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衝突”到“命運共同體”，中國應扮演什麼角色？_風聞

世界形勢在過去幾十年發生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和技術變化帶來了一個多元化和競爭性的現代國際環境。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30年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早已破產。現在人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樂觀地認為全球化即“世界是平的”。即使曾極具解釋力的“文明衝突”理論，對現在這個複雜的現代社會而言也顯得有些簡單了。

我們已生活在一個多極化世界，這種多極化不是傳統的強權政治和權力均衡。雖然中美俄“大三角”仍對世界安全格局舉足輕重，但多極化趨勢更深入了。現代化、國內秩序和國家合法性的多樣化，最終帶來國際秩序的多樣性。

對一些過去為西方民主國家所不容的國家來説，今天的多極化也給了它們自我證明的空間。國家的合法性取決於有效治理，而不一定是所謂自由民主的理想。國家主權並沒過時，只是需要重新得到更清晰的理解，即主權意味着有效和負責的治理，另外還要不斷強化法治。直到最近仍被一些人視為普遍願望的自由民主理想，因自由民主制度的“衰朽”跡象而被大大削弱了。世界主要的自由民主體制成為它們自滿的犧牲品，陷入了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學者大衞·朗西曼所説的“信心陷阱”。

功能失調已成為當下一些民主制度的特徵，比如資本在選舉中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真人秀政治”無所不在、恐懼政治與地方主義的蔓延等等。其結果是，所謂的自由民主正失去以前的那種説服力和吸引力。只有得到修正，它才能繼續成為眾多模式中一種可取的現代發展模式。

另外，當今世界的政治決策者們還必須瞭解國際硬實力對比正發生變化。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體現。中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力量和地緣政治影響力都在增強。這種變化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為此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加以解釋和預測。

艾利森教授研究了過去幾個世紀一些類似案例後得出結論：在歷史上，許多這樣的情況都以戰爭告終。今天如果也遵循這種模式，將意味着一場巨大的破壞性戰爭。我們務必避免這種情況。艾利森教授強調了擺脱這種陷阱的道德義務。當然，我們也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找到了線索。修昔底德在書中描述了戰爭的原因，即斯巴達面臨雅典日益增長的實力而產生的恐懼。但他並不認為戰爭是必然的。斯巴達國王當時提出的反對戰爭的論點，今天仍可用來反駁任何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判斷。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處理既有大國和新興大國的關係？過去的簡單答案是：遏制。但這個答案已被證明存在嚴重缺陷。因為遏制本身就必須包括戰爭的可能性，這就容易形成看似穩定實則永遠在戰爭邊緣徘徊的冷戰格局。

一定還有更好的選擇。正是本着這樣的目標，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倡導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雖然這種積極態度的目的在於促進和平與公平的合作，但西方一些評論家，尤其那些遵循西方政治思想中現實主義傳統的人，仍傾向於把它看作是中國對美國提出戰略平等的要求。中國還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結果又被一些西方國家曲解。無論如何，這些主張在中國正被嚴肅對待，切實成為積極推動國際體系轉變的方向。

這些主張和話語表達反映了一個現實，即前文所提到的，我們已生活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國際社會中。其中各個國家或力量以各種方式相互作用，有時或許對抗，但總體上是趨向合作。過去的兩極邏輯等思維已無法解讀我們現在的時代，更不用説幫助我們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中美關係視為零和博弈是錯誤的。現實中利弊總是並存，而且參與者一般也不止這兩個與制定特定政策有關的國家。

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兼學者比拉哈里·考斯坎最近解釋説，未來全球合作的新興架構很可能由多個重疊的框架構成。競爭將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內在要素，但競爭在造成局勢緊張的同時也會創造機會，開創新合作的可能性。

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越來越有能力成為這個秩序中負責任的一員，在保證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也願意分擔和承擔。因此，中國未來的目標不是擾亂現有秩序，而是要更深入地參與現行秩序和制度，提升自身的貢獻和影響。

當今國際體系的另一重要特徵，是一些重大變化往往是區域性的，而不是發生在全球層面。雖然一直呼聲不斷，但至少目前而言，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重大改革仍然進展緩慢。在此背景下，一些全球性機構的有效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全球層面的重大結構改革相應地遭遇阻礙，而真正能取得進展和成效的改革，往往發生在區域層面。

面對國際環境或國際秩序的這些變化，中國顯示出了二者兼顧而非顧此失彼的能力。亞洲基礎設施發展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都是推動區域化重大變化的例子。同時，隨着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影響力增強，其在推動全球性機構改革方面將做出更大努力，在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也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作者達尼洛·圖爾克系斯洛文尼亞前總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3月20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