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揭示的“璦琿——騰衝線”為標誌。

由於地理環境和氣候的影響，“璦琿—騰衝線”以東自古就適合發展農業，在近代則發展起大規模的城市羣，今天擁有絕大部分的人口和市場資源；該線以西自然條件不佳，生態環境脆弱，自古即以畜牧業為主，人煙稀少，卻擁有絕大部分的水能和煤炭資源。中國擁有的居世界前列的四大資源—人口、市場與水能、煤炭，呈現為對稱的顛倒分佈狀態。近4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國情的這一重要特徵沒有改變。

統計表明，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大量勞動力流向沿海地區，人口集中於“璦琿—騰衝線”以東的狀況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在加劇。

從一定意義上講，“璦琿—騰衝線”這條几十年前發現的“基本國情線”所包含的內容，如今變得更加深刻了。因此大規模調配資源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活動的重要特質，中國的基本國情要求政治體制具備以下功能：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民族團結和睦，有利於資源的調配和防災減災。中華文明、中華民族之所以長盛不衰，正是因為歷代政治制度大體能適應基本國情，社會因素、政治因素與自然因素達成一定的契合。

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起點是由於外來殖民主義侵略引發的民族生存危機。當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代表的傳統社會三大主要社會集團按照自己意願和方式拯救與改造中國的努力失敗後，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把中國推向了社會革命。但辛亥革命的失敗表明，民主政治絕不僅僅意味着一種憲政體制的建立，它需要以改變傳統社會結構為前提。新中國建立後，尋求國家的快速工業化、建立富強的新國家成為新的歷史任務，民主政治的主題也轉變為調動起人民建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近代以來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設定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面臨的雙重任務：實行廣泛而有效的社會動員，把人民的積極性釋放出來、調動起來，增強社會的活力；將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來，有利於在全國範圍內合理有效調配資源，有利於保衞國家安全和保障社會安定團結，在短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發展。對於政治制度來説，只有滿足保護人民權利和集中人民力量的雙重需求，才是可供選擇和有生命力的制度，也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制度。

美國知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提出過“制度化水平”和“適應性”等重要的發展政治學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衡量一種政治制度的制度化水平，關鍵要看這個制度對於社會的適應性，越適應於社會實際、適應於社會發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

塞繆爾•亨廷頓資料圖

當代西方發達國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內容是限制公權力和保護私權利，其制度化特徵是比較單一的。這是因為在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富裕而相對穩定的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只要維護現有秩序，經濟與社會就會得到“自行”發展。

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政治制度僅僅在於秩序維護是遠遠不夠的。能夠同時實現上述雙重任務，則説明中國具有較高的制度化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實際上要高於西方發達國家。

最為重要的機制在於：在這一制度下，能夠形成一個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核心。它受全民族委託，統籌兼顧各方利益，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權力，極大地降低了社會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交換成本，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矛盾帶來的內耗，使國家整體利益超越了各種利益羣體的個別利益，實現全民族、全體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二、中國民主建設的主要經驗

經過長期反覆的實踐探索，中國已經形成了適應發展階段、符合發展要求的比較系統的民主政治體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人民羣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基層民主制度是其基本制度框架。中國民主建設取得了自己的經驗，其中有四條尤為重要。

（一）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把保障人民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統一起來

保障權利的價值在於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會行為規範，並進一步形成經濟活動預期，激勵民眾從事生產和創造性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這是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普遍經驗。

但中國發展與崛起還有另一方面的也許是更為關鍵的因素，這就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與體制具有集中資源的功能，包括調控市場經濟行為、制定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協調區域發展、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等。以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護權利和集中力量的雙重功能。

工業化過程中會產生兩種社會激勵機制：一種是分配性參與，通過選舉、政黨、政治，去改變分配規則、重新洗牌獲取社會利益；另一種是生產性激勵，促進人們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實現社會及個人的發展。

資本主義政治體制採取保障權利和開放國家權力（競選）的雙向民主，其主要缺陷是各個政黨、利益集團相互排斥攻訐，易於產生擴大社會分歧的傾向。在富裕穩定的西方國家，這些弊端還能控制在一定範圍和程度，而對於那些處於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矛盾多發期的發展中國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表現得尤為突出。

成功的亞洲發展中國家，無一例外地採取開放社會權利、集中國家權力的發展策略，這種對沖機制產生生產性激勵，而有利於避免分配性激勵，有利於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

（二）在工業化階段，選擇協商民主為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方向和重點

將民主政治在形式上分為“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箇中國式的分類方法。

西方一些學者針對競爭性選舉的缺陷和問題，提出以審議式民主或民主協商來補充和調適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論。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重大意義之一是深刻揭示了選舉與民主的內在矛盾，促使民主理論與實踐的與時俱進。而在中國，協商民主吸收了歷史傳統文化底藴，已有長期廣泛的實踐，形成了覆蓋社會多個層面的運行於政黨、國家、社會、公民之間的廣泛普遍的治理體系。

現階段發展協商民主的主要價值在於：

其一，有利於減少社會矛盾，擴大社會共識。競爭性民主由於強化分歧和“贏家通吃”效應，容易造成利益排斥。協商的本質是尋求利益交集和最大“公約數”，照顧各方利益，促進妥協和共同利益形成。

其二，有利於提高民主質量。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多數決定的民主機制不是對立的，協商民主可以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在交流討論中取長補短，避免片面性，儘可能趨於一致，也有助於把“服從多數”和“尊重少數”統一起來。

其三，有利於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競爭性民主的前提是公開競爭與辯論，缺點是分歧與矛盾公開化，使具體問題抽象化、原則化，形成價值對立和道德評判，提高了達成妥協與共識的交易成本。而協商民主是求同存異，一般情況下回避尖鋭矛盾，不公開分歧，有利於達成妥協和共識，降低妥協的交易成本。

（三）隨着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循序漸進地不斷擴大和發展人民權利

西方的權利觀，或認為權利是先驗、與生俱來的，即所謂“天賦人權”；或認為權利是法律賦予的，法定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但西方自身政治發展的經驗證明，權利的實現是長期的社會進程，憲法和法律的確立僅僅是權利的起點而非終點，憲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權利實現的歷史。許多發展中國家遭遇了“民主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權利的擴大超過了政治制度和體制的承載能力，形成了權利超速現象。

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實踐中，從未把權利神聖化、絕對化，從未以先驗的、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人民權利問題。權利是伴隨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和增長的，而非與生俱來或單純靠政治鬥爭爭取來的。人民權利需要憲法和法律的確認和保護，但法定權利從文本到實現是一個實踐過程。權利是歷史的、社會的、現實的，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享有相應的權利。要正確把握權利的兩面性，堅持科學的權利發展觀。

中國發展人民權利的根本之道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通過不斷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來為人民權利的發展創條件，逐步地發展和擴大人民的權利。這是中國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權利意識不斷上升的複雜社會環境中依然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的經驗之一。權利保障的進步首先體現在司法保障方面，其次是逐步完善利益協商、利益保障、訴求表達、矛盾處理等利益協調機制。

（四）在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中，採取問題推動和試點推進的策略

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是浩繁的社會工程。從比較理想的狀態設想，應預先準備和計劃，然後付諸實行。但“頂層設計”需要在同一領域足夠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科學理論，而在社會領域，尤其政治領域，實踐對象的重複性低，又不能像自然科學和工程學那樣人為製造相似環境進行實驗，所需要的條件往往難以滿足。

法國大革命後《人權法案》、美國獨立建國後創制美國憲政體制、新中國一系列政治制度等，都是重要的“頂層設計”和實施，但都產生於新舊制度更替的革命年代。而改革是在原有基礎上的變動與完善，必須面對既有制度、既定格局等因素，被束縛於客觀的規定性之中。

法國人權宣言

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有以下基本策略：

一是“問題推動”。從現實中的問題出發，從解決實際問題中選擇突破口，實為明智之舉。解決了現實問題，證明做法的正確和取得了初步成功。積小勝為大勝，可以減少因主觀認識的侷限和判斷失誤帶來的風險。

二是“經過試點”。試點是用實踐檢驗政策和理論，可以給人們糾正錯誤的機會，具有分散風險的意味。政治體制改革最忌“一攬子”方案，一旦失誤，滿盤皆輸。經過試點就不會有大錯，即使改革失敗，恰恰意味着避免了更大的錯誤。

三是“統籌兼顧”。政治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政治改革局部的成功未必具有多大的價值，有些改革在某一方面帶來效益，卻在其他領域引發新問題。因此，政治體制改革重在評估其整體的效應。

三、中國民主建設的策略與展望

在充分肯定我國民主獲得了歷史性進步的前提下，也要清醒地看到：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只有幾十年的歷史，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國正處於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與問題的多發期。社會成員流動性加大，呈現出多元化、多層化的利益矛盾關係格局，如貧富矛盾、勞資矛盾、官商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城鄉矛盾、央地矛盾等，許多地區發生的由個別衝突引發非直接利益相關方的第三方鬧事也值得注意。

未來有較大可能保持政治體系結構性穩定，但並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風險，根據國際經驗和中國現實，權力分散、經濟波動、輿論失控等風險最值得關注。

協調各方利益，化解各種矛盾，實現社會和諧，是最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民主”、“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法仍具啓示與指導意義。

要認識到人民內部矛盾是長期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歷史現象；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作為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面；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強化公共服務，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加強和改進黨的羣眾工作；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提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制度水平。

中國從民主建設來講，由於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等諸多歷史與現實條件制約，不能採取擴大競爭性選舉的策略，這是未來長時期中都要面對的重要限制性因素。今後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任務是：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探索、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各種實現形式。

（一）分層次擴大有序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我國的民主政治實踐中佔有重要地位。我國的政治參與的主要途徑是政策性參與，即通過民意徵詢系統，把國家的法律與政策建立在徵詢和反映人民羣眾意願基礎之上，使黨的執政方略和各級政權的法律法規、政策能夠準確地反映和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實行分層次的政治參與是保證政治參與有序性的關鍵。間接民主政治實踐中要處理的一個基本關係是“精英”與“羣眾”的關係問題。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人民羣眾的政治參與，但由於信息不對稱、經驗不對稱以及利益侷限性，客觀上限制了人民羣眾進行政治參與的能力與範圍。

分層次政治參與方式是克服和超越羣眾參與侷限性的根本方法。所謂分層次參與是以利益相關性、信息充分性和責任連帶性為標準設計和確定政治參與的主體、對象和方式。

區分不同的政治事務，以利益相關程度、信息掌握程度和責任連帶程度為尺度，引導相關性強的羣體及代表進行分層次的政治參與，而不是不分層次、不看對象的所謂全面的政治參與。這樣做既從總體上保證了人民羣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又可以防止無序參與帶來的無效與混亂。

（二）推進協商民主，提高協商民主質量

發展協商民主需要進一步擴大協商民主範圍，推進民主協商的體制化、制度化。

提升協商民主的質量是未來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關鍵問題。協商民主較之選舉民主，其表達機制相對薄弱。當前我國社情民意調查工作存在缺陷和不足，尚未建立起專業、系統和完善的社情民意調查系統，由此導致協商民主的基礎並不牢固。社情民意的客觀、準確、全面的發現和反應機制應納入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議事日程。

我國應廣泛學習借鑑國外相關經驗，結合本國國情和現實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專業化的社情民意調查機構和體系，特別是應當建立相對獨立的專業化、職業化的民意調查機構，以促進協商民主質量的提高。

中國的民主政治並不排斥選舉民主。應當認真地研究選舉民主在中國的未來，對中國更具有參考價值的是與中國發展起點、發展環境和發展階段相同或相似的國家的經驗。

從國際經驗看，諸多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實行了競爭性選舉，有的國家比較順利，形成比較穩定的普選型的民主體制；但有的國家因選舉而陷入混亂，甚至影響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使國家長期動盪不寧。

慶祝“阿拉伯之春”五週年（圖/東方IC）

是什麼原因造成選舉民主的不同結果，所謂的成功“轉型”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這是有關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未來的思考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

（三）建設和加強權力制約和民主監督體系

人類的長期政治實踐表明，權力制衡作為一項防止權力蜕化、保障權力性質的基本措施是有效和可靠的，是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普遍適用的原則。

三權分立體制是一種具體的分權制衡體制，缺點是社會分歧增大、發展面臨問題時難以形成迅速有效的反應和對策。

現在共產黨已是日益專業化的執政集團，社會主義國家同樣要建立複雜的職業化管理體系，面對職業化的管理者階層逐步產生了權力制約的需要，如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相互制約。

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是相同或相似的權力主體間的相互監督和制約，民主監督的基本原理是授權者或被代表的主體對於委託者或代理人的監督和制約，這是兩個性質不同、功能相近的制約與監督政治權力的管理機制。在現階段不以擴大競爭性選舉為民主建設策略選項的條件下，二者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應沿着分類、分層、分級建立權力制約機制的方式推進權力制約體系建設。“分類”指分別在黨委、政府、人大、司法等主要權力機關中首先建立完善的內部權力制約機制。“分層”指區別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門，根據條件和需要建立各具特色的權力制衡機制。“分級”指中國的政治權力將長期處於相對集中的形態，處於權力不同層級上的制衡機制應有所區別。民主監督也是需要大力加強的重要領域。只有實行有效的民主監督，其他的民主形式才能真正發揮效力，進一步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性質才能得到真正體現。

發展民主政治還要深刻認識民主政治在本國的發展規律，在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堅持正確原則。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進一步釐清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具體區別，保證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正確方向。

沿着民主的中國道路繼續前進，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必將最終完成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

（來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