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中美經貿關係轉變，還得以“我”為主_風聞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2018-03-23 11:55

2018-03-23

2018年1月初，中方代表團赴紐約參加第17次對話，並在紐交所參與了一年一度的“2018年中國經濟預測”論壇，之後赴華盛頓拜訪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務院的官員。回國後，中方代表一方面對中美貿易戰風險做了研判，另一方面又邀請國內相關專家舉行“中國經濟觀察”閉門討論會，期間盧鋒教授形成了“中美貿易戰風險上升”的報告。

在此基礎上，2018年1月2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第104次【朗潤•格政】圓桌論壇暨“中美二軌經濟對話”中方代表團報告會，邀請“二軌中美對話”的中方代表團的部分代表就中美貿易戰的風險與對策問題進行公開報告與討論。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的發言整理。

姚洋

中美經貿和戰略關係的轉變

中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是蜜月期，九十年代後，雖然中美蜜月期並未延續，但美國精英對中國的政策主張仍然是以“接觸”（Engagement）為主。克林頓堅定地相信，這樣做能讓中國越來越像美國。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超出預期，從2001-2008年之間，短短七年出口翻了五番。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突然意識到中國正在快速崛起，中國的自信心不斷增強，美國還適應不了一個自信的中國。此時，美國精英對華態度和政策也逐漸發生了變化，甚至還有官員説讓中國加入WTO是錯誤的，對華政策不再實施“接觸”（Engagement）戰略，而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hedging）。2017年底，美國白宮發佈的特朗普任期內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明確定位為美國“戰略上的競爭對手”，這一提法首度公開化。

中美貿易戰爆發的可能性分析

近年來，中國亞投行成立、“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等對美國產生了一定衝擊，也在國際影響空間上對美國形成了擠壓。但我認為，美中全面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較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由於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的制衡，美國政府除了要考慮生產商、藍領工人的利益，還要考慮美國消費者的利益。**如果美國對華全面徵收懲罰性關税，會使美國消費者成本增加，這種成本上升會讓消費者負擔加重，進而引起消費者的不滿，最終會提高特朗普失去選票的風險，這是特朗普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美國會拿出幾個行業貿易摩擦示意一下，在小布什時代、奧巴馬時代都這麼做了，他們也不想得罪美國消費者，就業是美國政府考慮的一個方面，老百姓的福利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所以更多的是示意性的，是國內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國對華的最大憂慮不在貿易方面，而擔憂中國在軍事和科學技術上的趕超。**例如，曾經有中國企業想併購德國公司，最後卻被美國CIA禁止，這一事件足以説明美國對華的憂慮主要在技術和軍事上。

以我為主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的改變

第一，增加進口和國內消費。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上提出現在的矛盾主要是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出口的快速增加將造成越來越多的貿易不平衡發展，顯然繼續大力度鼓勵出口不是我們應有的方向。在達沃斯會議上，劉鶴提出今年中國會實行更多的開放政策，將持續增加進口力度。中國每年進口大約兩萬多億美元，其中消費品進口僅佔3%-4%，不足其他國家的一半。因此，我認為中國已經到了繼續開放消費品進口市場的時候。此外，在經貿關係方面要以國內需求為主，中國經濟在轉型，需要增強國內消費。

第二，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持續擴大外資開放領域，激勵民營企業做得更好。負面清單制度説了不止10年，至今還未能出台，現在的行業管理都是有罪推定，導致行政成本極其高昂，也使得部分產品國內價格遠遠高於國外市場價格。政府應該及時出台負面清單，擴大對外和對內開放，增加行業競爭水平，通過“快魚”激活“慢魚”，激勵民營企業創新發展。比如，從家電、汽車等行業對外放開競爭的歷程來看，放開競爭後，民營企業沒有倒下，反而促使我們的民營企業做得更好。

第三，實行國企改革。美國對中國抱怨很多的一點就是國企的補貼太高了。如果現在去清算國有企業在海外的資產，恐怕80%危機之後購買的資產都虧了，而且不是虧一點點。這些錢都是拿國家補貼得來的，從我們國內來説，這種海量的補貼也不是應該的。

因此，我們應以中美貿易摩擦的外溢效果來推進國內的改革，如果能做到以中國“我”為主的立場，重新考慮中美經貿關係，也許會把中美關係理得更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