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觀察③威權之下：從前蘇聯最後的告別者到中亞經濟的優等生_風聞

1991年12月8日，白俄羅斯、俄羅斯與烏克蘭三國領導人在白俄羅斯西部風景宜人的別洛韋日簽署《別洛韋日協定》（Belavezha Accords），正式宣告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蘇聯的解體。八天之後，哈薩克斯坦宣佈獨立，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內陸國家誕生了。

26年來，哈薩克斯坦過得怎麼樣？這個新興的獨立國家是如何克服“自由的失重”，如何避免其他前蘇聯國家因政權終結而導致的經濟崩盤、政治動盪和意識形態真空的？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既是答題者，又是答案本身。因為納扎爾巴耶夫是哈薩克斯坦第一任總統，也是該國迄今為止唯一的總統。事實上，哈薩克斯坦的建國史，由納扎爾巴耶夫的五選五任所標註。

前蘇聯最後的告別者，中亞經濟的優等生

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評估它們獨立之後的發展道路，一個説法頗為有趣：急着離開的過得最糟，最後告別的過得最好。前者説的是烏克蘭，後者説的是哈薩克斯坦。

可引為參照的是，2013年，哈薩克斯坦的國內生產總值（2319億美元）已大幅甩開烏克蘭（1833億美元），成為原蘇聯地區第二大經濟體。哈薩克斯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91年的1512美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12276美元，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所有突厥語族國家中排名第一。2015年，哈薩克斯坦政府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其官方貨幣堅戈（tenge）高台跳水，令其20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滑到一萬美元以下，但仍遙遙領先於中亞其他四位“斯坦”兄弟，與土耳其不相上下。

二十一世紀開局十年，哈薩克斯坦經濟年均增速近8%，加上在社會發展等各方面取得長足進步，有鑑於此，該國與中國、印度一同被認為是由“亞心地區”分別向西、東、南駛發的三列經濟高速火車。

而這一切，建築於蘇聯解體後的廢墟之上。念及此，不得不對這個地處中亞腹地的國家刮目相看，稱之為被動和逆境中的崛起，毫不為過。

在克里姆林宮高層的地理認知層面，哈薩克斯坦歷來是佈滿礦井和洲際導彈發射井的南部邊陲。值得玩味的是，直接導致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協定》，其簽署者分別是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個“主流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葉利欽（Boris Yeltsin,1931—2007）、舒什克維奇（Stanislav Shushkevich，1934—）和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34—）。納扎爾巴耶夫被擋在重要決策門外，哈薩克斯坦沒有資格出席決定自己命運的儀式。

回顧往事，就性質而言，哈薩克斯坦的獨立是一種被強迫的自由，一份突如其來塞到手中的大禮。這也就解釋了，哈薩克斯坦何以是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中最後一個宣告獨立的國家，她離開那個龐大帝國的腳步何以會猶疑不決、躊躇不前。

與克里姆林宮高級官員們的觀感不同，在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中，哈薩克其實是與俄羅斯融合度最高、對前蘇聯依附性最強的非斯拉夫民族共和國。在目前的中亞五國裏，哈薩克斯坦是唯一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家，同屬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格局。無論蘇聯解體前後，哈薩克與俄羅斯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前蘇聯衞國戰爭（1941—1945）的後三年，哈薩克提供了最多的兵源；前蘇聯意識形態對哈薩克有着非比尋常的影響，許多哈薩克老人也對紅色年代念念不忘。

正因為如此，當獨立猝不及防到來時，哈薩克斯坦所經歷的痛苦就更為明顯。獨立之初，哈薩克斯坦繼承了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然而與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的經貿紐帶卻被切斷了，其經濟安全和領土完整都面臨嚴峻挑戰。獨立後第一年，哈薩克斯坦就遭遇了惡性通貨膨脹，通脹率達到了將近3000%，之前通用的蘇聯盧布徹底淪為廢紙，預算赤字飛速增長。直到1993年，哈薩克斯坦才推出了自己的貨幣堅戈。隨後又接連遭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俄羅斯經濟危機的衝擊。整個上世紀九十年代，哈薩克斯坦都在疾風驟雨中度過，也在手忙腳亂地進行調整。

為重振經濟，讓廢棄的工廠和礦山復工，1994年，哈薩克斯坦啓動大規模經濟改革，艱難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之路，扶植私營企業，吸引外來投資。其經濟真正實現騰飛，始於石油價格較低的世紀之交，石油的大量出口強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民生的改善。2004年後，隨着石油價格上漲，政府參與經濟越來越多，積累的石油財富用以回購早些年出售的涉及國計民生的核心企業；“國家基金”的設立，使石油收入在富餘年景能儲備起來，以便在蕭條時期平衡收支。

如今，在整個中亞地區，哈薩克斯坦是毋庸置疑的經濟優等生。當然，她也面臨眾多問題。譬如，產業結構單一，經濟過度依賴石油出口；再譬如，貧富差距擴大，政府對社會發展的投入不足。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也成為影響哈薩克斯坦經濟穩定的主要因素。

不過，哈薩克斯坦雖立國不久，民眾似乎已習慣於納扎爾巴耶夫帶給他們的一切，不論是繁榮抑或與繁榮伴生的危機。正如該國一位媒體觀察家所言，納扎爾巴耶夫常常能在最黯淡最絕望的時刻，找到扭轉局面的鑰匙。善意理解，這是自信；悲觀看待，這是迷信。但無論如何，都源自納扎爾巴耶夫強大的性格力量：審慎、務實而堅韌。

最有前途的少數民族幹部，哈薩克斯坦之父

1991年12月1日，在宣佈獨立之前兩週，哈薩克斯坦舉行了史上首次總統選舉。對納扎爾巴耶夫來説，本次選舉的競爭對手是空氣，他的得票率98.78%説明了一切。在完成這個必要的過場之前，納扎爾巴耶夫的身份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

在中亞地區，納扎爾巴耶夫的角色轉型具有標本價值，即從前蘇聯的黨政官員，搖身一變為新興獨立國家的開國元首。納扎爾巴耶夫的同僚還包括烏茲別克斯坦首任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 ，1938—2016）、土庫曼斯坦首任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1940 —2006）、吉爾吉斯斯坦首任總統阿卡耶夫（Askar Akayev，1944—）和塔吉克斯坦首任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hmon，1952—）。

以上五位，雖然年齡有差異，學歷有高低，出身背景也不盡相同，但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其一，都是前蘇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又在蘇聯解體後以本民族利益代言者的面目示人；

其二，都對前蘇聯體制都抱有複雜的情感，簡單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其三，都為前蘇聯中亞信奉伊斯蘭教地區的少數民族幹部，又都在蘇聯解體後重拾了伊斯蘭教信仰；

其四，都有相當長時間基層具體業務部門的工作履歷，具有濃厚的技術官僚色彩。與此相關，他們性格中都有現實主義傾向，在應對和處理複雜政治局面時，謹慎多於率性，理智多於情感。

比起其他四位，納扎爾巴耶夫也有得天獨厚之處：

首先，納扎爾巴耶夫在前蘇聯體制內，有更高的甚至稱得上是非常高的職務。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時，他就被認為是蘇聯“最有前途的少數民族幹部”。1990年，他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全聯盟僅次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第三號實權人物。

其次，納扎爾巴耶夫在蘇聯解體前便深耕哈薩克斯坦，深得民心。1986年冷處理“阿拉木圖事件”，體現了他善於調解矛盾衝突的才幹，令其政治威望迅速上升。而正因為此事，納扎爾巴耶夫“哈薩克問題唯一調停人”的地位得以一舉奠定。（阿拉木圖是哈薩克共和國首都。1986年12月，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下令解除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庫納耶夫的職位，一些哈薩克族學生走上街頭抗議示威，遭到軍警襲擊，釀成流血衝突。整個事件中有2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編注）

再次，納扎爾巴耶夫有更強大的身體素質、思考能力和精神力量，這使得他能在變幻莫測、跌宕起伏的中亞政壇遊刃有餘、屹立不倒。時至今日，卡里莫夫、尼亞佐夫已經病逝，阿卡耶夫已經下野，拉赫蒙幾經沉浮，納扎爾巴耶夫卻一以貫之，大權獨攬。那些在蘇聯解體前就活躍於高層的政治人物中，至今仍活躍於政壇乃至執掌江山的，納扎爾巴耶夫算得上是極為罕見的特例。

當今的西方政治家稱納扎爾巴耶夫是一名“柔性獨裁者”，但他們忽略了一點，培育“獨裁者”的政治土壤是一片渴望巨型座標的草原。在哈薩克斯坦國內，早在本世紀初，西方政治家口中的“柔性獨裁者”便已贏得了“哈薩克斯坦之父”的稱號。 

1940年7月6日，納扎爾巴耶夫出生於阿拉木圖附近切莫千村（Chemolgan）的一個普通哈薩克族牧民家庭。由於二戰及旱災的影響，哈薩克斯坦經常發生饑荒。因此，納扎爾巴耶夫對童年記憶最為深刻的便是經常飢腸轆轆，他後來回憶説：“那時候什麼是充足的、可盡情享受的呢？那就是阿拉套雪峯頂上的藍天、燦爛的陽光和山中無與倫比的清新空氣。”如此的童年生活和成長背景，其所孕育的人物，堅韌是必備的性格。

▲青年時代的納扎爾巴耶夫

1958年，納扎爾巴耶夫來到烏克蘭鋼鐵之都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第八技工學校學習，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哈薩克去看外面的世界。兩年後，他回到哈薩克共和國參加工作，在卡拉幹達冶金聯合企業裏當過鑄鐵工、高爐工、調度員、工長。整整七年冶金工人的經歷，磨鍊了他的意志。上世紀七十年代，納扎爾巴耶夫涉足政壇，1989年任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1990年任哈薩克共和國總統。在黨政兩條線都成為哈薩克共和國一把手的時刻，蘇聯解體，時勢成全了這位政治強人：在最具備經營能力的年代，他得到了一筆從天而降的政治遺產。儘管，這份政治遺產也伴隨着風險。

實用主義締造哈薩克斯坦模式

蘇聯解體，納扎爾巴耶夫繼承了一筆政治遺產，但這筆遺產必須審慎對待。所謂遺產，是哈薩克斯坦的土地、人口、資源等硬件，以及最重要的元素——權力。而與之伴生的風險是：權力的源頭已蕩然無存，行使權力的環境也大為改變。

如若將哈薩克斯坦比喻為一艘航船，那麼在1991年之前，她屬於一支艦隊，而1991年之後，她則獨自航行。船長依然是納扎爾巴耶夫，但於他而言，原來的航道不復存在，而新的方向有待探索。

1991年4月，也就是蘇共已喪失法定領導地位而蘇聯尚未解體之時，納扎爾巴耶夫的第一部政論著作《不右也不左》出版，書中明確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何謂“不右也不左”？就是既反對蘇聯貫徹了幾十年的斯大林模式，也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依據當時的語境，納扎爾巴耶夫的“不右也不左”還是從全聯盟的格局來思考問題。（《不右也不左》系俄文版書名。1995年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書的中譯本，在徵得作者同意後, 改名為 《探索之路》。——作者原注）

▲納扎爾巴耶夫大學

不過，鑑於當時的政治局面，蘇聯已不可能成為納扎爾巴耶夫思想的試驗場，他的“自己的路”是在故鄉哈薩克斯坦開闢的。納扎爾巴耶夫在哈薩克斯坦探索和開闢的這條道路，即人們今日所熟知的哈薩克斯坦模式，具體而言，就是由威權引領的國家治理模式。應該説，哈薩克斯坦模式帶有鮮明的經驗主義色彩，是一位政治人物受命於危難之際所必然採取的實用主義應對。

其一，以“先經濟後政治”為導向的發展方針。與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將政治改革當作重點不同，哈薩克斯坦建國後，納扎爾巴耶夫的興國路線以經濟為起點，他曾説過：“我們當然要發展民主政治，但也應該是先經濟後政治。民主政治需要學習，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要求形成思想文明與行為文明。哈薩克斯坦代表了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新模式，隨着哈薩克斯坦經濟的崛起，社會力量的崛起，必然會推動國家政治民主化的良性進程。”

顯然，“先經濟後政治”導向的確立，基於對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深切反思和對哈薩克斯坦國情的深刻了解。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初，國家財政收入不斷下降，社會保障收不抵支，養老金及醫療費用拖欠等現象時有發生，貧困問題有增無減。而“先經濟後政治”明確了國家發展的路徑，抓住了建國後二十多年的寶貴時間，有效振興了國家經濟，為改善民生構建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中亞經濟領頭羊的成績單已經充分證明了這種導向的明智，也進一步提高了納扎爾巴耶夫的個人威望。

其二，以“總統共和制”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哈薩克斯坦建國之初便搭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憲政體系初步確立，民選、多黨制、三權分立、保障言論自由等民主要素一應俱全。與此同時，以總統為核心的國家權力格局也在不斷強化。根據哈薩克斯坦憲法，哈薩克斯坦實行總統共和制，總統是整個政治系統的中樞，具有任免總理、解散議會的權力，而議會的權力僅限於起草與通過總理和政府提出的草案，總理幾乎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力。此外，議會上院三分之一的議員由總統任命，軍事與安全部門負責人及重要成員也由總統任命。在政黨制度上，納扎爾巴耶夫所屬的“祖國之光”黨則在議會中處於獨大地位。

不難發現，“強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擁有絕對的國家權力，並且這位“強總統”通過不斷修憲為“終身強總統”奠定了合法性，這是哈薩克斯坦政治制度的實質。這種個人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又是在民主的殼體下運作。納扎爾巴耶夫毫不掩飾他對新加坡模式的讚許，認為強有力的個人和政黨長期領導國家同樣具有民主的若干特徵。西方政治家據此稱納扎爾巴耶夫為“獨裁者”，可誰也無法否認，哈薩克斯坦政體是無可指摘的民主形式。納扎爾巴耶夫和“祖國之光”黨的長期執政，亦符合程序正義。納扎爾巴耶夫的威權體系，整合了秩序，維持了穩定，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起，哈薩克斯坦沒有出現過重大的政治動盪和民族衝突，這為經濟轉型和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伊斯蘭教為主體信仰的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不可動搖的個人權威，有效填補了原有意識形態消散所形成的真空，阻止了原教旨主義乘虛而入，具有天然的世俗化取向。哈薩克斯坦獨立後頒佈的憲法中明確規定了“政教分離”的世俗化原則。在此後的歷次修憲中，這個原則被一再重申與不斷細化。與之相應，在“可控民主”下，社會層面的高度秩序感，也防止了宗教極端思想在底層的傳播。

考慮到近年來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鼓動下所爆發的中東版“顏色革命”無一例外都最終結出了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惡果，有理由説，納扎爾巴耶夫的威權體系意外地構築了一道阻止神權吞噬世俗政權及至人權的防波堤。此等效應，超越了“威權主義是社會經濟基礎還不強大的國家走向發達國家的一種政治過渡形態”的理論假説，成為在未來很長時段內值得探討的話題。進而言之，若將世俗化視作現代民主政治的首要指標，那麼納扎爾巴耶夫的威權統治就絕非權宜之計。

其三，以“大哈薩克主義”為前提的民族政策。前蘇聯時期，大俄羅斯主義的推行，曾嚴重傷害過包括哈薩克族在內其他各民族的感情，納扎爾巴耶夫本人也是深受大俄羅斯主義傷害的代表人物。在政論《不右也不左》中，納扎爾巴耶夫表達了自己的憤懣：“哈薩克斯坦的一個特點是, 它的主體居民雖是一個最大的民族集團，但卻是不佔共和國人口絕對多數的唯一共和國。哈薩克人被有意識地貶損為二等人， 因此在他們心靈深處自然地就聚集起怨恨。” 

正是基於這樣的情感認知，納扎爾巴耶夫提出自己的民族政策：強調維護哈薩克民族利益、高揚哈薩克民族意識、復興哈薩克民族文化和精神。政府又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確認哈薩克文化佔“無可爭議的優先地位”，主張哈薩克族為“尊貴民族”，連續召開世界哈薩克人大會，給予散居國外的哈薩克人“雙重國籍”，並動員他們“迴歸祖國”。上述舉措在非哈薩克族居民特別是俄羅斯族中造成了社會恐慌和人口流失。

納扎爾巴耶夫要求復興自己的民族文化，本無可非議。但在一個擁有125個民族（哈薩克斯坦國家統計署2012年數據）、主體民族至今仍未超總人口數三分之二的國家，以“大哈薩克主義”取代“大俄羅斯主義”顯然不可取。事實上，這種基於“勢”的主體民族優先政策，有可能激起其他民族反彈，為納扎爾巴耶夫一貫反對的“民族自決”提供口實。

好在納扎爾巴耶夫還不是極端民族主義者。哈薩克斯坦建國後，在公開場合，他還是倡導民族平等，強調民族團結，表示“哈薩克斯坦不僅是哈薩克族的，也是全體哈薩克斯坦人的”。不過，這種政治家的口號式語言若無法落實於行動，那自然流露的民族主義情緒會危及社會穩定。而民族問題一旦與經濟社會甚至宗教問題捆綁，在特定時刻，會造成國家動盪。2011年12月爆發的“扎瑙津事件”即是一例，事件發生在哈薩克斯坦西部裏海沿岸城市扎瑙津，由幾個月前的工人罷工引發，最終導致16人死亡、百餘人受傷，損失1200多萬美元。

納扎爾巴耶夫之後？

獨立區區26年，對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來説實在太過短暫。從目前看，哈薩克斯坦必須仰賴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垂直領導。但當人們將目光投向她的未來，會有更多思考。

第一，前蘇聯體制的巨大慣性。納扎爾巴耶夫是前蘇聯的高級黨政官員，是前蘇聯體制內有見地的思考者，他深諳這個體制的弊端，但在思維模式、價值觀念、行事風格上又被這個體制巨大的慣性所裹挾。哈薩克斯坦立國之初，納扎爾巴耶夫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他對前蘇聯體制深刻反思的現實投射。不過，隨着納扎爾巴耶夫治國的深入、統治的穩固，前蘇聯體制強大的慣性逐步顯現，那些具有鮮明前蘇聯體制色彩的元素迴流滲入到了哈薩克斯坦模式當中。納扎爾巴耶夫所批評和否定的東西，已悄然置換了他最初所秉持的東西。

第二，哈薩克斯坦的國情邏輯。哈薩克斯坦是一塊“崇拜領袖”的政治土壤，普通百姓對以納扎爾巴耶夫為核心的精英集團以及他們的一些非民主行為，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默認。而在歷次選舉中，納扎爾巴耶夫始終如一的高得票率，體現了國民對威權體系的巨大包容度。立國之初的鎮痛，使民眾對民主化進程持謹慎態度，推進民主化的動力不足。威權體系的統治基礎，不僅是擁有權威者，更是威權之下的萬千民眾。這是哈薩克斯坦的國情邏輯。

第三，威權體系的未來。哈薩克民族很古老，但哈薩克斯坦很年輕。哈薩克斯坦模式，就性質而言是獨立之初的應急選擇，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關於未來，經驗主義者往往不會提出什麼是正確的，而是指出什麼是錯誤的；不會告訴人們要去哪裏，而是提示人們哪裏不能去。有納扎爾巴耶夫在，他能憑經驗和智慧，在最黯淡最絕望的時刻，找到扭轉局面的鑰匙。問題是，當這個擁有巨大威望的人抽身而去，誰來填補他所留下的空白？人們很難預測納扎爾巴耶夫之後的哈薩克斯坦會變成什麼樣，哪怕憑藉納扎爾巴耶夫的經驗和智慧。