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還有位巨匠逝世，他對中國的影響更大_風聞

       　2018年3月14日，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宇宙學家，數學家，思想家，哲學家霍金去世，享年76歲。

       而這一天，恰好也是馬克思的逝世紀念日，是不是馬克思盼望的共產主義與霍金希望的蟲洞相一致呢？也許老馬的確請他去喝茶了，要在那邊，那個兩個人都不相信的世界裏好好聊聊  。

3月14日下午兩點三刻，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讓他一個人留在房裏總共不過兩分鐘，等我們再進去的時候，便發現他在安樂椅上安靜地睡着了——但已經是永遠地睡着了。

       這個人的逝世，對於歐美戰鬥着的無產階級，對於歷史科學，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位巨人逝世以後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將來就會使人感覺到。

      上面兩段，是馬克思在逝世三天後，他生前親密的戰友恩格斯在他墓前的講話內容。

在人類思想史上不乏這樣的先例，即在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逝世之後，對他的觀點、思想和學術進行持續性研究。但是，像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樣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如此廣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卻是罕見的。

而且很值得一提的是，每當出現重大歷史事件，每當“後現代”的人類處於轉折關頭的時候，人們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向馬克思，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新的闡釋和挖掘。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高度統一；它使哲學的理論主題從“世界是什麼樣子的”轉向了“人類解放何以可能”。

這一點，我們不妨再引用恩格斯的話：“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

馬克思，作為那個時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衊的人”，他絕對不是一位純粹書齋裏的學者，而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的哲學關注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把“人道主義”抽象化，用小清新式的“甜言蜜語”詞句拼湊一下，並不能真正給予普羅大眾以真正温暖。

所以馬克思的革命道路像一把手術刀，有“臨牀”功能，即它要診斷人類解放的現實主體和現實條件，這條革命道路的內在理路，依託的是形而上學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和資本主義批判的高度統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和現代性在中國的聲稱構建問題，是一體而兩面的。

  為了爭取所謂在地球上的生存權，20 世紀前期，中國的一批精英在眾多西方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與此同時也開始了現代性的建構歷程。中國為什麼要引進並實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化的境遇以及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世界以及整個現代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重大影響有關。

從外部境況看，中國是在西方強勢的現代化背景下表達其現代化訴求的，並且，西式的現代化從本質上否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內生性與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國獲得現代性身份的可能性。

於是，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下，在“啓蒙”和“救亡”兩大主題下，從清末民初開始，中國知識分子不斷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從“以英為師”到“以德法為師”，再到“以蘇俄為師”，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終勝出了？

外部條件已不允許中國以同一的方式參與全球性的資本主義運動，而近代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不僅從理論上、也從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國現代化。

從內部境況看，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只能展開一種不徹底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更無法擺脱依附性的和弱勢的民族地位，中國的民族解放與獨立道路，必須要解放和發揮大多數社會中下階級的主體性與創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國，基於自身的弱勢處境以及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信心不足，中國已無法內生性地開出一種堪與西式現代化相抗衡、進而能夠積極地影響全球現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資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國實現了兩大啓蒙任務。

就個體的羣體性啓蒙而言，中國文化傳統歷來具有羣體觀念並強調高度的羣體整合性，但這種羣體觀念一般説來還是消解個體自我意識、並以君王觀念為軸心的籠統的羣體觀念，具體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個人性的“集體”主義，在這種羣體觀念及整合方式中，不僅個性得不到保證，而且團隊、族性、社會以及人類，都難以得到一種反思性的理解與自覺。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野內，個人的羣體性啓蒙不同於資產階級啓蒙，資產階級啓蒙強調的是個人主義。

民族意識的現代性啓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務。自進入世界範圍的現代化以來，中國的民族性始終處於焦慮狀態，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遭遇的種種折磨與屈辱，也不斷動搖着國人對民族認同的自信心。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野內，正如無產階級只要具有反抗意識並付之於行動，就一定會成為先進的社會主體，處於被壓迫的民族，通過階級的或民族的自覺也會完成向現代民族性的轉換。在馬克思那裏，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主要發生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東方馬克思主義則把這一矛盾進一步拓展到西方資本主義與非西方落後國家的矛盾，並在這一矛盾中將西方資本主義本質化為帝國主義。

斯大林曾賦予十月革命以一種東方民族現代性覺醒的意義：“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 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這一段話，正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於強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民族解放與人類建構意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同樣也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運用到了東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並通過國家及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初步實現了現代性的民族自覺。

當然，相對於整個中國現代性建構使命而言，上述啓蒙還只是初步的，它還需要歷史性地拓展和提升為面向現代性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的深度啓蒙活動。

一個常見的歷史現象是，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逝世之後經常被“神話”，於是有了好多教主，如耶穌、釋迦牟尼……即使生前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在死後被請進太廟，有了“素王”的美譽，享受春秋二祭。

但馬克思不同於歷史上任何哲學家和思想家，雖然他的思想也經常被庸俗化和“鈍化”，但我們必須明白，至今仍然指導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其本質是要通過“革命的、時間批判的活動”去改變世界，最終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